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1949年之後的中國民運至今已有數十餘年，可謂「屢敗屢戰」，這幾十年的民運既有極其光輝的一面，又有其悲壯的一面。這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省察和總結。
今日讀《辛亥革命百年‧歐洲取聖火萬里行紀事之五》一文，頗為感慨。此文說道：「『一打綱領不如一次成功的行動』，現在的人很難想像，在197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30週年之際，民主牆政治刊物及《今天》文 學雜誌與星星畫展的藝術家們共同組織和參與了一次和平的示威遊行，從北京西單民主牆到六部口，並接近了華國鋒鄧小平主政的中共權力中 心：中南海；後經前三門到王府井大街對面的中共市委大樓。當時，此次行動引起中外媒體及各方的關注，在包括歐普雷先生在內 的北京大學的一些外國留學生，代表西方媒體，直接與民主牆人士接觸，瞭解實情，即使是在今天，對於雙方來講，都肯定是異常勇敢的行為」。
此段文字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三十年前，讓回憶起悲壯的「民運史長河」的早期居然還有這樣的成功「戰例」。這個「戰例」值得研討和吸取寶貴經 驗。須知沒有經驗吸取和民運史的省察，就會不知勝之所以勝、敗之所以敗，中國何時可以取得民主運動的勝利呢？
1979年的中共統治要比「改革開放」後要嚴酷得多，這時 候要在中共30週年「國慶日」的北京舉行成功的示威遊行？恐怕不清楚此事的人，還以為那是「天方夜譚」的傳聞呢！但是，這是事實！
1979年10月1日示威遊行的成功經驗，筆者以為有四點。
一、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的第一原因是：核心領導人要有明確的民主憲政的自覺，所以，講究民運戰略和策略，並且善於團結隊伍。
徐文立先生是1979年10月1日民運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的實際領導人，他在1978年主編《四五論壇》，又在1980年的「武漢會議」、「北京甘家口會議」，有為中國民主運動建黨的計劃。1980年代在獄中提出了「第三共和」的思想。徐先生是民運中先知先覺者之一，所以，在民運戰略和 策略上很講究，1980年11月還提出不激進不保守、很有政治智慧的「庚申變法建議書」，他是民主牆民運時期的最後一批 被捕的，然卻是判刑罪名最重、刑期最長的。
從1979年中共「國慶日」的示威遊行看，充分體現了徐文立等領導者的戰略明確、策略得當，最終功成身退。
首先，凝聚核心力量，「當時北京的較有影響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間接地組織到這次遊行中來了。」[1] 形成共識和團結力量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次，有民主理念的自覺，且清醒認識到中國民主化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戰略進程。所以說：使遊行「師出有名」，行「哀兵必勝」的策略。在「一黨獨裁」 的中國大陸從事民主運動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這個策略只要應用得當，會逐步取得必須的、點點滴滴的、階段性的「必勝」，乃至成全最後的「必勝」。注意「師出有名」又注意策略，如：把「維護憲法遊行」六個字放在了橫幅的正面，把「要藝術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橫幅的背面。制定「以虛求實」的方案，「虛的」是要求其某一低級的具體部門——北京市東城公安分局，賠禮道歉。「實的」，就是給民間藝術家一個公開展出的地點，正式舉行「星星美展」。這是追求階段性的勝利，不急不躁、不強求全勝，這種明智的戰略和策略是這次遊行訴求成功的一大原因。[2]
二、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經驗之二是：有民主的自覺，同時還要有對於中共本質有清楚認識，所以，才能審時度勢而「知彼」，才能有理、有利、有節，進退自如而成功。
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就是建立於這個思想自覺 的基礎上的。徐文立寫道：「我們將面對的是武裝到牙齒的、有幾百萬軍警的專制政權，我又是親眼見過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殘酷鎮壓的。」同時，依據中外民運知識經驗的積累，借鑒了蘇聯的民間藝術家在莫斯科經過抗爭而迫使當局讓步而舉辦藝術展的前例。「我分析了在『十一』這個敏感時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們做出一定程度讓步的可能」；同時，林乎加是沒有北京地方勢力根基的新的北京市委書記，更怕出事不可收拾，會保守地作出『息事寧人』的讓步。這些預估皆得到了事實證明。 [3]
鑒於此，徐文立等人在談判的策略上制定「以虛求實」的方案，「虛的」是要求公安分局賠禮道歉，但這不是實際目的，因為「那比登天還難」。「實的」，就是給民間藝術家一個公開展出的地點，正式舉行「星星美展」。這才是實際追求的目的。談判一有成果，就立刻結束遊行、解散隊伍，給中共一個「下臺階」。「如果當時不解散，繼續堅持，官方是準備抓人的。」[4]
