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道）“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诗经》中就提出过“殷鉴不远”的史学观点，所谓“殷鉴”就是“以史为鉴”。孔子的《春秋》更是提倡了“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成为春秋战国以来为史学家所承传的历史观——借鉴历史以看治乱兴亡、记取历史教训。1949年2月14号由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主持并开启的与中共的“北平和谈”就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两次所谓“国共合作”中，第一次的北伐战争和第二次的对日全面抗战，都是在中共奄奄一息之时，主动依附于中华民国躯体之上而得到新的补充和恢复，最终导致中国大陆的全面沦陷、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前，大陆全面沦陷的关键时刻，由中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所主导的“北平和谈”的内幕和教训。
由于中共的“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邪恶本性，在国军主力精锐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被围歼后的这次“和谈”必然失败。毛泽东提出的“谈的成要立即过江、谈不成也要立即过江”、“宜将剩勇追穷寇”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将中共的邪恶和流氓本性暴露无遗，其真实目的是为欺骗国内外民众和舆论，并为渡江窃取全国政权争取到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而已，根本没有任何诚意可言。
国民政府“和平使者团”赴北平和谈
1949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发表了新年文告，要求在保存中华民国宪法、法统、军队等条件下，可以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表示，只要能够实现中国的和平，愿意辞去总统一职。 随之，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开始了与中共的和平谈判。
野心勃勃的毛泽东于1月14日夜发表了咄咄逼人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坚持和谈要在其提出的所谓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这八项条件的最关键部分是所谓的“惩办战争罪犯”，毛将北伐统一全中国、抗战期间救国救民的蒋中正、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列为前6名首要“战犯”，甚至连孙科、宋美龄等人都被列为“战犯”，称他们“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
1949年2月14日，受李宗仁之托，上海“和平使者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16人，到达北平与中共商谈和平谈判、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此前，李宗仁及白崇禧几次派代表北上，从事和谈试探，其和谈条件的核心是仿照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与中共“划江而治”。
国府代表转达了李宗仁的六点意见，即：1、决心推动全面和谈；2、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3、以毛之八项条件为基础，但对毛所提战犯问题，留待新政府去做；4、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像；5、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6、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最后，李特别希望能在中共指定的地点与毛密谈一次。
就是国府这一做出极大让步的和谈条件，却遭到了正处于极度膨胀状态的毛泽东的嘲讽，蛮横的毛泽东倚杖共军的武力，要求叶剑英当着章士钊的面骂美国人和日本人；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李白（李宗仁白崇禧）桂系。毛声称，桂系军队比蒋军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等。
当时，前国防部长、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派私人代表多次向毛提出国军坚持以长江为界限，希望共军勿要过江。但是毛不顾苏联史达林要中共跟国民政府“划江而治”的建议，坚持和谈一切要以毛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谈的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此次和谈最后双方达成秘密协议：中共和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在北平，以毛八条为基础，达成秘密协议，成为下一步由以亲共的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在4月1日开始的“北平和谈”的基础。
这一在“谈的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和平谈判，除了为中共批上了“和平民主”的外衣、迷惑国内外舆论、为共军争取到2个月的渡江准备外，对挽救中华民国的命运毫无意义。
“北平和谈”的国内背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由于中共间谍的全面渗透，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等高级共谍早已经掌握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和调动大权，致使蒋介石最高层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国军的军长，毛共就已经先看到了，从而导致前线作战节节败退，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军精锐部队已经丧失殆尽，其中能作战的部队也只有146万人，而且多为新扩充或新组建的，战斗力薄弱，在长江以南地区已经难以组织起系统的防御。
而共军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战，屡次偷袭抗战国军，经过八年养精蓄锐，实力已经壮大为总兵力358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长江以南的游击部队发展到５万余，并在此时已占领了经济发达的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居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为了尽快打垮国民政府，窃取中华江山，中共在国统区以“民主、自由”为幌子，煽动各界人士对蒋中正施以高压，对知识份子许诺给以民主自由，对地主资本家许诺给以自由经营的政策，对工人农民许诺给以工作和土地，不断发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
