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讯】1949年之后的中国民运至今已有数十余年，可谓“屡败屡战”，这几十年的民运既有极其光辉的一面，又有其悲壮的一面。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省察和总结。
今日读《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五》一文，颇为感慨。此文说道：“‘一打纲领不如一次成功的行动’，现在的人很难想像，在197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30周年之际，民主墙政治刊物及《今天》文 学杂志与星星画展的艺术家们共同组织和参与了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从北京西单民主墙到六部口，并接近了华国锋邓小平主政的中共权力中 心：中南海；后经前三门到王府井大街对面的中共市委大楼。当时，此次行动引起中外媒体及各方的关注，在包括欧普雷先生在内 的北京大学的一些外国留学生，代表西方媒体，直接与民主墙人士接触，了解实情，即使是在今天，对于双方来讲，都肯定是异常勇敢的行为”。
此段文字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三十年前，让回忆起悲壮的“民运史长河”的早期居然还有这样的成功“战例”。这个“战例”值得研讨和吸取宝贵经 验。须知没有经验吸取和民运史的省察，就会不知胜之所以胜、败之所以败，中国何时可以取得民主运动的胜利呢？
1979年的中共统治要比“改革开放”后要严酷得多，这时 候要在中共30周年“国庆日”的北京举行成功的示威游行？恐怕不清楚此事的人，还以为那是“天方夜谭”的传闻呢！但是，这是事实！
1979年10月1日示威游行的成功经验，笔者以为有四点。
一、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的第一原因是：核心领导人要有明确的民主宪政的自觉，所以，讲究民运战略和策略，并且善于团结队伍。
徐文立先生是1979年10月1日民运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的实际领导人，他在1978年主编《四五论坛》，又在1980年的“武汉会议”、“北京甘家口会议”，有为中国民主运动建党的计划。1980年代在狱中提出了“第三共和”的思想。徐先生是民运中先知先觉者之一，所以，在民运战略和 策略上很讲究，1980年11月还提出不激进不保守、很有政治智慧的“庚申变法建议书”，他是民主墙民运时期的最后一批 被捕的，然却是判刑罪名最重、刑期最长的。
从1979年中共“国庆日”的示威游行看，充分体现了徐文立等领导者的战略明确、策略得当，最终功成身退。
首先，凝聚核心力量，“当时北京的较有影响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到这次游行中来了。”[1] 形成共识和团结力量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次，有民主理念的自觉，且清醒认识到中国民主化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战略进程。所以说：使游行“师出有名”，行“哀兵必胜”的策略。在“一党独裁” 的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这个策略只要应用得当，会逐步取得必须的、点点滴滴的、阶段性的“必胜”，乃至成全最后的“必胜”。注意“师出有名”又注意策略，如：把“维护宪法游行”六个字放在了横幅的正面，把“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横幅的背面。制定“以虚求实”的方案，“虚的”是要求其某一低级的具体部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赔礼道歉。“实的”，就是给民间艺术家一个公开展出的地点，正式举行“星星美展”。这是追求阶段性的胜利，不急不躁、不强求全胜，这种明智的战略和策略是这次游行诉求成功的一大原因。[2]
二、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经验之二是：有民主的自觉，同时还要有对于中共本质有清楚认识，所以，才能审时度势而“知彼”，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进退自如而成功。
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就是建立于这个思想自觉 的基础上的。徐文立写道：“我们将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有几百万军警的专制政权，我又是亲眼见过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残酷镇压的。”同时，依据中外民运知识经验的积累，借鉴了苏联的民间艺术家在莫斯科经过抗争而迫使当局让步而举办艺术展的前例。“我分析了在‘十一’这个敏感时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们做出一定程度让步的可能”；同时，林乎加是没有北京地方势力根基的新的北京市委书记，更怕出事不可收拾，会保守地作出‘息事宁人’的让步。这些预估皆得到了事实证明。 [3]
