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19日讯】按，年初应盛雪女士之请参加了她的祖父臧启芳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会前我作了很仔细的准备，写下了这篇文章。作文过程中盛雪二叔臧英年先生，家姐朱学文女士对史实和人物有许多指教。
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臧启芳先生是中国早期的留美学者，他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担任了东北大学校长，其中八年是在四川三台度过的。这个离乱的八年中国高等教育却很有成绩，那是因为中国有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人才，他们专心致志于将中国教育与西方接轨，胡适之、梅贻琦、臧启芳等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者。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总共毕业了二千名学生，东北大学在校学生也达八百名，因此东北大学是很有规模而且很有地位的学校，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还说它是办得最好的大学。
西方语言里“大学”University与Universal是同根的字，本身就有“包容”的意思，先行者蔡元培靠“ 兼收并蓄”把“京师大学堂”改造成一所接近西方形态的学府。其实，西方社会形态的核心就是“宽容”，惟宽容能达至稳定，惟宽容能创意无穷。中国要变成稳定而有创造力的国家，就必须建立有制度保证的宽容。胡适之、梅贻琦、臧启芳、吴有训等人是中国西化的继行者，他们没有机会在中国主政，但是他们把持了几所著名的大学，推行以宽容为核心的西化事业，
东北大学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初创的，他们是军阀，但是办学很有诚意，是放手让知识份子当家做主的。臧启芳是东北地方不多的留美学生之一，他比张学良只大六七岁，两人很早就认识，而且辅导过张学良读书，但是关系并不好，因此臧启芳就进关在苏北盐城当专员。而张学良好走极端，反共的时候杀了李大钊，亲共的时候又闹出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需要整顿，教育部派东北人臧启芳去当校长，当时教育部部长先是王世杰，后来是陈立夫。有人说臧启芳是CC，大概就就是这层上下级关系。
臧启芳不认同共产党。六十年代我在四川一间县城中学教书，学校里有几位很有学问涵养的川籍的老教师，他们都是在抗战期间内迁的大学里受的教育。东北大学毕业的屈义生老师还有一段“叛徒”历史，他是臧启芳亲自授业的学生，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臧校长闻讯找他谈话说：“屈君，你很有才干，参加这些过激活动非常可惜…… ”屈义生说他很崇拜臧启芳，因此接受了校长的劝告，毕业后臧启芳为他介绍了工作，还想把他带到东北去，但是屈义生拖家带眷没走成，留在家乡教书。
三台校园里的共产党活动很活跃，后来国民党的东北政要高惜冰的儿子高而公就是一个非常左倾的学生，臧启芳是张作霖时代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高惜冰是工学院院长，两人的关系极好，所以共产党组织的许多活动是由高而公出面领头，臧启芳对子侄辈的执迷不悟当然是无奈的。后来高而公还去了解放区，成为共产党的新闻广播事业的一个积极而杰出的工作者，写有许多著名的报导，但是因为家庭成分而不得重用，一九六○年又向党交心，批评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结果在文革中受到惨烈的斗争而英年早逝。
那时东北大学教授不到五十人，名人却很不少，一代宗师蒙文通、金毓黻，五四健将陆侃如、冯沅君，史学新锐丁山、陈述、杨向奎，作家姚雪垠，戏剧家董每戡都很令人注目；而思想前卫哲学家赵纪彬、杨荣国还是真名实姓的共产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也很活跃，冯沅君、赵纪彬、姚雪垠、董每戡都是所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会三台分会”的积极分子。
赵纪彬，一九○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农民运动，参加武装斗争，在河北大名监狱里服刑三年期间自学成才，精通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大学者顾颉刚非常器重他，长期任用他，一九四三年把他介绍给臧启芳，在东北大学教授哲学。一九四六年后赵纪彬转去东吴大学，山东大学，一九四九年后任山东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平原大学校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授兼顾问。