這是大膽進取（「國慶日」示威遊行）、見好就收、功成身退的謀略，這是很有政治智慧和政治藝術的。
回想「八九民運」，就缺乏這種「知已知彼」、見好就收、功成身退的漸進戰略的明智，只知「大膽進取」，失去一個又一個可以取得局部成果而功成身退的機會，最終形成悲劇。這是由於「不知已不知彼」。
三、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的經驗之三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領導人要有勇於犧牲的擔當精神，要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天憫地的心懷。
徐文立坦白道：如此正義的遊行，大家卻都是提了腦袋來參加的啊，首先要取得官方的承諾，使得參加今天遊行的朋友們得到「安全保證」至關重要。我心裏清楚，我難免會有一天要承擔全部的「罪責」，甚至為此付出「一生一世的自由」作為代價！之後，我在1982年被判了民主牆時期最重的刑罰——15年徒刑4年剝權。「星星美展」的群體蜚聲海內外之時，正是我在獄中煎熬時光之日。……。[5]
多少民運大賢為民運付出鮮血和大好年好，很多人還付出家破人亡的一生代價。作為民運領導人的「殉道者」的精神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要無私， 才能臨危而氣定神閑。如果領導人沒有犧牲精神，就會臨陣心亂，更糟的情形是決策有私，使民運或激進或畏縮。在幾十年民運史上，這樣的 教訓並不少見。
四、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經驗之四是：事前計劃周密，過程中把握住主動權和微妙的形勢，然後功成身退。
政治不僅講智慧，也是一門精緻的藝術。面對強大的極權主義統治，民運更是一門極其講究細節的政治藝術。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遊行可以說是一件講究細節的「民運藝術品」。
例如：遊行前的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的信》和準備遊行的《聯合公告》貼到西單「民主牆」上；各個民刊都積極刻印傳單，儘快地把為什麼要舉行「十一」遊行的原因傳播到各大專院校、大型國營企業和廣大市民中間去。第二件事是「力爭取得未遊行，當局就讓步」，特意安排了人晝夜監守「民主牆」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的信》和《聯合公告》不被撕毀。第三件事，為了遊行不被破壞，組織了「遊行糾察隊」、規定了紀律和統一的口號。第四件事，突出我們遊行的合法性，把「維護憲法遊行」六個字放在了橫幅的正面，把「要藝術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橫幅的背面。
再例如在與中共的鬥智鬥勇上：遊行過程中，遇上軍警的攔阻，徐文立示意整個隊伍原地停下。不想兩側圍觀的人群中，卻響起了「衝過去！」的喊聲，徐文立和遊行隊伍沒有理會，顯示了預先有組織的定力。事後揣測，喊「衝過去！」的人中很可能就有共產黨的便衣警察。
再例如：取得成果後，就結束遊行給官方「下臺階」。徐文立回憶道：「我卻又把這次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各民刊的代表，聚攏在一起。我說，為了防止事情有反覆，官方有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應該起草一個公告，講清事情的經過，以及官方所做的承諾，特別強調這次遊行是迫不得已的，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6]
真希望以後的民運活動皆能成為這樣的精緻的「藝術品」。可惜，民運的政治活動的「藝術品」太少了，能領導這樣民運「藝術品」的領導人也太 少了。
現在，本文關注的是吸取歷史教訓，是對事不對人，有所批評也是出於公而已。儘管「八九民運」是波瀾壯闊的民運大潮，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是一個個例，規模和影響上不能與「八九民運」相比。但是，還是可以從民運的自覺程度以及戰略、策略上進行比較。相較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遊行的戰略和策略，「八九民運」幾乎缺乏「知已知彼」，亦缺乏明智的漸進戰略和策略，不注意實際政治形勢，不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強求勝利。為什麼呢？固然「八九民運」主流力量是學運，未有豐富的政治磨煉及社會經驗的學生很難一下子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策略路線。但是，現在需要吸取歷史教訓，「鑒往」而開來。
當時學運沒有完全省察「全民黨文化」掩蓋的中共統治本質。所以對於中共統治殘酷性的瞭解不很足，甚至於對於中共有「人民性」和「仁君」的幻想。這是激進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兩個原因是缺乏政治智慧和民運的知識經驗。
