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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江泽民》第九章 贪战(下)

(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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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6月19日讯】◎中德关系

如果说中法的密切交往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话,中德的交往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日对中国的访问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毛泽东特地对发展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联邦德国和美国、日本不同,和台湾没有特殊关系,所以不需要联邦德国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72年10月11日建交。两国的建交公报只有一句话,没有所谓的“台湾条款”。

两国贸易额建交之初只有2.75亿美元,随着两国的经济交往,双边贸易额逐年跃升。中德两国的外交关系也较平缓的发展。“六四”后德国对中国进行了制裁。但由于双方经济利益的需要,双方关系于90年代初开始缓和。1993年德政府决定不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并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而双方的外交关系中凸显经济因素。

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德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1,424亿美元,比两国建交时增长了500多倍,在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中占近30%。截至2011年8月,德国在华设立企业7,000余家,累计投资项目7,500余个,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对华输出技术累计近1.6万项,合同金额超过500亿美元,约占中国自欧盟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38%。中国是德国机械、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2】

德在华主要投资领域为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信等,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德国企业在华约有1,700个子公司或代表处,大众、西门子、巴斯夫、戴姆勒、宝马、拜耳等大公司均在华建立了独资或合资企业。德还参与了上海地铁一、二期和广州地铁工程、小浪底和三峡水利工程、江苏田湾核电站、南京扬巴石化一体化项目等。中国从德国主要进口机电设备、铁路、汽车及船舶等运输设备、化学品、光学、医疗仪器等;对德国主要出口电器、机械设备、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化学品和玩具等。【23】

相对于其他欧洲各国,德国拥有若干“对华贸易之最”:德国是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德国是欧洲各国中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德国也是欧洲各国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

在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上,充分利用各国对本身利益的考虑,予以各个击破。最后连美国也不能例外,在经济上倒向中共。

讨好周边邻国的“领土外交”

领土外交是“订单外交”的实物交易形式。是江泽民让利,出卖中国人民国土的一种国际政治交易。

◎出卖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给俄国

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于2004年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经通宵达旦的角逐,江终于被迫下台。9月30日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香港公民程翔以笔名“钟国仁”在香港《明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江泽民出卖了相当于40个台湾的国土给俄罗斯。钟国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向老百姓公布和解释条约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连被它讥笑为卖国而赶下台的国民党政权都不如;二是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不如;三这个标志着中国正式放弃偌大一块领土的条约,从谈判的过程到最后签署,都没有公开过。【24】

2005年4月22日,程翔在深圳办事期间被中共国安人员带走。同年8月5日,程翔被中共以间谍罪正式逮捕,当局指他涉嫌二零零零年起替台湾情报机构搜集大陆情报,并于2006年8月31日被判入狱五年。在各界营救之下,程翔于2008年2月5日获假释提前返抵香港。有人在扣押期间对他说:“真正被捕的原因,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从没有人向他查问“盗窃”或“泄露”了哪些国家机密。【25】【26】【27】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这个条约构成了今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而这桩关系到国家领土的大事一直被江泽民隐瞒,直到几年后,这个条约经俄方公布,中国人才得知江悄悄出卖了大片国土。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官方关于此条约的只有100多字的简短介绍。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中间隐藏着惊天黑幕。在《议定书》中,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有几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有17万平方公里,以及库页岛,有7.64万平方公里。

该《议定书》彻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间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国,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

◎军队后撤边界五百公里不设防

协议签署后,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国边防军后撤,500公里不设防,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4个国家不设防地带只有100公里宽(只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几个地段例外)。

2002年12月18日,利托夫金在题为《俄中边界10年前就已成为一条安全的边界线》的评论文章中,公布了1999年江泽民与叶利钦签署的秘密协议《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尤其是高度赞扬江在卖国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文章透露:“为了加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措施,承担了单方面的义务,即:做到在与这几个国家交界的边界地区,在500公里宽的沿边地带,除边防人员外没有任何军队。对俄罗斯和其它几个独联体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这条沿边的‘不设防地带’则只有100公里宽。俄国那边不设防的100公里地带是森林荒野,退出并不损失什么,但中国退出的那500公里宽的地带都是耗费巨资的军事设施。全部毁掉损失巨大。”

江泽民用中国人民的领土换得俄国政府的支持,俄国政府把俄国法轮大法协会的主席威逼离境;还遣返旅居俄国的中籍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

