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4日讯】看罢媒体最近关于赵作海冤案的报导，给我印象最深的倒还不是赵作海遭受过的严刑逼供，而是他被错判死刑后对法律的彻底绝望。
当年，判决结果下达后，赵作海曾一度表示要上诉，但很快决定放弃。他解释原因说：“我彻底绝望了。”入狱后，赵作海仍然“不敢想翻案”，因为觉得“没啥指望了。”即便是在“被害人”重新现身，冤案真情已经大白于天下之后，当调查人员来到监狱核实案情时，赵作海仍旧不敢吐露真情，“干部们提审我，一天提好几回，问有没有杀人，我说我不知道，有好几天都不敢说。”
那么赵作海为什么会对法律彻底绝望？这种绝望又说明了什么呢？
正如司法界有关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公检法这三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能依法办事，赵作海的冤案就不会产生，但在实际当中，因为政法委的强行干预，这三个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发生了有法不依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警方。其实，对于存在冤枉赵作海的可能，办案警察并不是一点不清楚，至少案子办到最后，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解决尸体身份这个最重要的证据。但因为上级历来有命案必破的要求，能不能完成承担的任务关系到自己的考核和升迁，破了案，一切光明，不破案，则一切灰暗，所以他们才会明目张胆地置法律和公民的权利于不顾，用严刑拷打逼迫赵作海认罪
与警方不同，商丘市检察院从一开始就对柘城县公安局交来的案件卷宗存有异议，认为警方提供的赵作海杀人分尸的证据存在明显漏洞。加之赵作海在检察机关又全部推翻了原有的供词，控诉自己遭遇刑讯逼供，所以商丘市检察院曾接连三次将卷宗退回柘城县公安局，要求他们重新侦查。最后，因为警方始终解决不了尸源问题，商丘市检察院曾决定不再受理此案。
然而，这之后的2002年，在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过程中，商丘市政法委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题研究会，柘城县公安局在会上汇报了赵作海一案的案情，商丘市检察院以及中级人民法院发表了意见。在这次会议中，检察院依旧表达异议，但令人蹊跷的是，尽管在尸源等重大证据方面，柘城县公安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新进展，公检法三个部门最终集体研究的结论却变为了认为该案具备了起诉条件。商丘市政法委负责人并在案件卷宗上作出了“快审快判”的批示，要求检察机关在20天内起诉到法院。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政法委发话后，检察机关不想接这个案子也得接了。任务落到了时任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助理检察员郑磊的头上。不过，在仔细研究了卷宗后，郑磊发现警方在该案中有四点硬伤，便向自己的领导作了汇报，而对方的回答是：“政法委要求20天内起诉，你起诉就完了。”就这样，尽管有满肚子的疑问，郑磊最终还是不得不制作了起诉书，以被告人赵作海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他对媒体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上面都定了调调，作为公诉人员我们要不选择起诉，要不就辞职不干，最后我还是妥协了，但心里一直不好受。”
当然，事情即使一错再错到了这一步，如果法院能够坚持依法判案，赵作海的冤案仍然有纠正的可能。但问题是检查机关最终没能抗得住政法委的旨意，法院又有什么能耐能抗得住呢？当然也不能！那毕竟是它们的老大，他们的饭碗和前程都在它手里捏着呢。于是，接下来的审判不过是在贯彻政法委的指示，整个庭审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纯粹就像是在走过场。胡泓强是当年为赵作海辩护的律师，他从卷宗中看出了赵作海杀人证据不足的问题，赵作海也对胡泓强诉说了自己遭遇刑讯逼供的情节，因此胡泓强在法庭上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但因为有政法委领导的批示在先，法庭当然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于这个判决，现在受命调查冤案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杨松挺表示，如果证据确凿，按照当时的政策判断，杀人肢解这种恶劣犯罪情节，赵作海应该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正因为案件存有疑点，是疑难案件，也是存疑案件，所以合议庭才在判决上留有余地，最终疑罪从轻，判处了赵作海死缓。尽管杨松挺表示法官应该具备良知、职业道德和独立判断，应该排除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但是对于法院当年受到了怎样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他却拒绝回答。
这些年来，官方媒体一直对全世界宣称，中国政府不但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而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可纵观赵作海冤案产生的整个过程，何曾有一丝一毫法治的影子？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查院和法院，到头来不都还是在看领导的旨意和脸色办事吗！不但警方对赵作海的严刑逼供是为了确保完成命案必破的上级指示，而且检查院和法院对赵作海的错诉错判也同样是在贯彻执行“快审快判”的领导批示。这一路，只见权力嚣张跋扈，却不见法律主持正义，无权无势的赵作海，当然免不了任人宰割的下场。人命关天的大案都这么办，其它案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试问，如此无用的法律怎能不让赵作海和更多的赵作海们绝望？而这样的绝望不正说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权大于法的国度，说明所谓“依法治国”的徒有虚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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