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15日讯】“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也给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患者是癌症晚期 医生仍拚命开药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据《人民日报》报导，许京详的父亲家住北京朝阳区小关附近，退休前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工作。2008年6月，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滥用抗生素、滥检查及滥用心脏支架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 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医院和医生都得利 已成“暴利行业”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过度医疗，但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一名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视频：“看病难、看病贵”是压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