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12日讯】中国物价不断上涨，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形形色色解释物价上涨的说法，该信哪一个。
这里是位于北京郊区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像这样的批发市场北京至少有28个。每天上千万市民所需要的蔬菜、肉类、水果和禽蛋，就是从这里经批发商的手，转卖到散布于京城各个角落的零售网点，最终再到千家万户的菜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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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2010年的年末，和北京冬天的空气同样寒冷凝重的还有人们的表情。2010年以来，食品等生活日用品的价格几乎每月都创新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4.4%，是25个月来的最高；11月份达到5.1%，创28个月来的新高。和不断上升的物价一起出现的，还有不断被发明出来的新名词：“糖高宗”、“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每一个新名词都代表着一种价格迅速飙升的食品，在幽默调侃的同时，中低收入的百姓们也越来越直率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北京市民：这是我买的豆角，2块5 一斤，今年夏天还1块钱1斤哪。
市民：胡萝卜都1块3了，原来1块钱2斤。怎么承受，根本承受不了。像我们工资这么低，怎么承受啊？
旁白：面对快速攀昇的物价，不同角色的人心态明显不同。普通市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荷包变瘪，他们收不高，怨气最大。在不少人的眼里，把钱从他们口袋里拿走的商贩显然是这次涨价的直接受益者。
市民：前一段时间是什么，物价飞涨百姓怨；政府着急商贩乐。
旁白：可是零售商贩也有一本难念的生意经，他们从涨价中真得到了什么好处吗？
零售摊主：越便宜老百姓才消费得起，你很贵了老百姓就消费不起，这个钱谁挣了？批发商挣了。他说那都是瞎说，他不挣钱？最终谁挣钱，就是批发商挣钱。
旁白：可是那些从农民手里收购农产品，并且将其从产地运输到城市的经纪人和批发商们看起来也有一肚子倒不完的苦水，似乎他们也是受害者，而钱都被下一级批发商挣去了。
批发商：现在就这货，跟这儿说9毛钱，现在卖多少钱，你来这儿就合一块多，来这儿就合1块1吧，1块1毛五。现在卖多少钱，1块钱、9毛钱，赔钱嘛。这一车赔四五千。
货车业主：小批发商能挣钱，他一斤能提五毛到一块。我们这些跑车的，一斤能提个一毛两毛，你还得加上运费、加上油钱、加上人工消耗、车辆消耗，这就不挣钱了。
主持人：这真是很耐人寻味。在这一轮食品带动的涨价风潮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挣钱的另有其人。消费者抱怨零售商贩，零售商又抱怨批发商，上一级批发商又推给下一级。那么他们当中真的有人从涨价中获益了吗？到底是谁应该为此负责？这里有谁在说谎吗？ 要把这些问题梳清楚，似乎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
吴惠林：如果所有的东西价格都往上升，我想就非常简单，一定是货币数量增加非常之多。如果大家都把钱埋起来，有钱都不拿去用，物价是不会上涨。如果你也去买我也去买，那个东西的量它没有增加，你这个价格就会上涨。
谢田：出现了通货膨胀谁受益谁受害了呢，只要是中产阶级和贫穷的人都在受害，收入越低的人受害越大。对这些中低收入的人来说，他们本来收入中用于食物的支出就比较高，在中国可能高达40－50％，中低产人的收入都用在吃的上面。
吴惠林：物价全面上涨，而且上涨幅度非常大，而且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叫做通货膨胀。如果不是这样，只是相对的物价上涨而已。
谢田：政府本身从多发钞票中就得到收益，它从多发的钱可以增加自己的支出、增加工资、减少赤字。
旁白： 可是在中共政府方面， 却有另一个说法。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在11月份明确否认了“中国进入全面的通货膨胀时期”，政府的货币政策是稳妥的；官方媒体的口径是社会上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另一方面它又宣布2010年的秋粮已经取得了丰收，供给充足，不存在短缺问题， 这就使得食品的涨价显得尤其不可思议。
2010年10月，新华社引用了国内众多官员和专家的评论说，农产品涨价的主要是流通环节的炒作。换句话说，蔬菜、食用油、糖、肉、蛋等商品的价格是在流通过程中被各级中间商逐步加价炒起来的。“中间环节”是造成这一波涨价的始作俑者。（出新闻标题：《农产品涨价集中在流通环节，中间商加价引不满》）
旁白：按照大陆官方媒体的说法，从田间地头到老百姓的餐桌，在中国农产品的流通要经过4－5个环节。首先由农产品的经纪人进行产地收购，把农民手中收获的农作物集中起来；而后收取一定的中间费后卖给下一级经纪人，由后者组织运输力量、雇佣司机，将货物运送至销地的农贸批发市场，卖给农贸市场的批发商；再由批发商将货品分销至超市、集贸市场，进入零售环节，最后到居民的菜篮子。根据大陆商务部的数据，每一个环节都会加价5％－10％，还有所谓业内人士爆料每个环节加价起过20％，五个环节走下来，农产品的涨价就超过了1倍。
旁白：一时间，“中间环节炒作论”成了占据了中国媒体的显要位置，成了口诛笔伐的对像。
（引用中央电视台：新闻1＋1：粮食丰收， 农产品介格上涨，对于农民无疑是个好消息，可是陆续的市场调研都发现，在农民那时原收购价并未水涨船高，获利大量地集中在了商品的流通环节，这让无数人对炒作农产品的中间商耿耿于怀。）
旁白：从10月份开始，中共政府开始采取干预物价的措施，先是向市场投放一部分国家储备油和糖、查处散布涨价信息和抬升价格的商家；11月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平抑物价的16项措施，各省市跟进。整治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成了主要内容之一。
