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18日讯】(新唐人【世事关心】节目)主持人：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中国，从微博的崛起到“7－23”温州动车事；从探望陈光诚到艾未未借债；从独立参选人风波到小悦悦事件的道德大讨论；从钱云会案件到乌坎村的抗争，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已经成为潮流，并正在一步步体现为行动。在2012年，中国的公民运动会怎样发展，这一期的《世事关心》将探讨这一话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中国公民运动从互联网的发展中汲取的力能。MP4下载观看
旁白：中国的公民运动与互联网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版的推特—微博2011年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是这一年中国互联网最要的事件，事实证明它也使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产生了深刻变化。由官方垄断的话语权由于微博的迅速普及，日益受到严峻挑战。
2011年的重大公共事件的背后都能看到微博的身影。郭美美事件经微博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最大的官办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扫地；7‧23温州动车事故后，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经过微博的传播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语，不仅铁道部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王勇平本人最终也被发配波兰。异议作家艾未未在被传统媒体封杀的情况，2011年11月初在新浪微博上公布了向网民借债的信息，在约10天的时间内就收到了800多万元的借款。持续了三个月的广东乌坎村农民抗争事件，早期也是通过微博作为主要的传播途径，村民们将图片和信息通过微博发布，带来传统媒体的跟进，外国记者绕过封锁进入村庄，全面报导抗争过程，使得乌坎这个小村的影响力急剧放大。
旁白：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从诞生第一天就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仍然让铁幕后的中国民众获得了表达个人意见的有力工具。对于互联网与公民意识的关系，共产党的高官也不否认。 2011年底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维稳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正在处置中的乌坎事件，也承认：“当今网络时代，人人前面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网络维权已经成为群众维权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旁白：2011年微博用户的人数呈爆炸性的增加：年初时注册用户约六千万，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增加到1亿9千500万，增加了208％；到2011年11月底再增加到约3亿两千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微博注册用户从网民总数的不到15％，一举跃升到网民总人数的约65％。由于微博等新媒体展现出的信息传播能力和舆论动员能力，也使得各方猜测，将管制舆论作为政权基础的中共当局将如何面对这一挑战。
旁白：2011年12月16日，之前许多人的猜测果然成真，北京率先启动“微博实名制”。要求微博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之后才能使用发言功能，实行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这项规定要求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三个月内申办有关手续，对现有的用户进行规范。 12月22日，广州和深圳也实行微博实名；12月21日，上海也跟进实施。上海当局表示，目前实名制只在新增用户中实施.
主持人：微博实名制，这是想借助互联网开展维权运动的中国人在2012年面临的第一个环境上的改变。鉴于互联网与中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运动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公民运动在2012年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就相关问题，我采访了《纵览中国》的主编组陈奎德先生
主持人：我第一个问题是，您知道中国现在在实行微博实名制。那您认为从中国人当前的心理出发，微博实名制会不会使人们在转发一些在当局看来“敏感”的信息的时候，增加很大的顾虑？
陈奎德：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比较上了年龄的人会；但是大家知道使用微博的主要还是年轻人居多，我想年轻人不会受到（微博实名制）太多的干扰。也就是说他的顾虑会少一些，我认为这个事情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这些年轻的网民可能不会太顾虑，那您认为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种限制呢？
陈奎德：你知道网络发展非常之快，用中国的话说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肯定年轻的网民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会采取各种很巧妙的办法，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这个表达的意见的潮流我想中国政府是难以阻挡的。
主持人：所以您认为他们不会退缩？
陈奎德：不会退缩。有一些人会退缩，会受到影响，肯定一部分人在实行实名制以后。我想实名制还可能起另外一种作用，慢慢大家都实名了，一部分年轻人实名，后来其他另一部分人也觉得实名也没有什么，我就是要用我的真名实姓来表达我的政治意见，这个恐怕是将来中共所预料不到的。它会成为一个真实的政治力量，而不是戴着面具的一种表达方式。恐怕这将来会越来越成潮流，而且这在政治上的力量、在政治上的推动力量会更大。
主持人：就与微博实名制有关的问题，我还采访了本台评论员文昭。我们在去年节目中，您谈到当局不会全面禁止微博，但会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应对网民情绪。那么在酝酿了很长时以后当局推出微博实名制，并且是先从一些大城市开始，先从新用户开始逐步推广，看来它确实是要温水煮蛙。那么你能预计一下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文昭：其实“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也是它（中共当局）唯一可选择的方式，如果它想避免刺激民众情绪的强烈反弹就不能操之过切。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它这种逐渐加码的控制手段，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让人们的顾虑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反过来还会削弱人们对现政权的恐惧。打个比方说，如果现在就发生类似于“动车事件”那样的大型公共事件，人们对微博实名制虽然感觉有些不便、有些顾虑，但没有大到那种程度，人们还是积极参与讨论，当局就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就面临法不责众的局面。如果他拿不出很强硬手段应对，人们对政权的恐惧反而会削弱。所以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但是它（中共）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总的来说，我觉得只要是对社会不满、就是在社会上处境艰难的人越来越多，突破恐惧的社会力量就会越来越强，不管是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长时间收入很低很贫困的、还是失去土地和房产的。当局是想要筑起堤防，围堵民意的表达，但是洪水只要在一点上突破了，千里之堤都会归于无用，我想从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来看，不久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
