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13日讯】蒙古人的文化被中共硬生生地连根拔去。
主持人：2011年5月11日，在内蒙古锡盟西乌旗，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车祸。牧民莫日根为了保护自己家园的环境，试图用身体拦阻运煤卡车的进入，结果被巨型卡车从身上和头上碾过，当场死亡。这次车祸如同在蓄洪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裂口，蒙族民众长期以来的不满与积怨，像潮水一样喷涌而出。
旁白：从那时起一直到5月底，内蒙古各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蒙民抗议游行事件。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甚至要求呼和浩特各所大学 “封校“，禁止学生集会。这一系列的举动让蒙古族民众更加愤怒，他们开始酝酿在5月30日这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中共当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方面，5月27日，内蒙第一把手胡春华到西乌旗综合高中与师生对话，承诺严惩凶手。另一方面，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命令所有呼和浩特的各大学、中专和中学务必以各种强制方法在5月30日和6月初阻止学生上街，执行不力的学校主要领导将被问责或者就地免职。
但是，不管当局如何防范，五月三十日的抗议活动还是如约而至。30日上午，大批人聚集在呼市维多利亚商厦附近，他们打出“保护草原”、“春城集团滚出锡盟”等标语。约三、四百名示威者边喊口号，边向内蒙古大学方向行进，沿途吸引大批人加入，最多时有近千人，在内蒙古大学附近，游行队伍被闻讯赶到的防暴警察拦下驱散，有20多名示威者被带走。
主持人：中共在应对内蒙古抗议事件中所采取的两手措施，尤其是镇压威慑和政绩挂钩在短期内似乎取得了成效。5月30号之后，抗议活动渐渐平息。但是，现在是否一切都归于平静，学生是否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再被限制，警察和军队是否已经撤离该地了呢，我们在6月8日对内蒙古部分大学的采访中，听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主持人：内蒙古大学说学生已经完全不再受限制，学校里也没有军队和警察，一切正常，内蒙古师范大学说学生出学校的时候还要出示学生卡，还要被搜查一下，而在第3个采访中，也就是对内蒙古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采访中，我们听到了更不一样的说法。
采访录音：学生不能离校。周围有警察驻守。
主持人：这是我们稍早对内蒙古几所大学所做的采访，他们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周围到现在还驻有警察。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请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文昭你好，你认为至今还在学校附近驻有警察，是不是说明当局还怕学生会出来游行，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这样的警惕呢？
文昭：我想当局呢有一种紧张的心情还会持续很长时间。随着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呢，抗议的力度是逐渐减弱的。但是有些地方松一些，有些地方紧一些，那么不同的人他给出来的消息会有一些差异，这个其实很正常。那如果说要问说，这个当局会在比较敏感的地段要布置多大的警力啊，或者说要投入多少精力去控制所谓的维稳哪，我想这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就是它如果觉得某一个地方很敏感，危险程度很高，那它可以把它无限加码，一直加到它觉得可以完全控制的这种程度。
因为现在所谓的维稳呢主要是在第一线，主要是围堵抗议的人，不让他上街。一旦上街的话，形势就更难控制，所以这种维稳的成本是没有上限的。它如果觉得有必要，它可以把一个派出所扩建成一个公安分局的规模，甚至更大。就像以前天安门广场只是天安门派出所，是一个派出所级别，后来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去上访，打横幅，现在的天安门派出所就已经升级成天安门公安分局了。
旁白：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辽阔的内蒙古高原上，水草丰美，风景如画，蒙古人世世代代在这里逐水草而居。但是今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中共官方指令，从2001年以后，所有蒙古人居住的地方禁止游牧。蒙古人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被强迫改变。事实上，游牧不仅是蒙古人的传统，对保护草原的植被也至关重要。草原上肥沃的地表土层只有十多公分，再往下都是沙子。游牧的方式能够保证一个地方的植被不被过分消耗，使草原有再生的能力。但是游牧被禁止后，再加上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变游牧为农耕，犁锄所到之处草原消失，换来得是更大面积的沙漠化。
几十年来，大草原掀起的沙尘暴愈演愈烈，一直刮到华北、华南直到台湾，草原上的蝗灾、鼠患、火灾、狼群等灾害连年不断。过去四十年，内蒙古草原减少了一千万公顷，草场载畜量减少五千万只羊。仅仅这二年，草原上的群马数量已减少近一半。
在草原消失的同时，蒙古文化也在同时消失。
蒙古族的语言文字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有大量的蒙古族青年不会蒙古语，学校里都讲汉语。虽然也有一些蒙语学校，但是质量极为低劣。为了孩子的生存和未来。蒙古人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
藏传佛教是蒙古人的宗教，俗称“喇嘛教”。过去的蒙古，几乎人人信教。但在文革期间，寺庙和藏传佛教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现在几乎没有几人了解喇嘛教是什么。