◎出卖给其它国家的领土

对于中越、中印、中国和其它前苏联国家等领土争端的解决,中共官方媒体也从来不敢公布条约的内容,所有出卖领土利益都属于黑箱作业。

江泽民和塔吉克、吉尔吉斯以及哈萨克,签订了中塔吉边界划定协定、中吉哈边界划定协定等,基本放弃了所有争端国土。例如他与塔吉克斯坦总统赖克莫诺夫签约,将靠近帕米尔地区的27,000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出卖给塔国,而中国仅得到1,000平方公里。这是塔吉克的通讯社报导了有关条约内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泽民在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访问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为中印按照现在的控制线划分边界定下基调,这就等于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放弃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泽民批准《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将数千位将士付出生命而守卫的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麻栗坡的战死将士将永远埋骨越南。

第四节 日渐成熟的诱惑技巧

巨大的道德漏洞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政治体制截然不同,国家运作的模式也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以维持中共政权为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也是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为了其政治利益,可以牺牲其它任何利益。后者则相反,国家运作以为民众服务为中心,政府强调经济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民众过得更好,西方国家政治利益服务于民众利益、经济利益。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共的经济、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一己之私的,而非为其民众,甚至是损害民众利益的。和西方相比,中共的国家运作模式有一个巨大的道德漏洞。

九十年代,江泽民及中共在得到西方的经济输血后,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暂时的延续。随着钱包的日益增厚,中共逐渐获得了一项与西方进行交易的关键要素:资本与经济筹码。中共的外汇政策使其对这些资本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同时中共又勿需对中国人民负责,这使其在与西方的资本家和政要的交易和外交谈判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利用这些资本,从经济利益上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诱惑和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如果别的国家在利益面前不能坚守原则,不能认清中共在道德上的败坏,就陷入中共设下的套,放弃道德原则,作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每当美国对华情绪趋于恶化时,中共的采购外交就及时跟进,通过大笔的订单对美国利益集团构成影响,进而通过它们的宣传和游说活动平抑民众情绪、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形成对中共有利的影响,达到对美经济外交的目的。

背后的动机

从1990年到现在的20多年来,中国对西方强国在三个阶段内进行了高频度的采购外交,分别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结合中国在上述三个时段中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动机。

1989年后,中共因“六四”对学生和平民开枪而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一时间中国和西方大国间的高层互访和多种渠道的外交联结被迫中断。中共的采购外交在中共的危难之际承担起了“利益诱惑”角色,利用西方重利益的实用主义状态,达成外交上破冰重任。1990年,中国一次性购买了9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自1990年起连续5年,中国每年都会向美国派出至少一个大规模的采购团,以图“购买”足以促进了两国关系改善的货物。对欧洲,中国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派出两个大型采购团进行采购,总额每年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中欧关系因而得到金钱的修补,中德、中法间分别在1992、1994年实现高层访问。1992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逐步瓦解,这其中中国的采购外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采购外交的高频时段分布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已经过去,而中国入世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是最重要的谈判对手,也是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稳步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构成美国朝野的关注焦点。因此,显示中国的诚意、安抚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焦虑和抵触情绪则成了当时中共对美采购外交的基本目的。1998年是美国20年来唯一没有出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的年份,但中国仍连续3年向美国送上了年均40亿美元的厚礼,冲淡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氛围,得以加入世贸。

近年来,中国同各国间的采购外交进入第三个采购外交的高频阶段。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经过外国经济输血得以好转,但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中共“血汗工厂”的策略所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间贸易顺差格局的长期化、稳定化与扩大化。中共通过采购外交来平抚由中美贸易顺差增长而带来的美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所以中美采购外交频数及总额分布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且采购总额会伴随上一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的升降而相应增减。

策略技巧日渐成熟

经过10多年的实践,中共订单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渐成熟,采购效用得到增强。这种提高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把握上:中国订单外交越来越注重通过延长采购外交的活动过程或是延长采购合同签订过程从而延长外交效用的作用时间,以增强影响力。早期的订单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采购,时间最长不过1个月,那时因为当时中共内外交困,需要急功近利的结果来解围。而近些年来则呈现为分批派团外出采购的方式。在首脑出访的前后一段时间内,按照采购类别分不同批次先后前往目标国实施采购,从开始到结束有时竟能达到半年之久。