李宗仁作为国民政府代总统，迫于形势，不得不急于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
“北平和谈”的国际背景
由于美国社会及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被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所迷惑，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政府官员也对中共抱有幻想。自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抛弃中华民国政府、拥抱中共的论调和行动就时隐时现地出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
而当时的中共政府也不失时机地抛出一些诱人的谎言，欺骗国际和国内舆论。《南方周末》前资深评论员笑蜀在1999年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就披露了当时中共对中国人民承诺的谎言（节选）：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1945年底至1947年初，业已退役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1945年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中华民国面临一次实现国内和平，施行宪政的历史机遇，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蒋中正下令开始了军队的大裁员，大批具有作战经验的官兵解甲归田。但此时的中共军队则已经靠日军侵华期间发展起来，由初到陕北延安的1万多人发展到120万野战军，200多万民兵。在东北等地，国军大量裁员的同时，林彪共军却大批招募解甲归田的国军士兵，并依靠苏俄史达林的支援和苏军接收的日本关东军大批武器装备，战斗力迅速得以提高，对国军构成严重威胁。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着华夏大地。
马歇尔来华，被中共周恩来所游说影响，其军事调解让共军取得重建实力的机会，等同帮共军扩大。在国共内战中，马歇尔缕缕被周恩来影响，明显亲共，多次向国民政府施压，成为使中华民国政府迅速失去中国大陆统治权的主因之一。
1946年，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白崇禧统帅指挥杜聿明部国军，在东北四平把林彪共军打得丢盔弃甲，伤亡数万，狼狈逃窜到哈尔滨。白崇禧及时向蒋中正提出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彻底剿灭东北共军、并乘机挥师歼灭华北聂荣臻共军的全盘计划。在此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马歇尔八次上庐山逼迫蒋下达六月停战令，导致奄奄一息的林彪共军在东北死灰复燃，反过来在辽沈战役歼灭了蒋中正几十万国军精锐，再直逼天津和北平。
1949年4月，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后，出生于杭州、号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受美国政府之命，没有像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美国大使馆。同中共高层秘密接触，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49年2月14日，美驻华参赞莫成德自南京秘密飞往台北，游说台省主席陈诚“自立”，遭陈诚拒绝。
直到50年代韩战爆发后，美国才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险，终于承认和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帮助国民党政府协防。
白崇禧斥“和平协定”为投降书 蒋中正斥丧权辱国
1949年4月1日，李宗仁代总统派出张治中（有人在网络上指控其为周恩来埋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共谍）、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亲共人士、刘斐(潜伏共谍)、李蒸等六人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张治中任代表团长，到北平进行和谈。
4月8号，张治中与毛进行了４个小时私下会谈。当天晚上，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开会，为毛的8项条件做了辩护，对于争议最大的战犯问题，张治中兴奋地讲：“你们知道吗？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杨奎松文选）
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15日晚，周恩来会见张治中，把协议最后定案交给了他，并下了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
4月16日，屈武、桂系老三黄绍竑带着协议飞回南京。白崇禧在机场见到黄绍竑，一听中共坚持过长江，便斥责此协议乃“投降书”，认为黄不该将“投降书”带回来。
中共威胁李宗仁政府4月20日为所谓“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时间。18日下午8时，此时离签字的时间只剩72小时，李宗仁召集桂系的核心人物商讨和议问题。手握桂系兵权的白崇禧坐在沙发上非常严肃，一言不发。当众人都发表了意见，他不满地看了看李宗仁，又看了看黄绍竑，兀地站起身，一字一句地说：“看来该我最后作总结了！”会场顿时无声。他忿然地说道：“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责。毛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致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尾也要吃光。我已决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李宗仁忙站起身正要开口，黄绍竑抢先劝道：“健生，你不要太固执了。傅作义在北平说得好……”白崇禧忿怒地把手一挥，打断他的话便离开会场。在与李宗仁单独交谈时，白崇禧对李表示自己的立场：“我只知战，不知降！”
由于事关重大，李宗仁也不敢代表国民政府签字，于是由张群带着协议去溪口见蒋中正，蒋看后拍案大怒：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19） 中期抗战——内忧外患 蒋中正不屈不挠 支撑中华 ：1938年，武汉会战后，蒋委员长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作战划分为两个阶段，鼓舞全民族抗战必胜之信心。在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中正以他个人超凡的毅力、勇气与志节，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脉如缕的八年浴血抗战中苦苦支撑，砥柱中流，直到夺取最后胜利。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人民的希望之城。）
