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30日讯】据南方周末报导，在云南省开远市往西不到十公里的西山有一个叫马头坡的村子，但事实上，并不存在马头坡这个村庄。即使在当地最新版本的行政地图上，它也被标记为荒芜的山坡，虽然这里住着117户人家、597人，但一纸户籍，将他们屏蔽于时代之外，禁锢于云南西南的偏僻山坳里。他们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旅行，没法考学、没法打工，甚至不能合法结婚。
1980年，当侯志强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开远城外西山上这块坡地时，这里还是飞鸟和走兽的领地，高大的树木和藤蔓植物遮天蔽日。他砍下竹木和藤条，割来田野里的茅草，搭建起勉强遮风挡雨的房屋，把家安在了这里。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坡上搬来了上百户人家，文山的、蒙自的，甚至还有贵州的人搬来。鸡犬之声相闻，村落渐渐有了规模，西山上茂密的树木消失了，成为房屋或者消失于炉灶。
饥饿迫使山民寻找新的居住地
“老家那边土冷，长不出庄稼，不得吃勒。”侯志强的老家就在开远市旁边的屏边县，当时的饥饿对他来说刻骨铭心。堂屋里，儿孙们掰完玉米休息了，他会佝偻着把灰土中洒落的玉米籽，一粒粒抠出来，放进口袋。他对故土并没有依恋，印象也仅停留在“山高土浅石头多”上，广种薄收。
侯志强到现在仍然在自己反复摩挲过的泥土中劳作。牛车里，新收的玉米颗粒饱满，丰腴的黄色如同马土坡的泥土一样。时间和劳作正在侵蚀着他的呼吸，一阵剧烈的咳嗽后，他的灰土面色如同牛车上装着玉米的旧竹筐，让人察觉到他经受一生的雨水。
侯志强和村民们是到后来才知道，大家居住的马土坡属于云南省开远市灵泉办事处三台铺行政村管辖。但他并不是这里的村民，准确来说，他们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也不能算作人民”。
他们被称作“黑村黑户”。在开远这个人口30万左右的县级市，像侯志强这样的“黑人黑户”登记的就有1,300余户，总数超过6,500人。他们分布在开远市8个山区村委会，共74个居住点。马头坡在侯志强等数十户人家迁入后，算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居住点。
这些“黑人黑户”在正式的文件中被称作“自发移民”。开远市自发移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金学调查后发现，这一群体在遇到调查时“戒备心强，或者干脆躲起来”，真实人数估计超过1万人。
为孩子们的户籍担心
“我倒是没几年活头了，关键是孩子们活得没有盼头。”这些年，侯志强和村里的老人不再为找到一片可以吃饱饭的土地感到骄傲，相比于坡地上刀耕火种的劳作，为儿女身份问题的心焦，使得他们正迅速老去，而且他们所盼望的事情似乎毫无起色。没有户口，儿女们将无法考学、打工，也不能合法地结婚，即使男女组成家庭有了小孩，也只能是“黑二代”。
1959年，侯志强的养父因生计投靠住在开远市石洞村的妹妹，当时只有10岁的他也跟随养父来到开远。不久后，全家就加入了石洞的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劳动，在食堂里吃饭。相比于之前生活过的屏边县来说，还是小孩子的他觉得开远好多了，“可以多吃一碗饭”。
歧视是在公社年尾分粮食的时候意识到的。侯志强发现自己只分得了“几捧玉米籽”，而跟他年纪相彷的当地社员却可以分得一蛇皮袋。他去找大队的干部才知道，当地青壮的男社员干一天活记“一个工”，而他由于是外来人员，只记“六分工”。
他想到这里毕竟不会太饿，就不再计较了。而且，大队里面有大会也会叫上他去参加，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接纳。结婚后，家里连续添了小孩，情况变得糟糕起来。1976年，侯志强一双儿女“抽筋”死了，因为营养不良的原因。
1977年，开远等地开始清查人口，侯志强和不少自发移民被强令搬回屏边居住。他不想走，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茅草房扒开了。侯志强与9户人家结伴，背着大铁锅和碗筷回到了屏边，“那是全部的家当”。
在屏边住了三年，1980年实在生存不下的他又回到了开远。他说在路上吃野菜充饥，就是为了到开远。是年，他来到了马头坡，和陆续到来的人们在这山坡上生息。