以2003年为例,从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飞机汽车采购团开始行动,到2004年1月13日最后一批电信采购团签署订单,先后有4个采购团分批赴美,前后共跨越两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针对中国的针织布、晨浴衣、胸衣进口设置配额限制,而这一贸易纠纷恰好发生在中国采购团的采购周期内,因此中共政府便利用采购外交做出及时反应,暂时取消第二个大豆采购团的赴美采购。这样一来就给美国国内的农业市场造成很大压力,来自大豆、小麦主产州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施勒和美国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总裁哲宁甘在内,他们共同向小布什政府施压,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做出让步,几周之后中国恢复大豆采购团的行程。

中共订单外交策略水平玩出花样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采购协议的签订方式上:避免直接签订大额协定,而是先签署框架协议、意向协议,在此后的领导人互访时最终签订合同。飞机采购单的签订通常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从最初的有采购意向到最终签订合同通常要经过三四次的官方确认过程,前后时间可达两三年,而每一次确认都需要双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制造良好氛围,这样就延长了中共控制两国关系的时间长度和订单外交的有效程度。

充分利用人类的贪婪

这样,江泽民开创的订单外交在对西方的外交中效果显著。中共通过订单外交迫使西方国家不能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同时也使得西方的一批政要和企业成为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促销员”。

由于中共对美国的大规模采购使美国企业受惠,美国商会、美中企业家理事会、美中贸易企业联合会等握有经济实力的财团组织参与的企业联盟积极为中共奔走。它们的游说努力确保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都延长其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共的帮助尤其突出,波音公司于1995年发起一项“对华贸易正常化计划”,以推动中美贸易关系长期稳定;它们还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推动各州政府和议员出面支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相互之间甚至有分工和协调:波音公司负责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摩托罗拉公司负责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28】

1999年10月江泽民访问英国时,向英国献上了大约40亿美元合同的诱惑。随后,江泽民访问法国。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此之前已多次尝到了中共订单外交的甜头,于江到访前向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表示,既然中国对英国送了大礼,希望中国对法国也能有所表示,不然他不好向法国人民交代。

为安抚和寻求法国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的支持,江泽民拍板了中国和空中客机集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飞机购买谈判,作为访问法国的礼物。江并参观了法国的高速铁路,表现出对购买法国高铁技术和设备的兴趣。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兴高采烈的说:“江泽民已经作出了一项令我十分感激的决定:购买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8架A—340大型飞机、20架A—318和A—319飞机。这是一笔价值150亿法郎的大买卖。”他接着说:“我向他说明了如果中国要购买法国的高速火车用于中国方面已计划兴建的北京—上海间的高速火车线路的好处。”江得到的回报是法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29】

希拉克在任上访问中国四次,每次均率大队商界高层代表团,每次都和中国签订大宗销售合同,以致于被媒体称为“超级推销员”。【30】2004年10月希拉克访问中国时,除带来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外,还率领了另一支“战斗编队”,即4位部长和52位法国工商企业老总。在短暂的4天中,中法双方迅速签下了近70亿欧元的合同,其中包括中国对法国空中客车集团26架飞机的订单,以及法国核能集团AREVA向在中国投标新核电站的项目。【31】不仅如此,中共也有了机会在购买波音飞机或法国空中客车的决策中不断的同美国和法国玩上了外交订单游戏。因为大笔款项的诱惑,这样的游戏可以说是屡试屡爽。

中共也将这种利益诱惑拓展到了军事范围。美国国会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2011年度报告中报导,中国利用美国的退役将军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组织(CAIFC)系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的外围组织,支持成立了“三亚倡议”(The Sanya Initiative)。“三亚倡议”的美中退休将领交流活动会邀请退休的美国军官到中国参访。中国通过“皇家旅游”的方式,向这些美国特别访客提供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合伙的机会。而这些退休军事人员将中国官方的文宣和政策信息传递给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并进行游说工作。【32】

中共不光是利用贸易关系来改进与别国的关系,更是在订单外交上附加上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迫害人权等,让别的国家在获取利益时,直接成为中共的同盟者。

自江泽民起,中共将“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的订单外交招数使用得炉火纯青,诱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商会、游说客等为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人权原则、普世价值、社会道义、国际公益。这对国际社会道义原则和国际公益运作标准的破坏是十分危险的。虽然在短期内,人权的被剥夺主要发生在中国,还未波及到美国和欧洲,但从长期效果上看,“为利丧义”的短视行为正逐渐败坏著整个人类的道德观,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政治体制。

第五节 经济输血的冲喜效应

经济输血帮助了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的底气

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西方各国大量的经济输血,帮助中共有了对抗普世价值的底气,心理和势力。

中共有了本钱之后,并没有像西方说客所说的,经济发展了,就会自动带来政治的自由和其他自由。恰恰相反,中共以其经济发展为借口,更有理由对抗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

中共的逻辑也很简单。在我要死不活的年月,突然得到爆发的资金,变成现在的外汇储备阔佬,拥有多少美国的债券,连西方都有人羡慕我专制的能力和制度,我已经走出了“中共模式“的路,为什么要走普世价值的路?!

