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12日讯】她出生于一个来自加勒比岛国波多黎各的贫困移民家庭，在纽约最低廉的布朗克斯区长大，8岁患病、9岁丧父，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传奇人生，是“美国梦”的又一个最佳注脚，感动着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和美国以外的人。
两代人的梦想
2009年8月，索尼娅成为美国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大法官，她也成为了美国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在她宣誓就职的仪式上，站在正中间的是一位手捧《圣经》的白发老人-—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宣誓仪式结束后，索尼娅动情地拥抱了自己82岁的母亲，此时成真的不仅仅是她的梦想，还有母亲的梦想。正是母亲的“美国梦”成就了她的“美国梦”。塞琳娜以一己之力，将儿子培养成医生，将女儿培养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说：“我有今天，全是因为我母亲，我的能力只是她的一半。每次想到她克服了多少困难，我都感到惊讶。”
索尼娅这句话背后，蕴含着比她自己的“美国梦”更为感人的美国梦故事。
母亲的选择：最谦卑的美国梦
10年前，索尼娅在莱曼学院的开学典礼致辞中说：“我要给你们讲讲我母亲的故事，一个关于希望、勤劳、教育和奉献改变人生的故事。”那也是非常谦卑、非常传奇的一段故事。
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出生在加勒比小岛国波多黎各的乡村，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父亲抛弃了家庭，她沦为孤儿。当时岛上大多数人是文盲，女孩子能受到的教育少之又少。她用一根木棍做教鞭，假装给后院的树木讲课，以此记住每一堂课的内容。17岁时，她终于摆脱了让人直不起腰的贫困，加入美国陆军妇女队，到佐治亚州受训后，成为一名电话接线员。索尼娅说：“对于母亲当时面临的文化差异，我只能想像。一个只受过点西班牙语教育的少女，却尝试在美国南部工作。”
塞琳娜在美国南部坚持了下来，之后与胡安‧索托马约尔相识并结婚，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开始了新生活。不过这个“新生活”事实上也只是在纽约有名的贫民区，丈夫在工厂做工，塞琳娜在一家私人医院当电话接线员。
尽管生活在贫民区，但感谢母亲和波多黎各人的乐观，索尼娅并没有感到贫穷的伤害，在她记忆里，自小就浸润在波多黎各人特有的传统中。她在家庭节日吃到西班牙血肠、猪肠、猪舌、猪耳、豆子炖猪脚等食物，在家庭聚会上听到感人肺腑的西班牙情歌，看到源于加勒比海的梅伦格舞。周六下午，她和亲戚们一起看Cantinflas的电影（他是在拉美广受欢迎的墨西哥喜剧明星）。周六晚上，大人们打牌，她和伙伴们玩“宾果”（填格子游戏，先完成的人喊“bingo”），祖母大声读出孩子们用鹰嘴豆画在卡片上的数字。
9岁那年，父亲胡安因病去世，年仅42岁。母亲塞琳娜并未绝望，她更加努力，每周工作6天。
索尼娅1998年回忆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区内有各种穷人，包括打工族、病人、染毒瘾的人，面对苦难，每家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她的母亲塞琳娜也作出了选择，她将子女的教育摆在第一位，给孩子买了《大英百科全书》，那在贫民区算是新鲜物，为此塞琳娜在邻里间颇有名气。
塞琳娜关心的不只是子女的教育，在子女上高中的某一天，她让子女坐下来，请他们帮助自己重返校园。当时塞琳娜只是职业操作护士，如果能通过考核成为注册护士，就能赚更多的钱，就能为子女提供更多追逐梦想的自由。索尼娅姐弟非常乐意帮母亲读书，过了不久，一家人都进入新学校：塞琳娜如愿成为注册护士，在医院里当上急诊室主管；胡安加入城市大学的6年医疗培训计划，之后考入纽约大学医学院；索尼娅考进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入读耶鲁法学院。
索尼亚的梦想（一）：求学
小时候索尼娅第一个梦想是做警探，像她喜欢的故事书《南希‧德鲁》中的少女神探那样，不过8岁时她被诊断患有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看来警探当不成了。不久，她的热情转移到法制剧《佩里‧梅森》上，梦想当法官，因为“法官是那屋子里最重要的角色”。索尼娅说她喜欢“超级律师佩里”，是这些故事促使她成为法官。
在索尼娅出生的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宣布美国宪法不允许教育中出现种族歧视，打破了公立学校白人和黑人隔离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来自波多黎各的工薪阶层大多为子女选择天主教会学校，他们认为公立学校混乱而危险，索托马约尔家也一样，他们本来信奉天主教。于是索尼娅入读当地有名的天主教高中，因成绩优异，1972年毕业时由她致告别词。