杨荣国，一九○九年生，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在武汉、长沙、桂林参加左翼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一年流亡到四川，与左派学者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等人过从甚密，发表了不少反对传统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去东北大学教书之前生活非常拮据。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期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哲学两系的领导，毕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儒家学说。
抗战胜利，民族斗争一告段落，阶级斗争就重新开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盛行，是因为中国有仇富的传统。“打富济贫”是公义，“杀富济贫”是美德，有这样的文化依托，中国的共产革命就变本加厉。臧启芳和他的东北大学就成了它的牺牲品。
流亡西南的学校大都是在一九四六年复员的，西南联大也是在那年解散的，那时国共两党在校园里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一件典型的历史事件是昆明左倾教授李公朴被杀，闻一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
一九四六年四月，西南联大宣布解散。走了，学生放暑假了，（特务们）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当天下午闻一多也被杀了，国民党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中国历史发生了悲哀的转折，中华民族没有区别利害的原则，更没有“两害权其轻”的智慧，亢奋的学生们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事实上，连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这样的共产党人也不知道：“胜利”对于他们自己最后意味着什么？
东北大学最出名的校友大概是柏杨，柏杨幼年失母，环境恶劣，初中时因不敬师长而曾被开除，一九四四年冒名“郭衣洞”插入东北大学政治系，在三台圆了他的“大学梦”，他回忆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毕业典礼：
……地点在大礼堂。我和那一届的毕业同学坐在前排，由校长臧启芳先生致辞，臧校长神采飞扬的在台上宣布说：“我们终于胜利了，八年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全世界人都知道，共产党再也无话可说，再没有办法号召人民反抗政府。”这段话引起雷动的欢声，师生们都深具这样的信心，因为这是事实。（《柏杨回忆录》，源流出版公司，台北，页153-154）
如果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大礼堂讲这样的话，台下可能是一片倒彩，三台的政治情绪显然比昆明温和多了。在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的兴奋情绪鼓励下，郭衣洞也到东北沈阳去求发展了，他很自豪地回忆他见到的东北大学：
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柏杨回忆录》，页159）
青年柏杨是何其热爱东北和东北大学啊！
臧启芳带了东北大学的队伍回到沈阳，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跟臧校长去了东北，陆侃如在那里当教务长。金毓黻到北京图书馆去当馆长，姚雪垠到上海大夏大学去当文学教授，赵纪彬去了东吴大学教了一年哲学，因为支持学生闹事而被解聘。杨荣国到桂林师范学院去教书，他到了广西就被抓进了监狱，坐了十个月的大牢，乃至今天的广西师范大学对这位名气非常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竟没有任何的记忆。若是他去了东北，或许是可以免了这场牢狱之灾的。
但是，当了十年校长的臧启芳自己却倦怠了，回到沈阳就请辞，国民政府改任他为“东北九省教育特派员”，那时东北是被分成九个省的。
历史没有论功行赏，抗战功臣国民党在东北战局最初很占优势，但是一年就翻了盘。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松花江以北站住了脚的林彪部队开始南下出击。六月，共军攻打四平，军事形势开始逆转，乡间清算更动摇了城里的人心，沈阳的人口开始向北平流失。七月，学年结束后，陆侃如、冯沅君就去了青岛，东北大学的骨干鸟散了。十月，臧启芳去南京转任财政部顾问兼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八年，共产党的农村包围了国民党最后的两个城市——沈阳和锦州，东北大学无疾而终。