旁白：在展望2012年中国公民运动的同时，也需要回顾一下在2011年当局对各类维权运动的处置方式，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中共的微妙心态。面对2011年的各类所谓“群体性事件”和维权活动，当局的处置方式体现出了差异化的特征。
旁白：艾未未和陈光诚，这两位在过去一年赢得了最多关注的维权人士，境遇却迥然不同。陈光诚自从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就一直被拘禁在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家中，尽管过去一年探望陈光诚的公民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探访者能见到他，对待探望光诚的运动，当局实行严丝合缝的围堵政策，不管是国内人士还是国际媒体，一律无例外地暴力驱赶；2011年12月15日，在中国拍片的主演蝙蝠侠的美国演员克里斯汀－贝尔与一名cnn记者和摄影师试图突破封锁探望陈光诚，过程中也遭到了当局便衣人员的欧打。
旁白：与陈光诚事件上表现出的即使恶评如潮也不为所动有所不同，北京市当局与艾未未的过招则显得投鼠忌器。当局一直试图罗织罪名，用法律程序来整治艾未未。但当局的极度僵化和缺少创造力，恰恰与艾未未和艾粉丝们的机智和极度赋予创造力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在过招中当局频频落于下风，成为被嘲弄的对像。 2011年11月1日，北京市税务部门给艾未未所在公司开出高达1522万元的税单和罚单，重操用经济手段整治异人士的大棒，结果艾未未立即发起网上借债运动，把当局的这记杀威棒反而变成了一次令它难堪的网民公投。随即当局又以艾未未之前的一张裸照为名指他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网民随即发起“爱裸裸”运动，将自己的裸照上网，让当局法不责众。 1月5日，北京税务部门接受了艾未未关于罚款的行政复议申请。
旁白：2011年底的乌坎村事件，广东省当局罕见地做出了妥协姿态。 8月份大连数万市民上街，要求关停污染环境的化工厂项目，大连市政府也立即做出妥协表态。可是与这些被官方媒体称赞的所谓“柔性处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2年伊始，四川的攀成钢数千工人游行要求加薪，马上遭到了上千警察的暴力驱散。 2011年底，四川异见人士陈卫和贵州维权人士陈西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重判9年和10年徒刑。
主持人：关于中共当局在应付中国公民运动时的态度，我们再回到《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
主持人：我们看到当局在面对公民运动和维权人士的时候，做法并不很连贯。像艾未未当局就一直想通过法律程序治他的罪。但是对于陈光诚，则完全不讲法律地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不连贯的行为，当局是怎么想的？
陈奎德：这个问题我的判断是这样，一方面中国现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出多门，它没有一个像毛时代、甚至邓时代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中央意志可以彻底地、迅速地贯彻下去的这样一套机制了。这方面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当然说的比较极端，但是某种意义上各个地方它的处置方式不同，它底下有某种机动的权力。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各个地方的官员、政法委上层的考量，它考量这个事情镇压的代价，和采取妥协、缓和（处置方式）的代价，哪一个代价比较轻。如果是像艾未未、乌坎事件，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比起目前这样缓和处理的代价，它认为和缓的解决方式更有利它的统治的时候，它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实际上所有统治者都是这样，它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都不愿意向民间服软的。所以我奉劝中共当局还是要学习蒋经国先生，他在当年1987年、1986年开放党禁的时候，实际上大家知道蒋经国先生还是特务机关最高的负责人，他是做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镇压的事情的。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放权呢，要开放党禁、报禁、开放戒严令？他是评估了整个国际局势、国内局势，如果对民进党的成立再实行严厉的镇压的话，恐怕国民党的政权就有问题了。所以他采取了宽容态度，结果他在历史上留名久远。中共领导人现在看不出来有这样的眼光，我希望他们能够有真正的政治智力，知道自己的利害所在，做对社会、对自己、对国家都双赢的决定。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2012年公民运动的展望，你认为在2012年中共还会延续这种不连贯的状况吗？
陈奎德：我认为还是会继续这种不连贯性、或者说不一致性，它的（针对公民运动）所采取的方式。不过我的判断是，实际上2011年这些事件都没有结束，都在往下在继续发酵，还在往前延伸。其本上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国际上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家知道中国在2011年外交上是大失败，从南海事件、北韩事件、还有国际上的事件。因为北韩这个篓子能不能撑住，这个年轻人（金正恩），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说它面临众多的内外交困的事件以后，我的直觉的判断是，恐怕实行像乌坎这样处理方式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就是软的一手。因为它的力量已经不够了，它控制社会的力量已经不像过去这么大了，而且受到了国际国内各方面压力的影响。
主持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博奕的另一方，就是中国的维权运动这一方，他们如果看到中共有这样一种更加妥协的趋势，您认为他们会怎么样呢。
陈奎德：当然我想维权运动比较明智的办法是，我们得到了某一个成果以后，最好是先把这个成果固定下来，然后再往前走。用文件式的、法律文件式的方式凝结下来，然后再往前推进。不要像有些人讲的，毕其功于一役。我现在得到一个胜利，非常高兴，马上又往前冲，没有一个节奏、没有一个政治上的节奏的话，恐怕你在政治上的成果不会凝结下来。或许过去你获得了很多成就，反而会在大镇压下倒退回非常原初的状态。所以有了一定的成果，一定要把它凝结起来、合法化起来、冻结成法律，然后再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明智的做法。