在高中时代，索尼娅的家搬到纽约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寓里，她家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公寓的餐桌成了她的学习小组聚会之处，他们讨论学业，也讨论越战等问题。母亲塞琳娜做护士工作，下班后给学生们煮饭，一般是米饭和豆类，有时做猪排。据她的同学说，索尼娅是讨论会上的主宰，思维条理清楚，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将来不是当律师，就会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
1972年，索尼娅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主修历史，毕业时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毕业生最高荣誉奖Pyne奖。不过说起入学的时候她很不适应，校内拉美裔学生很少，更别说拉美裔教授或管理人员，她在课堂上极少举手答问，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读书。到第一学期末，索尼娅开始积极投身社团活动中，加入了为波多黎各学生争取权益的团体，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联合主席。
1976年，索尼娅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时的她表现得很自信。在同学看来，她能与最高法院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马歇尔相提并论，即使在名人辈出的学校，她也显得前途无量。耶鲁当时少数族裔学生很少，不过索尼娅表现出脱离“精英圈子”的意愿，与非洲裔门卫、工人和自助餐厅里的人交情不错，有来自各族裔的好友。他们常在一起打棒球，或去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虽然索尼娅读书刻苦，不过她也抽烟、喝啤酒，拉丁风格的萨尔萨舞跳得不错。
那时的索尼娅的确显得更成熟，一方面与童年经历有关，一方面是因为她结婚了（1976年她与凯文‧努南结婚，7年后离婚），还因为她非常清楚毕业后该做什么。
索尼娅的梦想（二）：职业生涯
1979年，经耶鲁法学院教授卡布兰尼斯推荐，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雇用了索尼娅，她成为一名检察官。摩根索说：“一些法官喜欢支使年轻人，但没人能对索尼娅这样，她用一种勇敢而恰当的方式对待法官们。”
索尼娅29岁那年，纽约《时代杂志》采访了她，称她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不停地吸烟，说着自己如何应付让自由主义者不以为然的工作：“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在处理轻度犯罪方面遇到很多麻烦—商店窃案、卖淫、轻度暴力等犯罪，它们可能是环境和贫困的产物。但当我经手重罪案件时，就没那么难了。不论我多么倾向自由主义，我都无法容忍那种暴力，且不说我对罪犯行凶的动机有无同情。”
1984年，索尼娅加入曼哈顿的“帕维亚和哈考特”律师事务所。决定录用她的合伙人帕维亚说：“她是个出色的律师，处事谨慎，虽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过激，并不空谈。”在这里，索尼娅的大部分工作是与仿制奢侈品牌Fendi的侵权现象作斗争，有时是惊心动魄的，索尼娅经常要参与仓库搜查行动，据说一次造假者逃走了，索尼娅骑上摩托车就去追赶。
或许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索尼娅觉得帮助穷困人士义不容辞。1987年7月，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科莫委任索尼娅到纽约州抵押贷款机构工作，帮助低收入者贷款购房，这份工作没有薪酬。但到她离开时，该机构表彰她“为捍卫低收入者购买负担得起的房产的权利而不懈努力”。
1991年，老布什总统提名索尼娅为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推荐她的是纽约州国会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这名参议员有和她同样的工薪阶层、教会学校背景，而且当时就确信，索尼娅将会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次年，她的提名获得通过。
索尼娅作过的知名判决不少，涉及宗教争端、监狱黑帮，甚至触及克林顿夫妇早年的白水案。不过她广为称颂的判决当属1995年的“棒球判决”。那一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因球员罢赛濒临瓦解，球员和老板把官司打到联邦地区法院。主审法官索尼娅做出了有利于球员的判决，敦促球队老板与球员们达成新劳动协议，终止了球员们长达232天的罢工。在拥有棒球强队的城市，她被奉为棒球运动的拯救者。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还特别提到了这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棒球判决”让索尼娅声名鹊起，1998年克林顿总统提名她为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审判庭法官。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索尼娅在十一年中审理了3,000多桩案件，大约撰写了380次“多数意见”（即法院意见，上诉法院在做特定判决时陈述的理由，代表参与审案的多数法官的意见），其中5桩案件被最高法院覆审，3项判决被推翻，两项判决得到支持。