那时，中国弥漫着改朝换代的气氛，连坚守传统的陈寅恪和冯友兰（冯沅君的长兄），也都留了下来等待共产党的改造。那年，冯友兰五十五岁，才从美国讲学回来，在清华大学当文理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以后二十几年中毛泽东一直注意着他的思想动向，文革时他的立场已经驯顺到与杨荣国完全一致了；五十九岁的陈寅恪从北平南下广州，傅斯年邀他去台湾加入“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他留在广州不愿再走了，那至少是认为国民党死定了，没有再多搬一次家的必要了。
问题是：当初对苏俄发生过的一切，这些高明学者都一无所知吗？
无知的确是事实。苏俄的暴行在西方早已传知，但并不为中国知识份子所普遍关注。我的岳父张锡嘏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两次到美国留学，二十年代那次在衣阿华大学学农业经济，他的犹太室友的桌上放着一张照片，岳父认为那是室友的家长。二十年后，共产党让岳父认识了马恩列斯，他才恍悟当年在衣阿华似曾相识的是列宁。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到美国来见识西方财富，学习西方技能，很少的有人注重西方价值和准则。而中国人把美国大学当作职业教育的格局，至今未变。
困难也是事实。有人说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实在是过奖之辞。中国的传统学问的目的、方法和结论，于西方看来一无是处，因此中国文科学者在西方很难立足，陈寅恪和冯友兰当然也是虑及了“聘书何来？”才留在大陆听天由命的。若以我们今天的觉悟问：为什么不逃到美国去？则无异于问：何不食肉？再说，中国共产党反人类恶行会严重到后来的程度，也很难有人预料，前辈的无知和疏失也就应该原谅了。
胡适之、梅贻琦、臧启芳离去了，傅斯年带了“史语所”的李济、凌鸿勋等人去了台湾，一年后他自己累死在台大校长的位上。胡适之、梅贻琦、臧启芳、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都很有名望，但是都没有钱财，要他们到美国当小兵去打斗，也不是现实的事情。胡适之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好，他不要蒋介石的美金，连台湾的边也不沾就直接去了美国，结果在美国很潦倒。
东北大学同人丁山、赵纪彬、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异途同归，都成了共产党文科名校“山东大学”班底，那时他们都才四十多岁，杨向奎后来还主编了一本很有份量的杂志——《文史哲》，它上面发表的李希凡、蓝翎二人联名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被毛泽东赞赏而发展成一场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运动，那位被毛泽东捧为“小人物”的李希凡正是赵纪彬的内弟。
今天山东大学有人回忆，陆侃如和冯沅君同任一级教授和副校长。其实五十年代他们定的是二级，当副校长还是“改革开放”后的风光，共产党一进门是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的，这种湖南粗话教温良的冯沅君女士如何上得了口？毛泽东天性刻薄，一九五七年他玩真的，陆侃如先生就当了“右派分子”，而那只是中国知识份子受屈辱的一个里程碑，后面还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苦境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四八年，杨荣国回到长沙老家的湖南大学教书，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到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了三十年大起大落。以他三八年入党的资格，至少该是个十三级干部，而在旧社会混久了，又难免没有这样那样的“三朋二友”和“历史问题”。文革时红卫兵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识，把“反孔”的“走资派”的妻子逼得精神分裂，溺水身亡。后来他总算被“四人帮”捧上了天，当然又被邓小平打下地。共产党的事情冤来枉去，常如“大水冲了龙王庙”。
赵纪彬是一个禀悟极高的学者，毛泽东在延安就注意到他的一些立论，后来对他的《论语新探》又备加赞赏，但是他在国民党反省院里写过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心得，党中央就一直怀疑他有“叛徒”的嫌疑，他与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也就很久不能再版。而他的批孔立场久已有之，并非是为“批林批孔”专用，不巧江青曾经向他不耻下问……。既然他可为“四人帮”所用，邓小平上台就被清除出党，还是靠善人胡耀邦帮忙恢复了党籍。
比起大悲大喜的余生，东大校长的宽容，三台草庐的淡泊，或许是马克思主义者赵纪彬和杨荣国悲剧人生中最美好的片断。
除了长子长女，臧启芳携家去了台湾，那时岛上名人如云，经济又没有起飞，他为官一生却洁身自好，在台中东海大学执教经济学时，清贫到让次子英年放弃台大机械系，而进了免费的海军机校；三子凯年先生回忆，高惜冰在美国学的是纺织，去台湾后参与创办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功，因此常常帮助他们一家。
