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4日讯】失去的昨日，又是一个六一儿童节。这个节日当然属于儿童，也当然应当是快乐的。我也有过童年，当然也过过这个节日，如今，我已老矣，岁月如烟，往事依稀，仔细搜索记忆，这个节日给当年还是儿童的我带来过快乐吗？我记不得了，真的记不得了。如果非要我说实话的话，那就是希望这一天能够放假，让我逃离学校，自由地玩耍一天。然而在我整个小学年代的那六年中，似乎每年的这个节日都只放过半天假；另外那个半天，都被集体活动了，开大会，载歌载舞，队旗飘飘，鼓号齐鸣……
人老了，变得务实起来了，可能肚子里装的知识越来越多的关系使然吧，如今的我早已明了了一个真理：所有的快乐，都脱离不了物质基础。你想想，饥肠辘辘的人，他有快乐可言吗？托父母的福，儿童年代的我，的确没饿过肚子，饱汉不知饿汉饥，所以，那时的我，便以为快乐就是脱离老师和家长的管束，自由的玩耍。直到一辆汽车把我送到一个荒山岗上，从此开始了知识青年的生活后，我才品尝到了什么是让人无法忍受的饥饿；以及在饥饿状态下的那种头晕目眩。上山下乡的那两年，是我人生在饥饿道路上晕晕乎乎行走的两年。我恐惧那条昏暗的道路，要是有人还想让我重新踏上那条道路的话，我将诅咒他全家。
还是回到儿童节的闲话上来吧，活到祖父级别的份上了，自然会对那些儿童的生活比较上心，因为，我的未来，已经都变成赤裸裸的、毫无诗意的现实了，但是人这种动物又非常奇怪，因为你只要是个人，你都会有梦想，梦想是啥？未来，未来是啥？孩子。让孩子们，尽管与我八竿子打不到的普天之下的孩子们，都能拥有衣食无忧、天真浪漫、快乐幸福的童年；愿他们每个儿童节都像蜜糖一样、像鲜花一样、像清晨的阳光一样，这就是我的梦想。道理忒简单：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这些基本上无望的人，只好把对未来的憧憬，寄托到他们身上去，或许这是一种无奈吧。那些尚在童年时代的孩子们的不幸夭折，比如在克拉玛依大火灾中、在五一二大地震中不幸丧生的孩子们，时常让我痛心不已，为啥？因为他们的夭折，使得我对未来的梦想变得残缺不全、支离破碎。
六一节的前一天，国内某微博上出现了一条图片新闻——三百名重庆老知青包火车重返当年插队的云南。这三百名老知青活到今天的年岁，应该与我的年纪相彷吧，没准儿，还比我大一些。我真闹不懂，他们当年没有饥肠辘辘过？那段让人永生难忘的变相囚徒般的岁月，竟然还能让他们流连忘返？只有一个结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某些人的控制力与型塑力，简直太强大，也简直太可怕了。
镰刀斧头的符号，曾经无情改造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继续在控制与规训我们下一代的人生。这个象征着暴力与集体之力量的符号，是与自由、快乐没有共同语言的东西，不仅没有共同语言，而且它还极端排斥个人的幸福与自由。在这个符号的下面，应是冷漠的、机器般的人生。
八九年前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曾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报导了一个欧洲移民在美国白宫广场前进行了十多年一个人战争的抗议，她吃喝都在那广场一角，她那完全有悖于我对广场与权力认知经验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新，让我耿耿于怀。前两天，刘晓原律师在微博客上发了一组他在美国华盛顿访问时拍下的照片，下面的一幅就是其中之一。一位老先生，冒着大雨，蜗居在白宫北广场上搭建的一个临时帐篷中，脸上涂抹着油彩，怀中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据老刘了解，此先生在此抗议了好几年了，居然没有警察前去驱赶。我看到这幅图片后，立马在老刘的图片后跟帖：“还有一个欧洲裔女移民因抗议美国的核武器战略也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呢，可惜，我手上没有照片作证。”
互联网真神奇，我的跟帖很快就被一个名叫@范桶的围脖儿看到了，他说：我有她的照片，不过，在我办公室，明天我发给你看；于是，那个“扰乱公共秩序”的欧洲女移民的照片，就在第二天出现在那个门户网站的围脖儿上了。
昨天，也就是2011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在北京的那个脑子里只有一根筋的傻逼弟弟，带着他的媳妇儿，以及一男一女俩孩子，早早地从他那位于大兴区团河某社区的家里出了门，他好几天前就放风了，他说，他要带这一家人前去“我们的心脏”放风筝，让风筝从孩子们的手上，自由地飞上蓝天，钻入白云。然而，这一家人还没走出大兴的地界儿，就被一群制服男给困住了，我这哥儿们忒不服气，“凭嘛不让我带孩子去那个地方放风筝呀？凭嘛呀？！”他问那群一脸冰霜的制服男，这些早已被镰刀斧头符号化后的机器人们，怎么能给他一个“凭嘛”呢？总之，因为你不能去，所以你就不能去，你一定要去，我们就一定对你不客气！
孩子他爸一手从孩子手上拿过那把木头大刀，另一只手抱着两岁的小丫头，身后带着媳妇儿和年幼的儿子左冲右突，和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制服男们玩起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不愉快的躲猫猫游戏。游戏的结局便是，这一家人被迫放弃了一个小小的，但却是非常奢华的梦想——到那个“我们的心脏”，陪俩孩子自由欢乐地放一次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