内蒙古是中国的能源基地。曾连续七年GDP增幅居全国各省市之首。究其原因，靠的就是矿产开发。但是对各种矿藏的无度开采给草原的生态带来了灭顶之灾。连《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也承认，矿产开采严重破坏了草原上的地下水资源，呼伦贝尔7大河流已全部断流。煤矿附近的草场，鲜草产量锐减。这些草场被征用后，牲畜转移到周围草场，而政府给牧民的补偿只有几千块钱，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主持人：对于世世代代在大草原上生活的蒙族人。草原的消失，文化的消失远不仅仅是一些数字和文字拼凑起来的概念，而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下面是我稍早对在美国纽约的南蒙人权信息中心的主席恩合巴图的采访。他出生在内蒙古境内的一个牧民家庭。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对在大草原上生活的记忆。
主持人：你在蒙古长大，那时是什么样的？
你指过去？ 是
恩和巴图：我在蒙古的东南部出生，在南蒙古（内蒙古）长大，在我小时候，那里的状况比现在好很多，草地真的很绿，至少沙尘暴也不像现在这么严重，
主持人：你是来自牧民家庭吗？
恩和巴图：是的，我出生在牧民家庭，蒙古东南部的，高中以前，我都不会说汉语，我上高中，蒙古高中，高中的第一天很糟糕，虽然它叫蒙古高中，但是校长、老师都被迫要说汉语，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中文，但那时我们并不真的会说中文
你小的时候想学汉语吗？
没有多少选择，我并不真想学汉语，汉语太难，对我而言完全是外语，即使现在对我也是外语，但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学起，每个蒙古学生都要在小学学汉语
主持人：你小时候在内蒙古的时候可以信藏传佛教吗？
恩和巴图：不，不，不可以。事实上，甚至我父母和老一代也不行。因为你知道，佛教被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封建礼教，根据研究，在文革之前，整个南蒙古有至少三千所寺庙，在文革中它们都被摧毁了，佛教寺庙已荡然无存。现在又有一些寺庙被重建或修复，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旅游。中国政府想通过发展旅游来挣钱。这些寺庙里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
主持人：5月31日，中共外交部对内蒙古的抗议事件作出正式回应，发言人姜瑜说：“对于境外有人利用此事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我们认为都是别用心的”。发表这番司空见惯的定性言论之后，当有记者问，这个“别有用心”到底是什么心的时候，姜瑜却回答说：“那你可以去问问他们这些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组织和人”。
那么于是，我们就请来了中共所指称的所谓“煽风点火”的组织和人。问问他们到底是什么用心。下面是我对南蒙人权信息中心的主席的另一段采访。在这里再说明一下，对于姜瑜所说的“别有用心”，《人民日报》的外围刊物《环球时报》，在同一天的一篇名为《理性看待内蒙古自治区近日发生的事》的评论中，直言不讳的称其为“蒙独”。新加坡《联合早报》在6月1日的报导中称“一般相信，中国官方认定的境外势力是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好，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位当事人对中共发言人说辞的回应。
主持人：你对他们的说法作何回应？
恩和巴图：这是中方对类似事件的自动回答，在过去西藏和边远地区的民众抗暴中也发生过，中国政府总是试图找替罪羊，总是将责任指向他人，声称有敌对势力在事件背后，事实上，中国当局没有直接面对问题的自信，只是找人背黑锅，所以他们称一些蒙古团体隐藏在事件背后试图分裂国家，这其实不是事实，因为首先这起事件是人民自己组织的，并没有核心组织人，没有集中的职权，没有单一领导人，所以整个抗议是民众自己组织的，那些学生，就是年轻的学生，普通的蒙古牧民和当地居民。
主持人：换句话说，你的组织，南蒙古人权中心，完全没有参与或帮助组织这次事件，是这样吗？
恩和巴图：我们只是人权组织，我们做的只是散播中国境内蒙族人的人权状况信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那里发生的事，这是我们做的，首先我们不是政治组织，我们只是人权组织，我们没有参与这个事件，这是千真万确由民众自己组织的活动，
主持人：就在“蒙独”这个词不断出现在互联网和一些中文媒体上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我们现在连线本台的时事评论员文昭，能解释一下《环球时报》所说的这个“蒙独”是怎么回事吗？
文昭：现在的蒙古高原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内蒙古又被一些蒙古族人士称为“南蒙古”，而外蒙就是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后分离出去的，后来在苏俄的支持下建国。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对外蒙的独立未予承认，而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追随苏联承认了外蒙独立。1950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以府的形式承认了外蒙独立。
针对国内的不满，人民日报2月14日发表评论，名为《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里面说“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外蒙独立”。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现在又以捍卫国家统一自居。但现在所说的“蒙独”是特指将内蒙古自治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脱离出去、或最终与外蒙古合并的主张。但是严格讲它并没有形成纲领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汉族人知道甚少，即使有了解的，多数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小说中了解的。
主持人：多数中国人从官方媒体听说的是：西藏、台湾、新疆有一部分人主张独立。为什么又会出现“蒙独”，给人的感觉得所有少数民族都出问题了？
文昭：不仅如此，在大陆互联网上还出现过“朝独”、“满独”这样词。就是说某些朝鲜族人和满族人也有脱离中国的想法，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失败。所有民族独立的主张的核心诉求都是三点，一是延续民族血统，反对在人口上被稀释和同化。二是保持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反对文化上的被稀释和同化。三是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自由和自治，能够决定本民族的事务。