当时，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已经“土地下户”了，侯志强这些新来者必须要租种当地农民的土地。“租一亩开始给户主30斤左右的玉米，后来就是给钱。”当时不少村民都自嘲是“交租子的佃户”，心里都忍不住地乐，他们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山，村民间常为争土地吵得不可开交。马土坡进入了一个最为有生气的时间。
“时代毕竟在变啊！”这是马头坡老人们最爱感叹的一句话，山下的城市出现了工厂，人们透过远行的人了解到“广东”是一个极为繁华、遍地金钱的地方。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原有的宁静平衡逐渐瓦解了。但马头坡人很快地发现，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去昆明想坐火车到外面，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作罢。
渐渐地，村民沮丧地发现他们住的村子也比邻近的地方“差远啦”，没有学校、没有公路、没有水窖、没有电、没有合作医疗、也没有种地的补贴，而周边的三台铺、德果、老邓耳、石岗等村庄都有了。
马头坡被遗忘了，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组织”。
岁数上去了，侯志强心里空落落的，越来越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的日子。在那之前，村里每个人都要上交7公斤的“公粮”，每户还必须缴纳4元钱的“优待抚恤费”以及10元左右的“教育附加费”。政府的工作人员会收起这些钱款，并登记每户的缴纳额度。在当时，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仅有数百元，缴纳这些费用并不轻松。
“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老汉的语气中有些委屈。
没有年轮的村庄
现任“村长”是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投票”产生的。
问到女儿的出生年月，眼前的李绍林想慌了神。46岁他的拥有9个孩子，他只记得女儿李美珍大约在10岁左右。他住在侯志强家旁边，因为两家都有九个儿女，被村人看成是“多福”之家。但事实上，李绍林的家就只是一间低矮的石棉瓦房，墙壁是用竹子和木板编成的，目前他与妻子和六个2到13岁的孩子住在一起，“下雨就会飘到屋中”。
像李绍林这样记不住孩子出生年月的人很多，甚至很多年轻人都说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结婚的。老人们笑着说，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只要记得“和村长的二娃娃是一年的”，就可以啦！
多数的家庭都没有电视机，村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会议，或者政策宣讲。在这个离开远城十五分钟路程的山村里，时间已经变得不再敏感。
甚至，马土坡上人家的墙壁也显得“干净”，没有标语，道路上也没有横幅。当然，村里有4户人家都还住在茅草房里，斑驳的泥土墙壁根本画不上油漆。由于是“黑人黑户”，无法管理，超生成为普遍现象，几乎家家的孩子都有四个以上。今年大旱，李绍林耕种的数十亩土地仅能收获4吨玉米，虽不用纳税，但交完租金，粮食也剩下不多，需要养活9个孩子的他也不知道明年怎么过。
民间自办学校
“村里不能这么下去了！”有着初中文化的杨有林意识到如果没有教育的话，马头坡就彻底完蛋了。1991年，全村的村民用黄泥土筑起墙壁盖了一间房子作为村里的小学，杨有林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老师。侯志强把儿子杨春明送到了学校，他后来成为马头坡上的第一个中专生。
当时，马头坡村民借着帮助林业部门看护山林讲条件，由当地林业部门出钱购买学生的课本。而作为老师杨有林的酬劳则是不论家里有几个孩子，每户每年给他二十斤玉米和半斤煤油。第一届学生容纳了村里6岁到14岁的孩子，总计有五十多人，附近村庄不少“黑户”也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但村民们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跟得上其他附近村庄的步伐。由于户口问题，杨有林发现绝大部分学生读完村小之后，就辍学回家了，上到初中的几乎没有，在任教8年后，村小解散了。由于没有自来水系统，村民目前的生活用水都必须从城里购买拉回坡上，一桶1.5元。
