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12日讯】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人念叨战争时期的日子如何不好过，没的吃没的穿，一日忽然觉得奇怪，就问，书上说你们那时候特积极的给红军做棉袄做鞋，你们自己都没的穿，拿什么给他们做呢？老人说，谁愿意做啊，那是逼着你做，白天干一天活儿怪累的，自己都没的穿，谁愿意给他们做啊。那是分下来的任务，我们都是拿草絮做，看起来鼓鼓的，其实一点都不保暖。草鞋也是，糊弄着打上就行了。我又问，书上说你们那时候特拥护共产党的军队，反对国民党的军队，是吗？大人答说，部队来了就抢，我们都躲到山里去，他们走了我们再出来，谁知道哪个好哪个坏的。
在北方的冬天围炉夜话的时候，听大人闲话过去的故事。他们说，忆苦思甜的时候，宣传队让那些老农揭发地主对他们的“剥削”，老农说，他们对我挺好的，剥削个啥呢。宣传队的人软硬兼施，教了老农一套怎么“控诉”，反复练习之后，老农上台揭发了，不过俗话说教的曲儿唱不得，说着说着就忘了，开始讲地主怎样的好，我们自己没地，要是他们不租我们，早饿死了。他们对我们老好了，大米饭是个稀罕物，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过年过节的给我们吃。讲得台下一片哄笑，宣传队的人赶紧上台把他拉下来。
我小的时候凡事认真，大人说我总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看到书上写的都是贫农怎样对地主的仇恨，一见到地主就能认出来，不让他们逃跑等等的故事，我好生奇怪：怎么孩子一成了穷苦孩子，就有了火眼金睛？我仔细的回想身边的人，很想认认哪个是地主，觉得怎么也看不出来。反复练习失败后，很沮丧的去问大人，那个地主怎么和农民长得不一样？大人笑，说什么地主啊，不过是比平常人的日子好一点罢了，你以为地主怎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吃一顿馒头，不挨饿，平时都是省吃俭用的，攒了一点点家底。我说那还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那怎么就成了地主了？那没办法，是有指标的，一个村子里必须划出多少个地主。原来地主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晚上，我和姥姥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又问姥姥过去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发现，拿书中的故事去问大人，总能问出一些新鲜的结果，已经乐此不疲。那次不知怎么的，姥姥说起那个时候斗地主，可惨了，把人扒光衣服，让他们在烧红的铁板上滚，鬼哭狼嚎的，吓死人了，看都不敢看。听得我浑身哆嗦了一下，说你们不去不行吗？姥姥说，谁愿意去，不去逼着你去，非把你轰去看。原来把中国人变冷血的训练从那时就开始了。
我家的一个姻亲是个抗日级别的老新四军，我曾经问过她，你们新四军打日本军吗？她说“我们打不过日本兵的，有日本兵来了我们就逃”，“那你们打谁呢？”我问道，“打顽军（国民党军队）。”老人家实话实说，不过嘱咐我不能和别人说。我不想影响老人家一年十几万的离休金和优厚福利，所以不曾和别人说，不过现在情形迥异，说出来已经无妨了。
我曾经有一位舍友，来自刘胡兰的故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讲刘胡兰的故事。她说那个时候穷，吃不上饭，那些小孩子谁给他们钱他就替谁送信，才不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刘胡兰那会儿和几个小孩儿一块儿被抓了，拿钱就能赎回去，可刘胡兰的妈是后妈，不肯出钱。为这个当地的人都骂她。刘胡兰还有一个妹妹，和她母亲在1949年之后也一直过得挺穷的。听的人问，这个“英雄”的家属也没人管吗？回答是谁管啊。有人说延安也一直那么穷，不是也没人管。我记得80年代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就有一课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就是事儿让它做了，话还让它说了。
一个北京密云县的朋友和我讲，在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有很多的军人，密密的挤满了密云的一个小学的教室，武装待命。当时村里的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气氛很紧张。后来知道有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上访，那些军人就是准备用来对付法轮功学员的，就像89年的六四事件一样。事后中共称对4.25上访事前毫不知情，和中共称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一样，又对天下人说了一个弥天大谎。
这是我从小到大零星听到的一些故事，今天写出来。如果有认真的朋友说，那都是听说，你亲眼见过吗？我要说，当年的司马迁也是在民间一处处走访，最后写成了《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