她在法庭上的硬强提问为她赢得了荣誉，美国联邦司法部2009年的年鉴中收录了律师们对法官的匿名评论，其中大多数律师认为她专业能力很强，只有几个人不满。
她经手的最受关注的案件，是2008年纽黑文市的“歧视白人”案。在该市消防队的晋升考试中，很多白人队员合格，拉美裔两人合格，黑人无一合格，纽黑文市政府基于种族方面考虑，决定将考试结果作废。白人队员对此不满，起诉市政府，特别是弗兰克‧里希，他有学习障碍，为准备考试投入了巨大精力。索尼娅支持市政府的决定，但最高法院却以5:4的票数裁定市政府违法。尽管她的判决被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同事们推翻，但并不意味着她在法理上是错的，因为这个案件本是两难的问题：她的判决是依从美国雇佣歧视案件的惯例，出于对弱势的少数族裔保护和补偿的心理，这也得到了最高法院4位大法官的支持；同时考试合格的白人队员也是无辜的，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对他们所付出努力的同情，更无可厚非。
2009年，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大法官人选，接替退休的法官戴维‧苏特，同年8月8日她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据报导，得知女儿获提名之后，在第一代实现“美国梦”的塞琳娜说：“我非常为她骄傲，感觉很好，不过觉得很累。”
索尼亚的生活
据了解，索尼亚是个严格的上司，但工作之外她对待下属就像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参加他们的婚礼，和离职雇员以及他们的孩子在办公室照相，并一直保持联系。参加助手的婚礼时，索尼娅曾与另一名法官比赛跳萨尔萨舞，看谁跳的时间长。曾为她工作的詹姆斯‧莱维尼回忆说，第一次和她面谈时，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关于他和他的家庭，而其他法官上来就问法律问题。
曾为她工作的米丽莎‧默里也是她的朋友，她曾和默里一起去看洋基棒球队的比赛。索尼娅是洋基队的球迷，买的是露天看台上的座位，因为她喜欢“真实的体验”。在她们走向看台的路上，周围很多人喊索尼娅“法官！法官！”……
1976年8月，索尼亚与中学时代的恋人凯文‧努南结婚，两人均从事法律工作，但不幸两人7年后分道扬镳，没有孩子。现在索尼娅独自生活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有空会去看芭蕾和戏剧，这与她早年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有些事没有变，比如她“无法完全融入周围世界”的感觉。她奋斗的动力和雄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她依然在很多场合主动提起自己的身份标签—拉美裔、女性，念念不忘在自己8岁那年，雷纳尔多．加扎成为第一位拉美裔联邦法官。
在法庭之外，索尼娅一直关注着拉美裔的利益：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波多黎各第一位民选总督路易斯‧穆诺斯‧马林，题为《献给我岛上的人民，属于我的丰富的历史》；她在耶鲁研究的课题仍是关于波多黎各—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波多黎各成为一个国家，它能否保有其海床的权利？她曾在波多黎各法学院演讲，也参加了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发起的研讨会“波多黎各人：我们民主体制中的二等公民？”
索尼亚并不富有。2007年她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显示，她的主要资产就是格林尼治村的那套独立产权公寓，购于1998年，从大通曼哈顿银行贷款32.4万美元。她没有股票或其它投资，除了法官的薪酬，还有些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的收入。多年来，她的存款总额在5～10万美元之间浮动。
她的朋友罗莎同样少年家贫，又是她的大学校友，据罗莎看来，从贫民区到最高法院这样的人生经历，会使人对世界如何运转有生动的理解。罗莎说：“我们成长在一个富有道德感的时代，追求社会正义的时代，我们许多人心中被植入一种观念，即生命不仅等于我们自身，更不仅等于银行存款总数。”
索尼娅本人有一句话，或许可以视为她人生的注解：“坐在法官席上的每一天，我都学到新的东西，既是关于审判程序，也是关于在这个时不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我的世界里，如何做一个拉美裔的职业女性。”
（责任编辑：李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