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13日讯】中国政府计划中增速降低、支出扩大和压抑房价，以及压抑物价和刺激消费，均呈现矛盾的微妙平衡，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另中国贫富悬殊的现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火药桶，现在有民间分析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的极端水准，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各项数据均显示，中国的经济难关即将到来。
中国大陆今年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总理温家宝对未来五年中国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工作报告。在预料之内的，温家宝对中国政治改革片言未提，甚至连行政体制改革都付诸阙如，但花了大量的篇幅谈及中国的经济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速度，定下了每年7％的调子。7％虽然不低，但比起从2005年到2010年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11％，却大幅下降了4％，增速下降幅度达到36％。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计划中增速降低、支出扩大和压抑房价，以及压抑物价和刺激消费，均呈现矛盾的微妙平衡，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经济增速降低三成六
过去五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官方数据是年均11％，而十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年均增长7％，下降幅度之大令人瞩目。《华尔街日报》写道“中国总理称继续高速增长”，明显带有西方特色的考量。因为7％，在欧美、日本都仍然是一个惊人数字，但熟知中国情况的专家却琢磨到了北京的困境和无奈。
“7％，对中国大陆体制的社会来说，将构成极大考验压力。”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并在海外媒体撰写专栏的廖仕明认为，过去三十年以来，8％的经济增长数字是一条社会安定红线，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个别年份之外，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低速发展”。他认为，8％是中国失业率的界限，低于此数字，失业率有可能大幅增加，社会矛盾可能激化。
中国独立经济学者綦彦臣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经济增长的估计是现实的。“今后10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期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社会如何震荡我们就不清楚了，中国经济不会再高速发展了。”他对《新纪元》记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进入滞胀期，就像人一样，想喝水吧胀得难受，不喝吧胃也疼。”
过去的五年间，北京先是认为经济有过热的趋势，因此进行“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上收紧，并以压抑大陆房地产价格和过度开发为调控工具。但在 2008年之后，鉴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北京转而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大量增加政府公共开支刺激经济增长。过去两年之间，中国政府M2货币发行量达到十六万亿，比正常年份高出两倍半左右。
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而被迫发行的人民币，也给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2008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1.9万亿美元，2010年末增加到2.8万亿美元，9,000亿美元相当于接近6万亿人民币发行量。
綦彦臣认为，未来五年，作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独角发动机的外贸出口，速度将会出现下降。“对外贸易有一个基本部分还是要涨的，因为是国际分工形成的一些东西，不考虑劳动成本，比如说中国的纺织品，但未来中国外贸形势肯定要衰弱的，简单地说出口规模要收缩。”
廖仕明认为，中国对外出口如果没有结构上的变化，还是过去那些低端产品，将遇到后进国家的强力竞争，“目前中国制造的低端商品在欧美充斥，这里有一个上限，价格再低，大家也不会大量增加消费了。”
房地产的上下博弈
中国政府面对的多重两难局面，首先体现在房地产方面。
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一些城市房价过高，造成了群众的不满。事实上，中国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造成了民众，尤其是年青人群体的极度痛苦。
大陆政府提出未来五年每年兴建一千万套“经济适用房”，以供中低收入阶层居住，也是压抑房价的一种策略。北京的想法是压抑房价，第一是抑制经济过热，第二则是慢挤泡沫。在这次两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表示，大陆银行可以承受的上限，是房价下跌30％。房价越高，泡沫越大，未来下跌空间越大，银行损失也越大，而社会可能承受的冲击也越剧烈。
然而，过去十年以来北京多次以压抑房价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全部无疾而终，始终未能奏效，最大的原因在于房地产炒作，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靠山。
去年，中国各级政府依靠出让土地获得的财政收入达到23,000亿人民币，占据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20％。“地方的财政收入40％以上来自于卖地、房地产 ，”綦彦臣认为，“卖地的收入消减下来，政府的开支也将下来，地方政府城市规划那些专案没法做了。比如我对汪洋这个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但是汪洋为了亚运会搞好，20亿的预算搞到2,000亿，扩大了一百倍。他的钱哪里来的？大部分是卖地来的。”
