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1日讯】南方都市报近日刊载了回顾中国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导，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了那场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半个世纪后，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仍是少有人触及的敏感话题。《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表示，大饥荒历史不能忘却，中国要走出危机，必须改变制度。
学者新结论：4,500万人死于非命
9月29日，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推出。冯客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场灾难的真正规模一直鲜为人知，他希望这本书帮助华语世界的读者了解这段历史。
此前学者们根据1953年、1964年和1983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大跃进期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1500万到3200万人之间。
然而，冯客教授在书中说，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共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他利用数年时间，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广东等多个省份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
冯客教授在书中说，从中国近年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人祸
9月28日，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首席记者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报导《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韩福东在四川东部达州市找到了几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人，请他们讲述目睹的历史。
70多岁的朱全森老人当年是乡里的一名教师，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出现的几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时，他颇感悲伤。朱全森后来参与了《达州市志》的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他对南都记者说，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一场人祸。他说，1959年到1961年，当地连续三年旱灾，但其实栽秧期间稻田里是有水的，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川东地区的村民对韩福东说，提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起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和后来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大力推行，让农民离开土地去大搞工业。这所谓的“三面红旗”还剥夺了农民的自留地，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也在全国风行。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
大饥荒历史不能忘却
美国之音30日报导，1959年春大饥荒开始蔓延之际，18岁的杨继绳是湖北省的一名乡村教师。 4月里的一天，他被儿时的伙伴从学校叫回家中，因为父亲已经饿得不行了。杨继绳回到家中，发现父亲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饿得皮包骨，而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了。三天后，父亲与世长辞。
从90年代起，杨继绳花了10余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央和中国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走访了大量的当事人，积累了近千万字的资料。2008年，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而这个题材即便在那场灾难过去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大陆也少有人碰触。
杨继绳说，父亲的去世和记者的责任感鞭策他完成了这本书。他说，大饥荒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必须要记录下来， 让后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
杨继绳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当了35年记者。现在，他是政论历史刊物—《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
集权制度是祸根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表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国气候属正常年景，而这期间中国各地共饿死了3600万人，其中山东、湖南、四川、安徽、甘肃、青海等省份情况最为严重。
196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后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要毛泽东公开检讨。杨继绳则认为，大饥荒其实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他对美国之音说，大饥荒的祸根是集权制度。
杨继绳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剥夺了老百姓创造财富、增加财富的权利，让老百姓自己通过劳动来寻找食物的权利都没有了。政治的权力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肠胃。吃什么、吃多少，都是权力控制的。权力不给他就饿死。 ”
否认大饥荒是对历史的无知
《墓碑》出版后受到了以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诛笔伐。他们质疑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性，认为饿死3600万人的说法毫无根据。一些人甚至指出，杨继绳的父亲并不是饿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杨继绳说，批评他的这些人很多都没有看过他的书。他说，不少年轻人对今天的社会不公感到不满，以为过去比现在好。要是说毛泽东不好，他们就不高兴。杨继绳说，其实这种想法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杨继绳写道，写这样一本书，除了是为父亲和3600万因饥饿而死去的中国人立碑外，也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中国发展的阶段，几年之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应该很难再发生，不过在高度集权政治统治下的中国，出现其它灾难，乃至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是难以避免的。
杨继绳说，中国当年面临的很多问题，社会不公平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要走出危机、缓和矛盾，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变。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