主持人：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的看法。对于中共处置维权事件的差异化做法，陈奎德博士认为进入2012年之后这种差异化的做法还会延续，但是他也认为政府的态度会逐渐软化，那您认为这种差异化的处置方式，会对接下来的公民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文昭：首先我认为差异化的处置方式，并不是有意形成的。因为中共当局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经验各地可以遵循。但是这对维权运动、对公民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地方维权成功的经验也很难在别的地方复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不是太有利。我也是觉得中共高层的想法，它是希望对于那些经济利益诉求的维权事件能够怀柔处理，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很难做到，因为类似于征地、拆迁这一类事件，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因为卖地的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了，所以你想让地方政府往后退，它也很难退，你想让它怀柔它也怀柔不到哪去。我想这种趋势、这种现状对公民运动的影响在于，越来越多参与维权的人会发现，即使他们只想提出经济利益诉求的维权主张，但是不做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还是很难实现。
旁白：2012年元旦，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胡锦涛的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中要求警惕西方的“文化渗透”，要“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表明了这一届中共领导层在剩下的任期内，在意识形态领域仍会坚持顽固和保守立场。可是面对今年即将到来的共产党高层的换届，人事安排又没有哪一届今天一样，充斥着如此多的不确定性。
旁白：外界较为普遍的猜测是，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后，将形成9人而非7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可是除了“胡温退、席李进”的格局相对比较明确外，剩下的常委人选和党内的排名都是疑云重重。在坊间和海外媒体上存在着多种版本的关于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猜测。
旁白：与政治疑云同时存在的还有经济上的迷雾。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问题成为世界媒体的热门话题。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高通货膨胀、出口萎缩和巨额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使得许多人认为，2012年中国的经济将走入雷区。汇丰银行等一些研究机构指出，2011年最后两个月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萎缩。 2011年财经学者郎咸平的一番关于中国经济已破产的言论窜红海内外，引起了很多人对2012年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担忧。
主持人：现在请文昭谈一下他对2012年中国公民动的预测。在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都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2012年，你认为中国的公民运动会呈现出怎样特点呢？
文昭：我想大部分公民运动仍将以目标非常具体的维权运动的形式出现，征地和拆迁仍将是引起中国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要地方政府靠卖地收入作为财政支柱的格局不改变，这个矛盾就还会存在。而且随着土地资源的越来越少，可卖的地越来越少， 冲突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从中央政府这个层面来讲，它仍然会以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保增长，保增长是第一位的。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抑制，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会放在次要位置。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还有物价上涨，大城市的民生会继承恶化，在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公民运动的社会情绪、土壤会更加成熟。政治上持续保守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和政治体制都不会有变化，不公和特权仍然会延续，持续时间越开，发生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土壤也就越成熟。就像冲击悬崖的海浪，大部分会拍周悬崖下方的岩石一样，我想公民运动的初始动机大部分都是和民生有关，但是时机一旦成熟，人们就会提出关于上层建筑、变更体制的要求。原因非常简单，如果维权运动成功了，那你需要去捍卫果实，你就会提出做体制上的变革；果你维权不成功，更会把矛头指向这个体制。
主持人：您能不能再预测一下2012年的公民运动，它的数量和爆发的激烈程度会不会比2011年更加严重，还有2012年如果真的发生了能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公民运动，您能预测一下它会以什么面目出现吗？
文昭：中国这些年来的维权运动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抗争手段越来越激烈，从这个曲线上看它是一直往上走的，所以2012年毫无疑问还会延续这一个趋势。这个活动的规模大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有政治意义，原因很简单，涉及到利益的人越多，就必须做出制度上的根本调整才能解决问题。至于说它具体的面目、具体的形式可以是千差万别：可以是反对物价上涨、可以是反对官员滥权、可以是反对警察和城管打人、也可以是反对建立垃圾焚烧站。具体可能以任何一种形式出现，但是整个社会情绪的土壤已经形成了。我是比较关注这么几个方面：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还有就是环保和大城市里的失业。至于它所发生的地点，当然农村的拆迁征地会是引发群体事件的温床，但是毕竟农村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比较边缘化，事件产生的政治影响力相对较低，所以我觉如果能够发生改变中国的大规模的公民运动，还是会发生在大城市，特别是一线的大城市，这也是大部分国家的经验。因为如果大规模的抗争发生在大城市，它能在极大程度上瘫痪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大规模的聚集发生在省会城市，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瘫痪掉当局对一个省的控制能力。
主持人：2012年是一个被预言所关注的年份，近两年世界形势的变化似乎也显示了这一年注定将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在充满疑虑和不安的2012年，中国人能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