旁白：可是这一系“重拳”出击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从网民的讨论看，有人讲有小幅下降，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变化。
“没降！直接从种植园里买菜会比较便宜”
“ 不管用，那只能让菜贩子多赚点“
“哎，忽悠咱们老百姓！菜价什么时候才会降”
“没有感觉降价！”
“没觉得得降，还是那样，太贵了”
“没觉的，政府吹的吧”
市民采访：（物价）没怎么控制下来，你（政府）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有你的什么，我有对策。狠一点，（政府）不狠一点，咱们这个国家不就乱了套了。
主持人：“还要再狠一点”，这确实说出了一部分百姓心中的怨气。在政府、传媒、和国内一部分专家言之凿凿的指控之下，许多老百姓不加怀疑地将涨价归罪于中间环节太多、流通过程太长、不良商家的炒作和囤积。真是这样吗？对市场营销有着深入研究的，美国南卡莱罗那大学的谢田教授 ，对此有不同看法。
谢田：农产品存在腐烂变质的问题。粮食可能还好一点，蔬菜可能放几天就会腐烂变质，所以从市场销售的角度讲，销售渠道它不可能太长。太长的话时间拖得太久的话，蔬菜变质就失去了上市的意义。并不说中国人今天才开始吃蔬菜，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个通货膨胀和蔬菜涨价，实际上就是说归罪于销售渠道是不合理的。
旁白：那么，对于糖、油、粮食一类的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农产品，是否存在着在流通过程中，投机资本恶意收购囤积，抬高物价的现象呢？谢田教授进一步认为，这种现象即使存在，但发生在中国、而较少发生在比较完全的市场经国家里，也与中国在反龚断与公平竞争方面的落后有关。
谢田：对于囤积，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平竞争，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厂家在囤积，别的厂家可能不愿意去囤积，不愿意跟着这样去做，会趁机去占领市场。但我们必须预防的是，所有卖蔬菜的商家同时囤积，这就涉及到反拖拉斯法和反不道德竞争的问题，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这是社会立法必须解决的。
旁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制作的节目《涨价阻击战》当中，对于农产品的涨价，还有另一个解释。就是：涨价，本身是对农民的补贴。因为城镇职工可以通过涨工资增加收入，而农民只能通过农产品的涨价来增收。中国老百姓需要做好长远来说，农产品价格将持续走高的心理准备。
（引用“新闻1＋1”）：
董倩：如果我们看长期以来跟工业品相比产品的价格是低估了。现在如果它涨价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回归，可以这么认为吗？
周望军：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劳动力统计和资本加快向城市流动。农村这一块应该说生产资源相对的投入较少，要靠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来弥补由于我们生产要素流动不均衡导致的空缺。
董倩: 就是对农民进行补贴？
周望军：对农民进行补偿。城镇有工作的人，包括打工的农民都是有工资的，可以涨工资，农民没有发工资，他的收入主要是靠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来弥补。
谢田：农民并没有办法直接从涨价中得到好处。因为通货膨胀是全社会、全方位的，包括农民使用的、应用的所有生产资料、原料价格都在上涨的话，他们也不能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实际上在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农业也是得到政府补贴的，但补贴的形式应该是在最后接照农产品的产量来补贴农民。
还有一些国家有鼓励休耕的制度。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补贴农民的休制和体系。我觉得这个说法，把政府政策不力，造成的通货膨胀，这个钱用来说对农民进行补贴，这个说法是很无耻的。
主持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膨胀预期”，这种名词上的争论对老百姓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对普通百姓来讲，生活成本的上升是实实在在的 。12月22日，中国“发改委”再次调涨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价格。由于运输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地要传递到其他民生商品的价格上。这使得老百姓对生活成本的回落的期待更加难以在短期内实现。那么，到底谁应该为这一轮通货膨胀负责呢？
旁白：在形形色色关于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讨论中，“输入性通货膨胀”成了一个热门经注济术语。它的意思是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国内的生产成本，引起国内物价持续上涨的现象。早在2007 年那一波物价上涨之时，就有人发表观点，中国面临着“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今年国际市场上石油、金属、农产品等大宗货物的涨价，更有人将其作为当前国内物价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旁白：2010年12月初，中国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在谈到本次物价涨的原因时，将国际市场的输入因素列为第二位。换言之，中国老百姓的荷毛缩水，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人在惹祸。可是为什么国际市场上的原物料价格会上涨呢？有学者指出，恰恰是某些国家为追求经济增长，采取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其暴涨的需求拉高了国际市场原物料的价格，结果反过来推高了自己国内的物价。