中国地方政府严重超编，同时存在行政权力过大且无监督的问题。綦彦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支出无法缩减，“地方的县长以前坐的是奥迪，你让他换成桑塔纳他高兴吗？他肯定不高兴。”
土地财政走到尽头？
“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两会上这样断言。然而土地财政也像鸦片一样，如此简单、有效、低成本的收入方式，很少有地方大员会自动戒绝。
当北京以40,000亿人民币投入刺激经济政策出台，各地政府也借此东风大肆增加投资，资金来源除了出让土地，就是银行借贷。较早前中国大陆媒体的消息说，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超过160,000亿人民币，等于中央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
问题在于，大规模开发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财源，也是各级官员的莫名财源。大陆最新被停职审查的两名部级官员，铁道部长刘志军及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被称贪污金额都有数十亿元以上，正是借助过去两年铁道部7,000多亿元的大规模投资进行的。
有数据说，中国有约1,000万上访民众，每年大约有120,000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部分都和土地征收和强迫拆迁房屋有关联。各地政府为夺民利，手段残忍血腥，网路和海外报导层出不穷，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官员群体和个人利益驱使。
刺激内需和压抑物价
在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政府今年（以及未来两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控制通胀，压抑物价过快上涨。
根据官方的数据，今年初中国消费物价上涨幅度约为5％，虽然被许多人批评为数据掩盖了真实情况，但却比官方定立的3％高出甚多。事实上，中国大陆物价上涨趋势已经成形，是否能被压住颇成疑问。
“通胀不可能控制得住，还不是中国政府能控制的，”綦彦臣如此肯定，是因为石油，“中国的能源70％的消耗是要靠进口，这个70％进口里的又一个70％的能源来自于石油。”最近一个月，由于中东政局动荡，国际石油价格飙涨超过了100美元一桶。“在国内有房地产投资，在国外有石油涨价，所以通胀无法控制 。”
綦彦臣认为，石油涨价和美国有关：“前苏联侵占阿富汗时期，美国没法抑制他，就和盟友沙特增大石油产量，国际石油价格5个月跌了60％，原来30元一桶变成12元一桶，结果石油大国苏联损失了400亿。实际上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是被石油打败的。”他认为，近期石油价格大涨，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有关：“你外汇储备几万个亿无所谓，你就进口石油吗，石油越来越贵呀，现在100块钱，半年以后一桶300，很快就解决了。”
不过廖仕明认为，中国的通胀虽然有外部输入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通胀的本质还是中国本身今年货币发行量过大造成的，包括银行贷款数量大增，外币购买释出人民币量大，以及政府支出大幅增加。”
中国最近两年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是最近两年中国大陆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原因，但同时也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上表示，控制通胀和物价上涨，中国政府将采取经济和行政控制的措施。“我的感觉是，北京以两手准备对付物价上涨 ，”廖仕明分析说：“首先是以市场方式调控，包括增加供应，尤其是食品方面的供应，但另一方面，也绝不放弃行政措施，比如限制价格的方式以防万一。”
有趣的是，在中国政府的经济目标中，也有刺激国内消费成长的计划。在通常的意义上说，刺激消费和压抑物价却是一对矛盾。比如在金融政策上，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加息，以便把资金回笼，而刺激消费则需要降低利率，以使资金流入市场。
温家宝的工作报告表示，今后数年，中国将“保持价格总水准基本稳定，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但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协调实施这种矛盾的双向政策。
滞涨：没有需求的价格上涨
綦彦臣认为，刺激内需很难奏效。“我刚做完一个报告，40％城市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包括买商业保险，加入保障系统，如何让他们敢去消费？除非健康非常好。中国人要防老养老防疾病，人们不敢消费，即便知道100元5年后会贬到80元，他也要存。这是为了防止未来的风险，中国的财政制度不足以支援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内需上不来的原因在于，政府没有给人民信心，人民也没有信心去消费。”
过去五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约11％，但国内消费约增长10％。2008年，全世界家庭最终消费率为（GDP的）61％。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这个数字基本印证了綦彦臣的看法。
没有消费增长的前提下，物价却仍然持续上涨，就是经济学界最忧虑的滞涨。綦彦臣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中国制造业水准直上不平，跟政府胡乱投资有关系，比方修高铁，修高铁能解决一部分农民工就业，但毕竟是极少数的。原来投资1个亿500人能就业，现在投资50亿，也就300人就业。中国经济不会再高速发展了，会进入滞胀期。”
廖仕明分析说，价格上涨本质上是钱多货少，而涨价是从金钱中心向外扩散的。因此“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最先涨价，通常是股市和房市，然后是垄断行业，包括能源、原材料，最后才扩散到普通人生活涉及的商品。”所以他认为，目前中国物价上涨，其实是最近两、三年中国宽松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必然结果。
贫富悬殊日益扩大
中国贫富悬殊的现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以致于中宣部下令禁止公布衡量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三年前，中国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危险的0.47，而现在有民间分析者认为或者已经超过0.5的极端水准，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