鉴于此，徐文立等人在谈判的策略上制定“以虚求实”的方案，“虚的”是要求公安分局赔礼道歉，但这不是实际目的，因为“那比登天还难”。“实的”，就是给民间艺术家一个公开展出的地点，正式举行“星星美展”。这才是实际追求的目的。谈判一有成果，就立刻结束游行、解散队伍，给中共一个“下台阶”。“如果当时不解散，继续坚持，官方是准备抓人的。”[4]
这是大胆进取（“国庆日”示威游行）、见好就收、功成身退的谋略，这是很有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的。
回想“八九民运”，就缺乏这种“知已知彼”、见好就收、功成身退的渐进战略的明智，只知“大胆进取”，失去一个又一个可以取得局部成果而功成身退的机会，最终形成悲剧。这是由于“不知已不知彼”。
三、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的经验之三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领导人要有勇于牺牲的担当精神，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天悯地的心怀。
徐文立坦白道：如此正义的游行，大家却都是提了脑袋来参加的啊，首先要取得官方的承诺，使得参加今天游行的朋友们得到“安全保证”至关重要。我心里清楚，我难免会有一天要承担全部的“罪责”，甚至为此付出“一生一世的自由”作为代价！之后，我在1982年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刑罚——15年徒刑4年剥权。“星星美展”的群体蜚声海内外之时，正是我在狱中煎熬时光之日。……。[5]
多少民运大贤为民运付出鲜血和大好年好，很多人还付出家破人亡的一生代价。作为民运领导人的“殉道者”的精神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要无私， 才能临危而气定神闲。如果领导人没有牺牲精神，就会临阵心乱，更糟的情形是决策有私，使民运或激进或畏缩。在几十年民运史上，这样的 教训并不少见。
四、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经验之四是：事前计划周密，过程中把握住主动权和微妙的形势，然后功成身退。
政治不仅讲智慧，也是一门精致的艺术。面对强大的极权主义统治，民运更是一门极其讲究细节的政治艺术。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游行可以说是一件讲究细节的“民运艺术品”。
例如：游行前的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准备游行的《联合公告》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各个民刊都积极刻印传单，尽快地把为什么要举行“十一”游行的原因传播到各大专院校、大型国营企业和广大市民中间去。第二件事是“力争取得未游行，当局就让步”，特意安排了人昼夜监守“民主墙”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联合公告》不被撕毁。第三件事，为了游行不被破坏，组织了“游行纠察队”、规定了纪律和统一的口号。第四件事，突出我们游行的合法性，把“维护宪法游行”六个字放在了横幅的正面，把“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横幅的背面。
再例如在与中共的斗智斗勇上：游行过程中，遇上军警的拦阻，徐文立示意整个队伍原地停下。不想两侧围观的人群中，却响起了“冲过去！”的喊声，徐文立和游行队伍没有理会，显示了预先有组织的定力。事后揣测，喊“冲过去！”的人中很可能就有共产党的便衣警察。
再例如：取得成果后，就结束游行给官方“下台阶”。徐文立回忆道：“我却又把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各民刊的代表，聚拢在一起。我说，为了防止事情有反复，官方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应该起草一个公告，讲清事情的经过，以及官方所做的承诺，特别强调这次游行是迫不得已的，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6]
真希望以后的民运活动皆能成为这样的精致的“艺术品”。可惜，民运的政治活动的“艺术品”太少了，能领导这样民运“艺术品”的领导人也太 少了。
现在，本文关注的是吸取历史教训，是对事不对人，有所批评也是出于公而已。尽管“八九民运”是波澜壮阔的民运大潮，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是一个个例，规模和影响上不能与“八九民运”相比。但是，还是可以从民运的自觉程度以及战略、策略上进行比较。相较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游行的战略和策略，“八九民运”几乎缺乏“知已知彼”，亦缺乏明智的渐进战略和策略，不注意实际政治形势，不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强求胜利。为什么呢？固然“八九民运”主流力量是学运，未有丰富的政治磨炼及社会经验的学生很难一下子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策略路线。但是，现在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鉴往”而开来。
当时学运没有完全省察“全民党文化”掩盖的中共统治本质。所以对于中共统治残酷性的了解不很足，甚至于对于中共有“人民性”和“仁君”的幻想。这是激进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两个原因是缺乏政治智慧和民运的知识经验。
