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20日讯】最近的一项关于社会道德有否共同底线的网络调查表明：认为“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远远高于认为“有共同道德底线”的，两者比例为一比一点二六。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作家拉伯雷（亦译为“拉贝莱”）有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时隔四百余年，这句名言在中国网络发言中被高频率地引用，可知社会整体的良知与道德状况是何等模样了。
学术无良知是知识精英阶层的事情，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政治无道德则是时刻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因素，以至于他们随时都感到处于被剥夺、被羞辱的境地，因为政治运行在最微观处必然表现为权力产生的利益分配效果。比如说，普通市民排队申请经济适用房数年不果，而刚交付使用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却停有不少豪车 ——有权人士使用冒名方式侵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弱势群体的质疑往往又被公权力体系指为“缺乏证据”而遭搪塞。
政治本能导致常识匮乏
在中国社会，常识本来就不可靠，“潜规则”大行其道。再加上利益集团的政治本能过强，社会病态就成了难免之势。本能战胜常识的最经典例子是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的预言：他曾预测萨达姆可利用全民皆兵的优势战胜美国，结果萨达姆不但败了，而且被吊死；他又认为卡达菲比奥巴马支持率更高，因此，在人民的支持下，也会战胜美国。人们十分纳罕此人之言行，以至于说“张召忠挺谁谁死”。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奥巴马的支持虽低但是真实可靠，即便不得未来连任也非本人承受不起的事情；而之于卡达菲不仅高支持率是虚假的，而且他承受不起正常权力更迭的结果，更何况武装反抗所致。
所谓物伤其类，所谓兔死狐悲。由于无法秉持最基本的是非观即道德底线，靠公权力牟取暴利的诸多集团就采取“能骗一阵儿就骗一阵儿，能骗一会儿就骗一会儿”的办法。比如说，在杭州，为掩盖燕窝有毒即致癌的真相，有关利益方推出假冒的马来西亚官员做证并虚构对方官方机构，以证明燕窝生产源血燕“绝无问题”。事后发现：不仅马来西亚的机构与官员均系子虚，而血燕作为一个物种在马来西亚也是乌有。
病态社会源于病态政治
编造事实欺骗公众在恶劣治术中已屡见不鲜，其变种则是“否认原则”。比方某地或（及）某人被曝出丑闻，官方发言人很本能地出面否认。即便不是直接否认，也会采取变相的手法来为丑闻辩解。铁道部的王勇平因“反正我信”一言而名声大振，外媒则惊讶地问：“中国的发言人出了什么问题？”
外媒除了惊讶，还有建议，有的（如BBC发表裴敏欣的文章）好心地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微观治理”，但同时也无奈地叹息“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有些糟糕”。此种判断远离了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现实。面对制度性腐败或言“社会性腐败的膨胀”，一些学者（如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指出：人们对制度性腐败是无可奈何的，多数人只能归化于此种无奈，以便分羹一杯。为了分羹一杯，有关的方法论也成为公开话题。有作家甚至写出“搞关系”的专著，帮助人们确认“从一种不公平的安排中获益的手段是平等地利用它”的原则。
仍如右引的王晓明教授转引斯宾诺沙“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而引伸出“个人如此，社会亦然”那样，我们仍可以从无法计数的个案中抽取样本进行分析。比方说，人们可以指责武汉医生因患者交不起一千元的手术费，给后者已缝的伤口当场拆线；也可以指责慈善机构滥用捐款，而致社会善心遭伤害。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任何敢于公诸于众的缺德行为，均有它自己的“合法”依据。
政治制度派生政策导向，政策导向派生收费权力。这是中国到处需要证明文件或手续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最大的权力批发中心北京，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无处不见办证广告（见图）。
利益集团稳居盘剥地位
据一些媒体透露，外地民工的孩子在京上小学需要五种证明，而即便办完五种证明，也不一定能争取到合法的就学机会。在另一端，教育分利集团却能通过貌似合法的渠道、发出红头文件，取缔民间自发办起的民工儿女小学。此为“中国版的种族隔离政策”无疑，也是丑陋的收费政治的一个缩影。
北京民工儿女就学需要的父母在北京的长期务工证明，一份以“出手续”方式代办的假证明需要六百到四百元不等的费用。涉及到其他证明的办理及人情疏通费用，整个市场规模超过两亿元人民币。
人民的叫骂、舆论的指责也许会让一些行为有所收敛，但本质是改变不了丧亡趋势的。比如人们普遍质疑的慈善机构，不仅会从善款中提出超比例的手续费，还会给捐赠品“定价”，以捞取更多的非法交易。《经济观察报》曾在七月份披露：红十字扶贫中心的扶贫也是有偿行为，它会对无偿赠品收取市场价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售价”而以扶贫名义卖出去。
由此可见红十字扶贫本不扶贫，反而吃的就是穷人，靠的就是政府批文。靠批文、吃穷人是病态政治的核心密码。以经济适用房为例，全国三四线城市的该类住房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权力分子冒名占据，或转售或租出。官员倒卖经济适用房的毛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并且不用交税。
政改无共识的“北京共识”
革命性意识形态失败，经济增长宗教化，国学复兴为官本位提供了历史资源，其中矛盾纠缠非短时间可厘清与解决。因此，本来歧义颇生的社会转型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政治改革没有共识才是真正的“北京共识”。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共理论重镇的中央党校，有人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型的政改思路，意在中央再集权的基础上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党控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行政分级体系里面，出现了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情形，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只要排除群众参与，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存在党控意识形态体系的共同道德底线，就不可能在“跨省”成为丑陋政治商标之后，再次出现“跨省”；就不会在铁道部发言人“反正我信”的雷人话语之后，再出现“反对我就是反党”的狂妄叫嚣。
中国已经错过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窗口期，更何况，全球共产党政治体系里面，只要成为执政党，其党内民主从来就没实现过。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早有总结，此处无须多说。
（转载《动向》杂志2011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