江泽民和中共在几十年整人政治运动中积累大量经验,其中最本能也最凑效的是充分掌握人的弱点,投其所好,利用并扩大人性自私的部分来为中共服务。西方重商,故经济利益可诱使西方商人和政客就范,江泽民相信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说,“在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各种矛盾都在深入发展,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各种重大战略关系也在调整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继续起作用,西方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日趋暴露和上升,内外难题不断增加。这就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只要我们善于把握好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善于利用一些重要矛盾,就能够灵活应付、举措自如,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33】

中共赤裸裸的用机枪坦克镇压学生和平民在全世界激起义愤之时,江泽民踏着民众的鲜血上台。在世界强大的民意压力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中共,并结合经济制裁等方式给中共施加巨大压力,中共限于四面楚歌的孤立之中。经历过中共建政后几十年的穷酸革命及见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世界真实情况的中国人民,不会再接受中共把中国带回到勒紧裤带闹革命的荒唐岁月,因此,西方的经济制裁对中共的打击几乎是致命性的。

中共看准了西方不忍放弃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心理,展开了各种以经济交往为目的的“人权游戏(斗争)”。为了破开经济封锁,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中共首先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表示继续改革开放的国策,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一些改善人权的附加条件,如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国会年度审核通过前,释放一个两个取之不尽的“良心犯”以满足美国国会列出的人权指标。同时,对改善人权的承偌阳奉阴违,从实质上破坏世界上对其人权行为的监督。

从二十年钱中共的摇尾乞怜到今天“财大气粗”的不同态度,人们可以看到奴才和主子的可笑劣质集于中共一身。

对抗普世价值

中共的软肋是其一党专制的本质。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已被中国人民摒弃。江泽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是假装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只是一块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遮羞布,江泽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恐惧却是货真价实的。江深恐中共虚假的“共产主义”不堪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中共独裁统治、中共政权瓦解。而且,江对人权的践踏劣迹斑斑,先有整肃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科,后有发动镇压法轮功的世纪大迫害,还因此多年获得“大赦国际”授予的“人权恶棍”光荣称号。因此,江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既恨又怕,要坚决抵制。

为了消弭对抗国际上的批评,江及中共采用一贯的手法,一方面利用经济利益的诱惑,消弱批评的声音,另一方面混淆人权的概念,以似是而非的歪理搅乱视线,逃避国际压力,并大力进行对外的人权理论反宣传。江泽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抵制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的言论:

“美国喊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人权,都是假的!”(1990年1月18日在山西考察工作时的谈话)“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制度要民主得多、优越得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互相攻讦、互相倾轧的弊病,能够保证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

“西方往往希望我们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世界上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岂不是太单调了。”【34】

江泽民忌惮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在历史上对各国人权的关注,在针对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时,更是把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美国。江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直是在美国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全球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需要,舍弃不下我国的巨大市场,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同我国进行合作。…既然‘美国对我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讲究策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35】

同时,江发出指令,“要大力揭露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欺骗性。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我发动进攻,通过各种渠道,对我进行渗透,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认真对付,坚决还击。要揭露西方‘民主’的实质和虚伪性,说明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最尊重人权,最爱护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36】

中共提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推销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37】

在江泽民的指示下,中共把人权问题作为一项对外斗争的工作重点来抓,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1991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第一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宣称“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继续,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强权外交,阻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38】之后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便成为中共人权的一部“经典”作品,反复修订出版,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学习材料。

针对美国国务院年度世界人权记录报告中对中共人权恶劣行为的记录,中共又针锋相对地搞了一部年度的“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中共组织人马从西方媒体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收集整理,修饰加工成报告后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以“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第一部报告发表于2000年2月27日——《1999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这本“美国人权记录”说,“美国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热衷于推行所谓‘人权外交’,将人权作为丑化别国形象和谋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善面目和借口人权推行霸权主义的不良图谋。”【39】

分而治之的关门人权“对话”

中共在人权问题上还耍了一个大花招,就是人权问题只能关起门来讨论,否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江声称“人权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各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应进行对话,而不应搞对抗。”江泽民当着克林顿的面说,“在人权问题这类问题上,可以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开展讨论。”

