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君怡编译报导）中国中央政府说维权律师陈光诚是个自由人，并承诺将对他在家乡临沂遭受的来自当地政府对他的迫害进行调查。陈上个月拼着性命逃脱了中共对他的监禁，并获得美国的保护。此事让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难堪，也给他们对依法治国的承诺再次投上阴影。
《纽约时报》报导，近日一些去临沂采访的记者没有看到地方当局对异议人士的态度发生任何改变。他们依旧对记者和被采访人进行恐吓甚至施以暴力。
周日（5月13日），当外媒记者试图与东师古村附近的村民交谈时，他身边很快出现了四辆车，从里面下来几个看似地痞似的便衣喊着村民的名字，进行恐吓。
还是这群便衣至今还把陈的母亲单独监禁在临沂家中。几周前，陈的侄子在便衣闯入他家施暴时，他用刀子自卫刺伤了一个便衣。目前他正面临当地警方对他的蓄意杀人刑事犯罪的指控。希望为他辩护的律师被要求放弃此案，或面临被惩罚的危险。
当记者离开临沂，在附近的沂南县试图采访时，一个便衣打了正在给记者录像的摄影师，并对记者的中国助理说“滚出中国去。你不是中国人，是卖国贼。”
地方政府违法 执行中央政法委命令
外界普遍认为，没有中央高层（政法委书记）的命令或默许，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与胆量动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国际媒体面前制造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的事端。
《纽约时报》援引一些人权活动者和法律专家说，这种现象是中共体制造成的。这个体制让地方政府可以无视法律，对异议人士或麻烦制造者进行骚扰、打压甚至迫害，而北京通常对此保持沉默，也就是默许了这些违法行为。甚至中央政府有时还会对有此类违法行为的中共官员给予褒奖，只要他们的行为可以让社会“稳定”。
而地方官员要想在中共内部获得发展，就要满足一系列中共在政绩上对他的要求 – 既要满足高增长的经济指标，又要达到维稳当地社会的政治指标；而且第二个指标比任何指标都更重要。地方官员不惜通过违法，达到“维稳”的目的。
中共维稳系统允许地方官员不择手段对地方异议人士消音，还允许他们动用大量资金来抑制像陈光诚这样的知名活动人士的言论与活动。达到这项政治指标的地方官员会得到奖励。
被陈光诚谴责最多的一个地方官员是曾拘禁和关押他的前临沂市长李群。他在大学学习公共管理后，在前临沂市长办公室实习。几年后，他就当上了临沂市长 （2003-2007）。李现在已经被提拔到山东省最大的港口城市青岛做市委书记，还是山东最高政府部门，中共山东省常委委员。
只有当陈事件中地方官员的残酷劣行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被曝光时，中央政府才会碍于面子，对地方的做法给予干预，或进行调查。不过，至今尚没有迹象表明北京对此类事件叫停。
专家说，在中国镇压异议人士的事例数不胜数，北京对此通常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真正曝光出来，具有轰动效果的例子，太少了。大多数情况，这个维稳系统对“社会不安定”因素所采取的凶残治理手段都收到了让“社会保持稳定”的良好效果。
纽约大学法律顾问科文说， 陈光诚所受到的迫害在中国并不为奇。他的例子之所以让外界感到不寻常是因为这件事在世界范围内曝光。相同的例子有成千上万发生在中国。
他说，几年前当世界媒体在头版报导了陈光诚被监禁的消息时，中国的公安部长周永康从北京派了几个人到山东与地方官员商议此事。之后在2006年，根据对陈莫须有的指控，陈被判有罪，被关进监狱。
中共很难改变对异议人士的态度
研究中国维稳体制的人说，中共领导不会因为陈光诚事件而有所改变，因为他们认为那样会破坏中共政府自身的稳定。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傅华凌说“如果中共做出改变，这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城市或一个县，而且是整个国家。这种压制是中共治理国民的方式。如果他们惩罚了某个当地政府，或解职某些当地官员，这意味着中共告诉其它城市和乡镇，现在他们的做法已经改变了。（对中共来说）这将是一种体制上的本质性的改变。”
如果中共对类似陈光诚事件进行严肃调查，这也会给其它异议人士传递一个信号 – 如果某一事件得到广泛关注，政府因此受到压力，中共不得不被迫改变已有的做法。
人权观察驻香港分析家班克林说，许多地方出现的类似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也都带有各自的地方特点。北京害怕对此类事件的让步会令局势如“洪水泛滥”般失去控制。
陈事件是很少的几例持续受到世界关注的案例。借此人们得以看到中共的维稳系统竟然对打压异议人士的官员给予奖励。
（责任编辑：童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