那时体制内民主派的最大不足是：不少人出身于高干家庭或者是工农兵“红出身”，对于中共改革派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畏惧，所以，或不明智地冒进，或瞻前顾后、首鼠两端。有的人是中共改革派里的民主派，所以，更谈不上知已知彼，因为其思想更缺乏对于民主理念的深入理解和信奉，也就谈不上民主化的战略和策略，主要诉求改良和党内斗争，虽然，这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为民主运动的坚定力量，但是，中共的民主派在1989年时的自身不足，也影响了八九民运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八九民运”的激进与中共体制内外的民主改革派的自身问题有很大关系，另外，这民主派与学运的联合也是不成功的。
“八九民运”二十年过去了，“事后诸葛亮”的吸取 教训是必须的，没有这个反思，民运就谈不上从屡败屡战到屡战屡胜。因为在未来的民主运动大潮里，还会有大量对中共认识不清、缺乏政治智慧、缺乏民运知识经验的年青学运分子、工运分子，还会有体制内有其政治目的和利益的民主改革派的加入和争权，而民运阵营也有 许多人好激进而不讲战略和策略的。这是民运难以把握住未来历史机遇的“自身障碍”。如何克服呢？这是大问题，急需民运领导人和思想家 要切实思考和应对的。
1979年“国庆日”的示威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凝聚共识 和团结力量。但是，再观近二十年的海内外民运阵营的不和谐和内斗的问题不能不说“严重”，这与民运组织的涣散、民运人的素质、民运大佬的争权夺利等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这与中共的渗透、破坏、煽风点火、“助一个打一个”等大力破坏也有直接的关系。民运必须解决民运思想旗帜、民运队伍、领袖的统一难题，更必须有明智的战略和策略。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了，应该回首辛亥革命而总结1989年民运的经验教训。应该说1989年民运失败的最大内因是：不知己不知彼。“不知已”指：那时民运没有深刻体认中国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民主运动和辛亥革命民主建国的思想积累和经验教训；也没有深刻体认1949年后民运史特别是民主墙民运时期的思想和经验。这是“不知已”。“不知彼”指：不能全面省察中共政权是苏俄扶持成的“流寇成王”，不能洞察中共作为列宁党、极权主义党的野蛮和阴险的本质。所以，1989年民运的主流派不能预见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敢于威胁其专制的任何运动。那时民运的“不知已不知彼”，导致“八九民运”的失败命运。
然而1989年民运也是伟大和胜利的，因为它是1949年中共极权主义统治之后至今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远远超过1979年民主墙民运，唤醒了中国广大的有识之士和群众，民 主运动进入完全的自觉期，并且形成了历史转捩点，即：极权主义走向没落、中共专制被迫改良和全面“经济改革”、民主化时期渐趋逼进的 中国当代史的转捩点，历史总是在失败中站起来，失败之后必有胜利。
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大陆民运有三大时期的高潮。第一 期是始于“右派鸣放”，成于“民主墙民运”。第二期是以“八九民运”为高潮。第三期则是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而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则 是完全自觉以建立现代政党和追求宪政为己任的，这在当代中国民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第四期民运高潮呢？是不是应该有一次胜利呢？我们翘首以待……。@
2010年6月25日修订/2009年12月25日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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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此文是徐文立在2009年6月26日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可阅《关注中国中心》网站：http://www.cdp1998.org/details.asp?detailsid=13422
[2]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3]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4]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5]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6]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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