【大纪元3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与世界各国比较起来如何﹖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以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最近发布二零一零年“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报告，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一百四十名，对比香港在全球排名第一，台湾第二十七名。
过去十余年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以及华尔街日报每年定期追踪及发布“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以作为评估个人控制其劳动与财富基本权利的程度。在经济自由的社会，个人得依其意愿自由劳动、生产、消费与投资，并且受到国家的保护以及充分赋予的自由。此外，政府容许劳工、资金与货物自由移动，并且不会施加非维护自由本身所必要的高压与限制手段。
传统基金会以及华尔街日报系以十项要素作为衡量经济自由度的基准，包括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支出、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物业权利、免于腐败以及劳动自由。每一项要素均给予零到一百的数值代表自由的程度，一百代表自由最大值，再以十项要素的总平均值作为衡量整体经济自由度的程度。
二零一零年，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为五十一，在全球排名第一百四十名、在四十个亚太地区国家排名第三十一名。其总体评分为二点二分，较去年为低且低于全球与亚太地区的平均值，主要因为投资自由度和劳动自由度的显着下降。
总体而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受益于全球贸易与投资以及改革，才有今天的经济表现，但中国共产党仍然维持经济决策无限上纲的权力，控制大多数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传统基金会发展“经济自由指数”的这十年多来，中国迈向更大程度经济自由化的脚步十分缓慢。沿岸城市的发展只是深化其与中国内地生活水准与经济差异的鸿沟。外人投资与司法系统都受到控制与政治左右，此外，中共仍然严密控制金融部门，而且所有银行都是直接或间接为中共所持有。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维持严格控制的政治表达、言论、宗教和集会。任何可以组织大规模运动的社会群体，都被中共认为是一种威胁。中共正在努力控制持续恶化的环境、人口压力、以及社会的不安。
以下是传统基金会公布二零一零年中国十项要素的自由度。
商业自由度为49.7，在中国境内设立与经营企业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取得营业执照平均必须通过十八个程序以及二百一十八天，高于全球平均值。此外，中国缺乏法律和法规的透明度。
贸易自由度为72.2，二零零八年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率为百分之三点九，有关进出口的非关税措施项目繁多，加上海关的贪腐，都增加贸易成本。非关税障碍是如进出口限制、签审、不透明的税则分类、复杂的检验检疫规定与标准、补贴、服务贸易市场的限制等是使本项评比分数不高的主要原因。
财政自由度为70.2，中国的所得税以及营所税很高，最高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四十五，最高的营利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五。此外，还有其他税赋包括增值税和房地产税。在最近一年，整体税收收入占中国GDP的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三。
政府支出度为88.1，政府支出包括消费和转移支付不高。在最近一年，中央财政支出相当于GDP的百分之十九点九。大多数行业的企业仍为国营。
货币自由度为70.6，通货膨胀已趋温和，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八年间之平均值为百分之五点二。市场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但中共仍然控制石油、电力、医药、煤炭、农产品和其他主要货品的价格。补贴是中共用以压低价格的主要手段。由于价格的扭曲使得本项要素被扣除十五分。
投资自由度为20.0，中共对于外人投资的管理是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等四类。投资者必须面对管理规定的不透明，以及复杂与相互矛盾的法律、执行、贫乏的知识产权保护、腐败、保护当地企业等。资本交易受到严格管制。
金融自由度为30.0，中国复杂的金融体系是受到中共的严格控制。二零零八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金融机构大约有五千六百家。中国只有两个私有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占总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共指示贷款的分配，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目前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只占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程度仍属有限。因此在中国如何取得更多的金融服务仍然是一项挑战。
物业权利度为20.0，中国的司法体制薄弱，许多公司诉诸仲裁。地方官员无视法院的判决，所有土地都是国有，个人和企业仅可以拥有和转让长期租赁，但受到很多限制。中国未能有效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版权、专利、商标名称和营业秘密经常被盗。
免于腐败度36.0，腐败被认为是普遍。腐败会影响银行、金融、政府采购、建筑，而且缺乏独立的调查机构和法院。
劳动自由度为53.2，中国的劳动法规阻碍整体就业和生产率的增长。雇用劳工的非工资成本高。解雇劳工可能需要事先咨询当地劳动局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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