更重要的是,与各国都可以分开来谈,分而治之,来多少对付多少,多多益善。让所有还有些许人权关注概念的国家分散成单一的对手,中共驾驭单一的,分散的团体在战争年代久经历练,对付什么人都得心应手。对方只要愿意来单独谈,就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承认。在中共愿意谈“人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总不能不愿谈吧,那么,各国能够联合起来制约人权迫害情况发生的能力就被中共从此分化瓦解掉了。

谈判对话是中共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尤其是关起门来谈,什么大话都可以说,什么承诺都可以许,而出了门什么也都可以不做,不受任何约束,具体谈什么,外界不知道,但又可以搪塞外界舆论。历史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展开的三次谈判,每次都以大呼上当而告终。

“人权”终成政治装饰

中美人权对话从江时代的1990年12月开始,每年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中国进行访问对话,或者中方代表团到华盛顿对话,到2002年12月一共举行了13次对话,只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和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40】每次对话只不过是公式化地发表联合公报,获得的最大成果不过是“增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之类的套话。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也愈加强硬。中共惯用的警告就是中国决不容忍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害怕其他国家表现出的敌意。

对话基金会的Kamm先生过去支持中美对话,但他说,他准备改变自己的立场,“要是中国政府只想就广义的意识层面去讨论人权问题,那一大帮人用纳税人的钱飞到北京就很难说得过去了。”Kamm还补充道,“如果撇开具体的人谈人权,那我觉得这种对话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41】

如果其他时候实质性地提出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立马翻脸。由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及其它违反人权在国际上曝光,2004年美国决定向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上提出谴责中共违反人权的提案时,中共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宣布中止双方的人权对话与交流。【42】即使是后来这些年的美中官方接触中,可以谈任何问题,就是不能碰法轮功问题。一旦提到法轮功,中共代表就摇头摆手,起身退席,绝口不谈。因为这是中共的“七寸”,无法解释为什么对这么大面积的汉人,又是只为做好人的群体如此没道理的迫害。

虽然在时隔六年之后,于2008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14次人权对话在北京恢复举行。美国与西方对中共的人权关注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人权仅仅是政治家们装饰门面的一个议题而已。

中共用同样的手法,与西方各国开展乐此不疲的“人权对话”。例如,于1997年开始与欧盟每半年举行一次人权对话;始于1997年的年度中澳人权对话,中加人权对话;于1999年开始每年一次的中德人权对话。同样地,所有这些人权对话是能淡则谈,能敷衍则敷衍,谈不来则各说各话,触及实质问题就中止谈判。

经济“大棒”–中共特色的贸易与人权挂钩

用经济手段对付人权批评,在经济输血后感到强盛起来的中共那里,有了新用。

在经济外交上,中共不仅仅是采用“胡萝卜”政策,有时也使用“大棒”。对于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共的、中共自认为可以对付得了的国家,中共毫不留情的采用经济手段予以制裁,迫使其噤声。

中共利用贸易关系,与其他西方国家联手对抗美国在联合国关于中国的人权提案。

中共首次得力的运用经济“大棒”实现外交目的是在1997年。4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由美国、英国、丹麦带头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欧盟几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参加提出议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这项议案。最后,这项议案以不予审议的形式被否决。

当时丹麦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点名抨击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当即反驳道:“我相信丹麦政府提出这项反华议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不是丹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丹麦的脚,中共随即取消了和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所有商贸合约。【43】

2002年中共操纵了一些第三世界盟友,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致于美国在此次大会上不再有发言权。出于对中国订单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没有通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

2007年,为了报复德国总理默克尔九月间会晤达赖喇嘛。中国取消了当年的年度人权对话。【44】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推迟了原定于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终止了中法之间巨额贸易合同的洽谈。这350亿欧元的贸易订单发挥了作用,萨科齐最后现身北京奥运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样的外交矛盾会发生得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发生。并不是因为中共改变其丧失道德的做法,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中共提供的利益面前,放弃道德坚守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变得对中共装聋作哑、抑或俯首称是。

正如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总结的,“说穿了,北京并不害怕西方社会的口头批评,它唯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全面经济制裁,但自从中国入世之后,西方社会就丧失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经过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外商在华密集投资之后,西方数百家大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批评越来越像走过场,“一幅‘我们说过了,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管’;而中国的反驳却越来越高调上扬,一副‘就这样了,你们除了打口水仗之外还能怎么样’的死硬姿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预有效程度递减,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维稳力度增强,中国的人权状态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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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9 10:0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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