吴惠林：我们看到，他们以为输入的东西价格上涨才会引起我们的物价上涨，为什么这个样呢？因为所谓的新兴经济国家这几年在拚命地发展经济，所以GDP越来越高。可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生产东西就要投入，你要有生产资源的，生产资源很多都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都要从外国进口。大家在抢，这个资源价格它就上升了嘛。
旁白：12月份，中国央行连续采取加息，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这也使得过去几年间发行人民币过多的指责，官方无法正面否认。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观点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就是所谓“热钱惹祸”论。
旁白：所谓热钱，又称“游资”，是国际间流动的投机资本。哪里热它就往哪里去；哪里投机炒作的获利高，它就往哪里去。一些人认为由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贬值的趋势，持有美元的吸引力下降，而人民币的升值前景良好，所以大量国际投机资本涌入中国，炒房、炒股、炒农产品。这是输入性的资本，但进入中国后又汇兑成人民币，加剧了流通中的货币过剩。换言之，即便真是流通中的人民币过多了，美国人也要为中国老百姓的菜篮子涨价承担一部分责任。
吴惠林：不成立的，其实最原始的还是“新兴国家”自己造成的。就是贸易失衡，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了，就是出口的目地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出口目地是为了要进口，出口越来来越多，进口相对的少，我就赚你的钱，这个叫外汇。外汇到我们国家来，一定要换成你自己国家的货币。
谢田：中共的货币政策是把贸易的出超，结存的货币换成了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在囤积外汇储备的同时，强制地让这些商家解汇，把这些外汇变成人民币发行到国内。如果中国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就相当于10几万亿的人民币被过多地投入了市场。
吴惠林：赚进来的时候，这些钱就流到民间，它现在用在国内啊，如果你去买一般的东西，就是通货膨胀；你不买一般的东西，你去从事股票炒作、从事房地产的炒作，那个资产泡沫或者泡沫经济。
主持人：“抗通胀”成了当前百姓中的热门词汇，而且各出奇招，有借旅游之机外出扫货的，有在互联网上组织团购的。可是当人们在为省钱而忧虑时，可能没时间去另一个问题。通货膨胀就一定会造成生活品质下降吗？
旁白：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内存在的正常现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年平均2％－3％的水平，虽然没有中国高， 但是如果从一段时间的积累效应看，同样也是可观的。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工薪族并没有那么迫切的“抗通胀”的生活压力呢。原因是在通货膨胀稳定可以控制的前下，人们的工资水平也普遍地有稳定的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购买力没有下降。
谢田：通货膨胀并不是说一定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第一我们要看工资水平；第二我们要看这个社会产品的供给是不是很正常。如果这些都能充分保证的话，通货膨胀并不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人们也会乐于见到工资水平上涨，尽管物价也会上涨一点，但只要上涨得不够快，商家也会很高兴。整个社会就会处在互相推动、逐步往前发展的状况。
这其中当然涉及一个分配问题，如果通货膨胀发生以后，这个收入的增长，如果不是普遍地遍及会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职业的人们，而只是某一些产业、某一些企业，或只有政府机构受益子。分配制度上的问题，通货膨胀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旁白：分配，说简单点就是干哪一行吃香喝辣、干哪一行吃糠咽菜。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当今最好的饭碗就是公务员，并且他们从心里也认可以为政府工作就应该比为私人老板打工挣得多、挣得轻松。这也是为什么报考公务员人数都会创新高的原因。
旁白：所以，2010年1月8日《重庆晚报》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篇名叫《抗战前中国百姓的生活状况》的文章批露了很多今天的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信息：20年代中期武汉的一名纺织女工的月薪有30多块银元，1块银元按当时的物价大约可以买40斤大米。而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的巡警月薪才不过 10－13块银元，巡长的月薪也不过16－18块银元。而且上海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在全国毫无疑问还名列前茅。