现在的马头坡上，最漂亮的房子就属澳门慈善人士在2008年建立的道明小学了。这个小学只有一、三、四，三个年级，总计78名学生，没有户口的孩子超过三分之二。因为人数不足停招，二年级就缺失了。
在这所学校读书，家长不用缴纳任何学杂费，现在村里面的孩子都会在这里完成启蒙。学校两层小楼粉红色的墙体看起来温馨异常，而在楼下玩耍的孩子们多数却衣衫褴褛。李美珍13岁的哥哥李光亮已经从学校辍学回家放牛，她和两个弟弟目前仍然在学校里读书。
从建校开始就在村里任教的王海芬特别心疼李美珍，这个小女孩学习成绩不错，懂事勤劳。她每天下午回到家，还需要给四个弟弟烧火做饭，而且需要给村里面一个留守的老人做饭，获得很少的酬劳帮补家用。小美珍才9岁。
小美珍之前曾退学，王海芬到家里做了家访，她才又回到学校，虽然成绩很好，但在四年级辍学已成必然。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在很小的年龄嫁人了，目前家里需要她照顾弟弟。王老师说，在村里女孩子十一二岁嫁人很平常，她教过一个叫刘芳梅的女孩子，四年级辍学回家不到半学期，就嫁到了外面的村庄。
“他们的父母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也没有那个能力。”王海芬痛心地说，就是家长有意愿学生们也最多读到初中。没有户口的孩子，无法参加中高考，也不能享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减免。这些年她在村里走访发现，马头坡村只有一个人读到了高中以上。
缺乏教育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刘忠祥介绍说2010年村里就有三个小青年在开远城里“抢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任何登记。
李绍林的儿子去到开远城里之后消失了，由于没有户口也没法报案，他只是听人说孩子被拐进了传销组织。遇到村里人打听他儿子的下落，他都会忽然噙着泪说“在桂林”。
为求户籍只好“父母双亡”
父母生下了自己，而现在为了“证明”自己，却要说父母亲都死去了。
在侯志强的大家庭里，第七个儿子杨春明一直是家庭里的骄傲，他是马头坡第一个中专生。如今他在开远的一家企业工作，穿着洁白的运动衫和球鞋，干净清爽。27岁的他说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就是想住在城里。
本来没有户口本，他不能参加中考，求学心急的他和父亲就只能去求户籍部门，开远警方给发放了一个暂住证。凭着这个证件号，他参加了2001年的中考，并以524分的成绩考取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小学师资班（大专），他觉得自己的教师梦近在咫尺。
可是没有户口及身份证，学校根本不接纳他，侯志强带着他四处求告，没有效果。后来经过别人介绍，他去到昆明推拿职业学校读了中专，这里没有查他的身份证。毕业后，拿着中专学历证书的他胆气大了，直接去了公安局申诉户口问题，当时公安机关特批给了他一张身份证。
而他的哥哥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了，每到结婚的年纪“家里都需要卖了牛和拖拉机”，才能缴清帮他们办理户口的“社会抚养费”。由于开远市不接纳，他们只能回到屏边县去办理身份证，而回到开远，他们仍然是异地居住的“黑人黑户”。
后来，户籍管理进一步严格，必须要出示父母的身份证明，才能办理子女的户口。2007年，杨春明的哥哥春云要结婚，拿着3,000元回去屏边办户口。当户籍机关坚持要春云拿着父亲侯志强和母亲的身份证才能去办，这意味着办一张户口的成本将高达万元，就是搭上家庭全部积累也不够。在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侯志强的家庭已经数次倾尽所有了。
杨春明灵机一动，春云可以谎称“父母双亡”的说法规避高额的“社会抚养费”，他让哥哥以自己的名字办理身份证，这样春云“结完婚不用身份证了”，他也可以拿着用了，因为他之前获得的身份证遗失了。
户口办了下来，全家欢庆，侯志强和老伴儿也很开心，家里省了好几千块钱。杨春明觉得心里堵得慌，父母生下了自己，而现在为了“证明”自己，却要说父母亲都死去了。
（责任编辑：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