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25日讯】
武斗
邓荣烈、刘素芳，俩夫妻，重庆空压机厂，1967年8月18日遇难。他俩都是被俘虏之后杀害的。邓荣烈被挖掉右眼，刘素芳被截掉双手。另外，刘素芳当时身怀六甲，确实惨无人道。临刑时，丈夫提出：杀我就行，妻子怀孕，应该免死。照样酷刑后枪决，同厂同事，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于清华毕业后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末赴联合国办事处任职。1949年后，因其恩师、著名学者钱端升召唤，他毅然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编译工作，埋首苦干，将大量英文法学原著译成中文。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因不堪凌辱，1966年8月与妻子双双上吊自杀。据说钱端升唯一出席过的追悼会就是1982年田保生平反后补开的那次，不知是否心有愧疚。
周寿宪
1951年（26岁）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茅以升
1951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让众多知识份子陷入深渊，如在30年代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李季谷
历史学家，剑桥硕士，北大教授，后任国民政府浙江教育厅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时偷偷留在上海。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文革时被关入牛棚长期批斗。
1968年7月25日，他被审讯一天，跪在地上被香烟烫后背和脖颈，深夜时投河自杀。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他的个人著述基本都在解放前出版。在他死后，有关方面还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表示“李季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场”，并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并打了大红叉，由历史系另外两名“牛鬼蛇神”举着这张漫画像站在台前接受批斗。
顾月珍
原为弃婴，后走红上海滩，是著名沪剧艺术家。在历次运动中均遭受冲击，文革中更成“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遭抄家，母子俩蜗居一室。她屡遭批斗毒打，常彻夜受审，还做过倒粪工。曾婚姻受挫的她后结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孙绍策，以为找到真情，却被该有妇之夫诱奸，发现受骗后，于1970年跳楼自杀。
陆洪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1965年患精神分裂，1966年春再度发病，单位却不送他去治疗，而是开会与他辩论，会上陆洪恩反对批海瑞，反对批三家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受尽折磨。据狱友记录，他在审讯中曾全面指责文革，他说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后陆洪恩被判处死刑。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病发后逢红就撕，撕毁了红宝书而被判处死刑。但不管怎样，一个国家处死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且罪名是反革命，都已严重反人类，故此案引起国际舆论一致谴责。当时，陆洪恩每周都被带出去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反驳造反派关于音乐的说法，造反派说他“满嘴放毒”，竟撕裂了他的嘴唇。他在狱中也长期被背铐。后来他精神失常，嘴里不停念叨毛字，见到毛巾毛衣等都会撕咬。有关部门专门在上海市中心召开大会，宣判了对陆洪恩的死刑判决，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
陈信玉
广西蒙山县乡绅，抗战时曾组乡团抗日，并保护众多来此避难的名人。1950年秋被诬告并遭枪决。其子陈文统本打算回乡救父，但途中有同学提醒他回去不但无法救父，自己也小命不保，于是逃往香港。后陈文统成武侠小说大家，笔名梁羽生。80年代时蒙山重修文笔塔，梁羽生捐了几百元，还被当地视作吝啬。
俞平伯
红学大家俞平伯一生天真，他因被指为“用《红楼梦》攻击毛泽东思想”而遭冲击迫害，文革时更被抄家，红卫兵一开始不知道他家的钱放在哪里，结果看到俞夫人抱着一个匣子不放，就抢过来，发现里面是现金及存折，立刻宣布没收，随即离去。俞平伯在后面追赶，并高呼：“你们拿走，有利息没有？” 据说红卫兵怒问俞平伯：“是不是你写出了封建大毒草《红楼梦》？”俞先生认真地说：“我如何能写得出！”
曾希圣
此人黄埔毕业，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被周恩来称为红军情报“创业的人”。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差一个名额未完成划右派指标，时任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前往该县视察时，该单位领导说：“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右派了”，曾说“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该领导只好将自己划为右派。大跃进时他一意孤行，处分讲真话的同僚，致安徽饿死数百万人。后良心发现搞包产到户、责任田恢复生产，谁知又被毛泽东授意指为复辟资本主义，大肆批判，免职后政策作废，安徽又一次饿死无数人。皖民何辜！
注：文章所有内容根据微博文字整理而成，非原创，感谢叶克飞先生和多位学者微博资料以及他们对挖掘中国历史真相的努力。
（责任编辑：刘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