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青年学生对胡耀邦的同情和大规模悼念活动，并进一步激起对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的诉求。然而，由于中共专制体制对民主诉求本能的恐惧和之后处理方式的步步错误，终于在1989年4月27日，爆发了北京10万大学生因为反对“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举行的大规模游行。
1989年4月15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发全国各地高校悼念胡耀邦和抗议中共的系列活动。4月17日，北京政法大学举行游行抗议活动，4.17、4.18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等高校游行、静坐，并向人大递交游行请愿7条，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挑战“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4月19日以后，更多高校学生组织抗议活动，成立自治的学生组织，并建立了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4.20高校学生在中南海静坐请愿，许多学生被殴打，以及4.22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学生下跪递交请愿书，但官方不予理睬，使得学生情绪更加激愤。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社论与文革期间的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搞的东西如出一辙，把学生的合理要求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而且在当晚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反响。
就是这个“4.26社论”成为了89年“6.4”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导火索之一。社论的定调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民众震惊：学生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同中央领导对话，根本就不是什么动乱。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也发生乐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活动，并明确声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的。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4.26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中共企图用恐吓的“4.26社论”阻吓学运，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成功地组织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
自胡耀邦逝世后，由于中共一连串的错误举措，终于导致了北京4月27日10万高校学生的大游行，并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的响应。这次游行使北京社会各界开始广泛、公开地支援学运，后果是平反4.26社论成为89年中后期学运抗议活动新的动力和要求。北京高自联也很快确定了两项主要诉求：不是动乱，坚决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
4月27日的10万人上街示威，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许多知识份子认为此次游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大胜利，香港《明报》甚至称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称为“四二七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
“4.26社论”发表三天内，有消息说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仍不肯承认错误，坚持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4.26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显然，中共表现出来的做法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
之后，中共在处理这场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生运动上越来越偏离了和平解决的轨道，日趋严厉和对抗。尽管在4月30日，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访问回国后， 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了“五四”讲话，使形势有所缓和，但中共一贯的斗争本性却使事件进一步恶化，从调动几十万正规军进京戒严、赵紫阳下台、最后导致世界震惊的“六四”天安门血腥屠杀。
引发4.27大游行的历史背景
1976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在怀仁堂事变中被捕。事后，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在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由胡耀邦担任；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替；此后在10月的九次政治会议上提出请辞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位。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到1989年的大约10年间，是中共自49年窃取大陆政权以来的最好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将捆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揭开了几根，结果农村的生产力大大提高。1985年，中共又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刚刚从10年文革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振兴中华”等口号的激励下，真的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当时的青年学生更是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怀着强烈的参与意识认真地关心起了国家大事。
然而，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政府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同时，共产党内部的贪污也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内部以邓力群、薄一波、陈云、王震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开始猛烈反扑。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腐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胡耀邦因为对学生与知识份子表达同情，而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而被迫辞职。
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有保守派之称得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二年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起人们对胡耀邦的同情和大规模悼念活动，并激发青年学生对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中共专制体制对民主诉求本能的恐惧和之后处理方式的步步错误终于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精英从此流落世界各地，到今天已经长达23年之久，还是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有些已经客死他乡，如方厉之、王若望、刘宾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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