这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共产党的管制下存在着真正的“民族自治”。因为他们认为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无法保证以上三项要求的实现，所以就会有独立的想法。所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共产党问题，它的绝对集权需要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单一化，树立党领导的绝对权威，不可能允许活佛、阿訇的权威在党的书记之上。这当然会破坏其他民族已有的传统和文化，引起冲突。
主持人：“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字正式出现是在1947年，在清代以前称这一地区为“漠南蒙古”或“内札萨克蒙古”。历史上活跃于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或者归顺于中原王朝、或者保持战争关系，有频繁的互动。元朝时，蒙古人曾统治全中国97年之久。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革期间，内蒙古发生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当中波及面最广、过程最为惨烈的政治迫害运动，即所谓的“清查‘内人党’事件”。下面请听雪莉的介绍。
雪莉：“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是1925年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一个左翼政治团体，曾经在内蒙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在30年代中期就宣告解散了。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内人党”的一部分老党员建立了新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支部，但在中共的授意下，这个左翼政党于1947年再度解散。
但是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蒙族人政党在文革中成了发动政治斗争的重要借口。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内蒙古的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冠以不搞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等罪名而被打倒；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任司令员，并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全国“揪特务”的运动当中，内蒙古的造反派编造说，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在60年代复活，还发展了大批党员。内蒙从此开始了以深挖和肃清“新内人党”势力为中心的“挖肃”运动。
在“文革”结束后，根据当时的“最高人民检查院对林彪和“四人帮”的起诉书中称，文革期间因这个子虚乌有的“新内人党”冤桉，有34万多人遭到诬陷和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然而在2009年《炎黄春秋》所发表的《“内人党” 冤桉亲历记》一文称，根据受害人的寡妇们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14万多人，被迫害人数大约有70万。迫害过程普遍采用刑讯逼供，惨忍程度令人发指。直至今日，冤桉的主要责任人滕海清等人，并未受到追究。
主持人：“内人党”事件是中共政权极力掩盖的众多血腥屠杀人民的事件之一。但是，这样的一场针对蒙古人的浩劫，却被一位少年目睹，并且发誓要把蒙古人的苦难记载下来。这位少年就是今天的袁红冰教授。他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记载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自由在落日中》，下面是我对他的采访。
袁红冰：因为当时内蒙古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在军事管制之下，在短时间内，几乎所有的学校、工厂的仓库等等都被改成了临时的监狱。在所谓的群众专政的配合之下，在解放军的主导、中共军队的主导之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几百万蒙古人全部被──几乎全部被关进了监狱，这些临时设置的监狱。
那么经过──（主持人：关进去以后怎么样呢？）关到监狱以后就进行所谓的政治审查、政治迫害了。主要的这次迫害是以酷刑作为它主要的特征。在这次酷刑中，几十万蒙古人受到了酷刑的迫害。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有十多万蒙古人在酷刑下死去。那么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酷刑就是，由当时军管的军人把一个蒙古人倒着吊在树上，下面是一口烧红的大锅，烤着他的身体，最后把他的肚子烤得一下爆裂开。他的内脏，肠子什么都掉到锅里，烧红的锅里，那样一个惨痛的局面，是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时我的很多我一块从小长大的蒙古族朋友，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父母兄长，也都受到了迫害。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的一个母亲哪──父亲哪，从一个很高的工厂的大烟囱上跳下来，摔死了。当时我也在现场。（主持人：他是自杀吗？）他是自杀啊。被迫害啊，被逼自杀呀。所以这些事情都很深刻地震撼了我。我当时就像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此生一定要把蒙古人的苦难，心灵的苦难，写出来，留给世界。
主持人：对于蒙古族的抗争，以及中国境内所有遭受不公和苦难的人群，世事关心会持续关注，持续报导。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