但是，贫困无碍刚直，国民党政府号召名人献言，启芳先生就实话实说“学生劳军” 是形式主义，执掌军队政治工作的蒋经国闻之大怒。一九六○年五月雷震于《自由中国》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指责国民党“一党独霸”、 “操纵选举”，还进而筹组“中国民主党”，九月国民党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雷震被处十年徒刑，这就是举世震惊的“雷震事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心焦如焚，呼吁名士联署营救，慑于白色恐怖仅二十余知识份子敢于出头，东海大学臧启芳、徐复观、蓝文征三人壮士榜上有名，臧启芳也就与国民党反目了。是年启芳先生心肌梗塞故于台中东海校园，当局竟拒发公务员死亡抚恤金，借口竟可以是“来台后未行登记”。
“抗日青年”郭衣洞的人生就丰富多彩了，他从不委屈自己，说尽一切自己想说的话。一九四八年尾到一九四九年初，柏杨在辽沈和平津两次被“解放”，他追随蒋委员长，却也不仇视共产党，有时还表扬几句解放军；但是在“大是大非”的价值观问题上，他要的是自由和人性，这位东北大学小兵的头脑醒过了许多大教授。在后来回忆北平“和平解放”时的社会情绪时，他说：
……政府所辖的江山，一半已沦入共产党之手，全国知识份子的左倾程度，接近宗教狂热，一个人是不是向共产党靠拢，成为检查他是不是进步人士的唯一标准。可是，共产党没有个人自由，唾弃温情，标榜党性，全都使我毛骨悚然，我性格上不喜欢拘束，觉得人性尊严和温情扶持，是人类共有的美德，党性只是英明领袖巩固自己权力所加到群众身上的私刑……
于是他决然从北平出走，经过青岛、上海，到了台湾。在他服务于蒋经国的“反共救国团”的时候，竟用最尖刻的文字攻击党国的专制，因此被囚禁了九年，其中六年多在绿岛度过。四十几年后，他才回到过曾为顽童的故乡，见到了心存亏欠的两个有不同母亲的女儿，但是价值胜于亲情，他还是确认“我家在台湾”，那里他曾有牢狱之灾，但是他在那里得到了迟到了自由。
共产党在东北大学地盘上组建了“东北工学院”，那是一所采矿和冶金的专门学校，那时共产党以为有了重工业中国就强大了，东北是重工业基地，离苏联“老大哥”又近，所以东北工学院最初办得还不能算不认真。但是，后来几十年“阶级路线”、“ 政治挂帅”，它也打了许多右派，封了更多的左派，所以今天这所学校有不少高楼，却没有什么高人。近年来它又恢复了“东北大学”的校名，但是它与臧启芳离去时的东北大学的文理（Liberal Arts）传统，已经毫无干系了。
东北大学，如果说它今天还有一个躯壳的话，我们纪念的臧启芳先生主持的东北大学的人文精神，已经被革命和战乱剿灭了。
二○一一年六月二日改成
二○一一年七月十六日修改
补记
高惜冰，一八九三年生，辽宁省岫岩县人，曾入北京大学，一九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公派留美就读罗维尔理工学院纺织系，一九二三年获硕士学位，一九二六年起任东北大学教授，次年任工学院院长。曾聘黄侃、章土钊等几十位学界名人到东大任教或讲学。一九三○年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九一八”后在北平筹建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一九三三年五月转任新疆省建设厅厅长；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后任中棉公司常务董事；一九三七年出任国民政府大本营第四部轻工业组组长，负责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此后连续四届当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员，为驻会（常任）委员。一九四六年十月，出任安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七年改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九年去台湾，被聘为台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董事。一九七三年迁居美国，一九八四年病逝纽约，终年九十岁。
一九八二年夏，我等游美东归程经芝加哥，吴方城兄带大家去高惜冰之女高遒迪家留宿，高惜冰先生和夫人住在那里，我们因此见到了这位东北名人，方城的父亲原来是东北大学的教授，也是惜冰先生的好朋友。近三十年前的那天，惜冰先生谈兴很足，说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可惜我大都遗忘了，记得他说在重庆当国民政府参政员时，见到过共产党方面的王明，其人口才非常好，很有魅力。他还说到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常常见到毛泽东坐在阅览室门口的藤椅上读书看报，桌上有写着“毛泽东”的三角名条，有一次他请教毛泽东说：“毛先生，某某书在什么地方？”毛泽东扬扬手说：“自己找，自己找。”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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