贫富悬殊巨大，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最最重要的原因。最近中东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发生巨变，贫富悬殊巨大都是重要原因。
北京对此心知肚明。北京的策略，是压抑房价，然后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适当调整普通民众获利的比例。通货膨胀，本质上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但北京的这种政策，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几乎没有可能。
廖仕明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越接近资本中心的人越容易获得利益，中国的现实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是越接近权贵的人，越容易通过垄断的资本获得利益。问题在于，普通资本主义社会有政府作为中介调节者，而权贵资本主义，政府本身就是权贵的中心，所以他们的调节结果只能对权贵及周围的资本家更为有利。”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向中国地产商提出了道德要求，要他们有“道德的血液”。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想改弦更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北京的无奈。綦彦臣表示：“房地产老板澄清说，我们身上都流着道德血液。这还是个制度问题 。”
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分析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约42％通过卖地和税收进入了政府的腰包。在这样的前提下，温家宝要求地产商流淌“道德血液”，也确实显示出北京的虚伪。
“北京本身就是问题”
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中东巨变印证发展才是硬道理〉。文章表示，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近年经济发展速度只有4～5％，“无法消化国内大量新增劳动力”，因此出现了社会动荡，而中国因为有10％左右的增长，所以才能保持稳定。
该文在许多问题上有明显谬误，不是本文讨论的议题，但中国十二个五年计划把经济增长调低到7％，却距离中东动荡国家相差不过2～3％而已。
事实上，中国的失业率同样不容乐观。
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程晓农，曾经在北京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他表示：“我做过专门的计算，中国政府现在隐藏了很多真实资料，比方讲中国到底有多少劳动年龄的人口？中国政府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如果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人口计算中国现在的失业率就是30％左右 。”
过去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5％左右，几乎十年没有太大变化。程晓农笑言：“那是个永久数字。就说不用查资料，也不用看经济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不会随着真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的农村人口不计算失业率，农民工不计算失业率。一个比较能够反应问题的，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官方的数字是70％的大学毕业生能找到工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大约60～70％的大学生，毕业两年内没有工作。”程晓农表示，在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形势比农民工更为严峻，“因为中国工厂多是组装车间，没有技术含量，也几乎没有创新，只需要大量的低级劳工，不需要工程师。”
在中国中部一些省份，大学毕业生起薪点居然比高中没有毕业的农民工更低。新唐人电视台最近报导说，河南郑州大学毕业生只有800人民币月薪，远低于江浙、上海和广东的农民工起薪点。
问题在于，经济增长11％无法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增长7％恐怕就更难带来足够的工作。
年轻人大量失业，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标志，结果很可能是社会矛盾逐步激化。路透社上星期从北京发出报导说，中国政府预计今年投入到员警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的预算为62,440亿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13.8％，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军费。
綦彦臣表示：北京表示“要最大限度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和谐，但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得清吗？古代讲化敌为友，现在讲同盟化。但目前局势空前紧张。国内民主人士从来没把国保员警当敌人，但国保把这些人都当敌人，矛盾空前紧张。随便传唤，监督，“喝茶”，施加巨大压力。在这个制度里，人都搞成这样，上层也不知下情胡乱决策。现在实行强力控制，本来所谓内部矛盾还不强，倒给全面激化了。”
“雷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华盛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华盛顿本身就是问题’，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北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北京本身就是问题’ 。”◇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214期专题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