（视频：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1970年11月12日在台湾阳明山中山楼的演讲：中华文化无人可以毁灭 中共兽性不相容 ）
４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 这一中共欺骗世人的“真战争、假和平”的所谓“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共军开始渡江，千里长江防线被突破，3日晚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退至桂林。在众叛亲离、国军将领叛蒋投共成风潮之时，“小诸葛”、国军战神白崇禧力劝李宗仁顽强抵抗，坚决反对与中共再度和谈，李宗仁听从了白的建议，于5月7日南飞广州，决心“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5月21日，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然而已回天无力，随后长沙沦陷，广州沦陷，李宗仁拒绝了白崇禧提出的去台湾的建议，于1949年12月出走美国。
白崇禧、李宗仁、张治中的结局
白崇禧
早在青年时代，白崇禧由于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小诸葛”的美誉，侵华日军也尊其为“战神”，同时又将他列为日本帝国要消灭的“头号战犯”。
1921-1922年期间，青年白崇禧作为广西新桂系的全权代表前往谒见孙中山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革命之重要性。孙中山即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临分别时，孙中山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回答说：“我们不要孙公的物质支援，只要三民主义与信仰而已。”
白将军戎马一生，为北伐、抗战和剿共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功勋卓著。1949年，在国民党大厦将倾、林彪百万强敌压境的最艰难困苦时刻，白将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决拒绝毛泽东50万兵权的高价诱降收买，义无反顾，追随跟自己发生过多次矛盾冲突的蒋中正去台湾，与中华民国共存亡。
临行台湾前，他的多年至交立法委员何遂劝其慎行，并劝其乘机投共。白崇禧回答说：“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
1966年12月1日，73岁的白崇禧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猝逝，蒋中正下令给国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举行了隆重公祭。蒋公亲笔题词颁发“轸念勋猷”挽额及“旌忠状”，并亲到景行厅向白崇禧遗体告别，三鞠躬致敬，并献花致祭。
自1949年12月抵达台湾，一直到1966年12月去世，将毕生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奉献于中华民族的白崇禧将军始终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光复中华河山。
(视频：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23）在北风中出击 白崇禧论克敌制胜 昆仑关攻坚战大捷 ——1939年，日机猛烈轰炸中国各主要城市，灾民遍野，连蒋中正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都被炸得片瓦无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分析中日双方形势，提出克敌制胜之道，获蒋中正采纳，成为国军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随即发动两场轰轰烈烈的冬季攻势，中日两军之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决战，白崇禧统帅指挥杜聿明、戴安澜、邱清泉等国军两度重挫消灭日军精锐，包括日寇“钢军”，取得了抗战以来首场攻坚战的胜利——昆仑关攻坚战大捷。）
（视频：1945年10月10日，日军在北平太和殿前投降，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抗日持久战最高战略制定者、国军多场重大战役策划部署指挥者白崇禧上将亲临现场监督，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中国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北平十万余民众和美、英、苏、法等国代表观礼。）
（视频：战神白崇禧 —— 巍巍大中华 梅花千古颂）
李宗仁
1965年7月，由于其秘书程思远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多次赴海外游说李宗仁，李偕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北京投共。1966年3月21日，其妻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7月26日，奉周恩来指示，著名影星蝴蝶之女、时年27岁的胡友松与当时已76岁的李宗仁完婚。是年8月31日，其宅遭北京红卫兵抄家，理由是郭德洁涉嫌梅花党案。1969年1月30日，李因肺气肿在北京逝世。
但据《李宗仁回忆录》作者唐德刚表示，据闻其是遭慢性中毒而死。1978年11月9日，时任中共组织部长的胡燿邦在中共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提到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时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谁的手中，当然康生有最大嫌疑。”
张治中
张治中（疑为中共间谍）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过从甚密。1945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过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中正和谈，张治中极力保护毛，将自家宅院让给毛居住。1946年，张治中与马歇尔、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双方的军事整编。此间，张治中经常向马歇尔抱怨国民政府，为中共宣传。1949年4月，任“北平和谈”国民政府代表团长，全面接受了中共的“和谈”条件，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中共建政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9年4月10日，亡于北京，火化后葬于八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