旁白：那么，为什么在所谓的“旧社会”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劳工人士的收入竟然高过了公务员呢？
吴惠林：那个时候工业新兴，新兴工业赚的利润会比农业来得高。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个时候政府力量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专制。
谢田：正常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应该是低于私营企业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工作比较稳定。因为在私营企业才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技术。比如刚才这个例子提到民国时代的民工，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很高，因为相对于民间手工织布的方法相比较，那些纺纱女工已经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高度熟练技术的工人。相当于今天搞计算机的人差不多。
旁白：今天不仅是纺织工人的收入和公务员相比望尘莫及，就是作为高科技精英的电脑程序员的平月薪，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也不过3000多元人民币。加上各种福利，当然也无法与同等工龄的公务员相比。
旁白：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任玉玲2005年所做的一项统计，中国的官民比例到是1：26，大约26个老百姓供养1个公务员。这个数字比清朝末年高35倍。有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又有官员们不受监督的公款吃喝、公车和公费旅游开销。所以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中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总是从经济增长中拿走了主要部分，而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的收入增长如此缓慢，而他们正受到物价上涨冲击最厉害的群体。
旁白：问题还不仅在于臃肿的党政机构消耗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在国家的经济积累和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在收入分配的结构设计上，也就是在国民经济的政府政策层面，劳动阶层都被有意地置于了不利的位置。
旁白：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缺少外资，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一是靠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工农剪刀差的形式来获取；二是压低工人的工资、或者多年不涨工资，以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完成积累。为了稳定城市，政府提供一些医疗、养老、住房等福利来弥补城镇职工的低工资。
但随着所谓经济改革进入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承诺都在“商品化”或“社会化”的理由之下，政府统统撒手了。劳动阶层要靠微薄的工资和储蓄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各方面的成本，当然捉襟见肘。但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在国有经济改制的大潮中，中国工人并没有像某些国家的工人那样得到股份的补偿 ，国有资产转移到了掌权者的人手中，而工人则从利益分配的洗牌中被踢出局。
他们中有多少人加入了失业大军，没人知道确切数字。因为在中国“下岗”并不计算为失业。政府统计的城镇失业永远不会超过5％；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的城镇失业率是9.4%，而且一些学者估计则超过了20％。
谢田：倒闭的企业并不是以一个公平的市场价格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是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有裙带关系或权力地位的人。而这些人拿到企业以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他的企业了，他可以随便把这些工人解雇。
他们过去20年、30年在这些国有企业里工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这个企业实际上也有他们的贡献，有他们应该得到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被人通过权力、通过利益关系强行拿走了。这个状况造成了中国企业很多下岗工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不满。
主持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每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可能遇到。但实际后果却各不相同，有的波澜不惊、有的会经历短时期的阵痛、有的则诱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公正程度。“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的这句古老格言，在受到涨价煎熬的中国百姓听来，此刻
更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