那時體制內民主派的最大不足是：不少人出身於高幹家庭或者是工農兵「紅出身」，對於中共改革派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畏懼，所以，或不明智地冒進，或瞻前顧後、首鼠兩端。有的人是中共改革派裡的民主派，所以，更談不上知已知彼，因為其思想更缺乏對於民主理念的深入理解和信奉，也就談不上民主化的戰略和策略，主要訴求改良和黨內鬥爭，雖然，這其中不少人後來轉為民主運動的堅定力量，但是，中共的民主派在1989年時的自身不足，也影響了八九民運的命運。某種程度上，「八九民運」的激進與中共體制內外的民主改革派的自身問題有很大關係，另外，這民主派與學運的聯合也是不成功的。
「八九民運」二十年過去了，「事後諸葛亮」的吸取 教訓是必須的，沒有這個反思，民運就談不上從屢敗屢戰到屢戰屢勝。因為在未來的民主運動大潮裡，還會有大量對中共認識不清、缺乏政治智慧、缺乏民運知識經驗的年青學運分子、工運分子，還會有體制內有其政治目的和利益的民主改革派的加入和爭權，而民運陣營也有 許多人好激進而不講戰略和策略的。這是民運難以把握住未來歷史機遇的「自身障礙」。如何克服呢？這是大問題，急需民運領導人和思想家 要切實思考和應對的。
1979年「國慶日」的示威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凝聚共識 和團結力量。但是，再觀近二十年的海內外民運陣營的不和諧和內鬥的問題不能不說「嚴重」，這與民運組織的渙散、民運人的素質、民運大佬的爭權奪利等有直接的關係，此外，這與中共的滲透、破壞、煽風點火、「助一個打一個」等大力破壞也有直接的關係。民運必須解決民運思想旗幟、民運隊伍、領袖的統一難題，更必須有明智的戰略和策略。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應該回首辛亥革命而總結1989年民運的經驗教訓。應該說1989年民運失敗的最大內因是：不知己不知彼。「不知已」指：那時民運沒有深刻體認中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民主運動和辛亥革命民主建國的思想積累和經驗教訓；也沒有深刻體認1949年後民運史特別是民主牆民運時期的思想和經驗。這是「不知已」。「不知彼」指：不能全面省察中共政權是蘇俄扶持成的「流寇成王」，不能洞察中共作為列寧黨、極權主義黨的野蠻和陰險的本質。所以，1989年民運的主流派不能預見中共會不惜一切代價，鎮壓敢於威脅其專制的任何運動。那時民運的「不知已不知彼」，導致「八九民運」的失敗命運。
然而1989年民運也是偉大和勝利的，因為它是1949年中共極權主義統治之後至今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遠遠超過1979年民主牆民運，喚醒了中國廣大的有識之士和群眾，民 主運動進入完全的自覺期，並且形成了歷史轉捩點，即：極權主義走向沒落、中共專制被迫改良和全面「經濟改革」、民主化時期漸趨逼進的 中國當代史的轉捩點，歷史總是在失敗中站起來，失敗之後必有勝利。
1949年以後的當代中國大陸民運有三大時期的高潮。第一 期是始於「右派鳴放」，成於「民主牆民運」。第二期是以「八九民運」為高潮。第三期則是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而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則 是完全自覺以建立現代政黨和追求憲政為己任的，這在當代中國民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那麼，第四期民運高潮呢？是不是應該有一次勝利呢？我們翹首以待……。@
2010年6月25日修訂/2009年12月25日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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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文立：《民主牆的行動——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此文是徐文立在2009年6月26日在「中國的憲政民主化：民主牆-天安門-零八憲章」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可閱《關注中國中心》網站：http://www.cdp1998.org/details.asp?detailsid=13422
[2] 徐文立：《民主牆的行動——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
[3] 徐文立：《民主牆的行動——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
[4] 徐文立：《民主牆的行動——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
[5] 徐文立：《民主牆的行動——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
[6] 徐文立：《民主牆的行動——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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