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2011年3月9日晚，加拿大华人陈青山（化名）在北京接到朋友黄梅（化名）的求救电话，说她被武汉市的一个驻京办公室扣留，正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黄梅是加拿大公民，因为丈夫在武汉的祖屋遭强拆，两夫妻四处投诉，求助无门。丈夫曾到北京上访，无功而归；这次黄梅在北京开两会期间只身上访，被扣留后不想回武汉，便向正在北京休假的朋友陈青山求助。
陈青山向大纪元讲述了他与黄梅在北京经历的故事，情节迂回曲折，展示了铁幕后面的部分真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天安门前被三次搜身 上访者被关“铁笼”
3月9日上午10点，黄梅从东长安街王府井口步行往西，经过天安门，在走这两三站路的过程中，她被三次翻包，全身搜查。过往的所有行人都一律被搜查。10点半她来到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前，这里有警察、便衣和军人筑成的三层人墙，把新华门围得水泄不通。
黄梅在新华门前驻足的一刹那间，窜出4、5个人，把她团团围住。其中一人开口问道：“你想干什么”。黄梅回答：“我来这里上访”。她话音未落，这4、5个便衣一拥而上，把黄梅推上了一旁的警车，警车吼叫着在西长安街上消失了。
10分钟后黄梅走下警车，抬头一看是“西城区府右街派出所”，这里的警察早已在等着她。黄梅被带进小屋后，被搜身，翻包，审问；同时被照相和打手印。
2个小时后，警察得知黄梅是加拿大公民，便对她说：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非法到中南海上访。之后警察通知武汉市一个驻京办的人来接黄梅，要遣送她回武汉。警察把她被带出小屋，叫她在院子里的一排椅子上坐着等候，并对她调侃道：“请您坐这儿晒晒太阳，休息休息。”
原来她真的获得了“特殊待遇”，因为黄梅很快看到，在院子的一侧，有一排两米高的铁栅栏，好像一个大铁笼子，里面关着男女老少，二三十人，看样子都是各地来的上访者。笼子里传来低沉的哭喊声。
只见院子里警察们出出进进的，不时传来“叫号”的声音。辽宁的张某某，山西的李某某出来。这种高音与笼子里呻吟的声音，再加上远处传来的警车吼叫声，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声部综合的噪音，使人感到压抑，恐惧，窒息。
事后黄梅戏说：“我能享受晒太阳，是因为我持加拿大护照，不然我也要成为笼中鸟了。”
又过了1个小时，外交部出入境管理局的两个“大壳帽”（官员）来到黄梅面前，很有礼貌的对黄梅说：“咱们聊一聊吧。”
黄梅叙述了上访的原因后，“大壳帽”对黄梅说：你的家人在加拿大的中国领事馆门前抗议，今天你又到中南海门前上访，你们的做法，是极端的行为，是非法的，是不理智的。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今后你再回国，签证会受影响的。
上访制度走过场 访民须交罚金
虽然黄梅是加拿大人，但她将被遣送的目的地是武汉市—那是一个她无法找到公正，迫使她来北京上访的地方。
黄梅被告知，她到天安门上访是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需要罚款3，000元。黄梅说，她没有钱交罚金。
这时，武汉市那个区政府驻京办公室主任赖国民（化名）和一名男工作人员来接黄梅，他们在府右街派出所办理了接人的手续：替黄梅交了3，000元，还有一张表格，最上面印着醒目的黑体大字“告诫书”，右上角是黄梅的特写照片；表格内有黄梅的护照号码，手印和签字，赖国民也在表格上签了字，然后把黄梅领出派出所。听着远处传来的钟声，黄梅抬头一看，电报大楼的大钟是下午4点整。
黄梅这次到北京上访的结局，除了她个人被罚款外，武汉当地的政府也要向府右街派出所交3万元，名曰“维稳费”，才能把黄梅领走，还要保证她被遣返回武汉。
地方政府赔钱赔人力 负责遣返访民
赖国民将黄梅带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把她关进一个客房，这时的黄梅由于受到惊吓，再加上饥饿，她感到头晕目眩，一头栽到床上，昏昏沉沉睡着了。
两三个小时后她醒过来，看窗外夜幕降临，便起身开门，门从外面上了锁。她用力敲门，门外的女服务员应声回答道：我们没有钥匙，无法开门。黄梅请女服务员用手机代她给远在武汉的丈夫打电话，她丈夫随后致电110报警。
10分钟后110的特警出现了，他们打开了门。黄梅向他们说明案件过程时，赖国民出现了，他当着黄梅的面掏出自己的警官证给110的特警看，然后对特警说“你们可以走了，下面我来处理。”赖国民三言两语就把110的特警们打发走了。
赖国民这时给黄梅端来盒饭，并道歉说：“我刚才又去府右街派出所接了2个人，耽误了一会儿，实在对不起。”并告诉黄梅，他已经与武汉有关的区公安、司法及政府拆迁办的人联系好，他们一行4人从武汉飞北京，要接她回去。
黄梅不愿意被这4人“押送”回武汉，便给陈青山打电话求救。
陈青山来到位于宣武区的这家招待所时，已是晚上11点。他告诉赖国民，要把黄梅带走，但赖国民不同意，还向陈青山出示了他给派出所交了3万元的收据，以及为黄梅付了她的3，000元罚款的收据，说他的责任，是要把黄梅送回武汉。
俩人来回交涉期间，赖国民接到电话，说他又要去府右街派出所接人，就离开了，留下他的手下，在招待所大厅里看守着。
等赖国民回来，双方还是没能就放人达成任何协议。赖国民说，把上访者遣送回去，是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的驻京办都往回遣返访民。各省市来京的访民，每个人中央罚3万，叫做“稳定费”，还与各省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陈青山则以黄梅是加拿大公民，你们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为由，坚持当夜要把黄梅领走。
这时从武汉飞来的4人到了，俩男俩女，分别是来自武汉当地区政府及司法局的人员，俩女士分别是区法院及当地派出所的警员。
赖国民靠近陈青山小声说：“不瞒你说，那俩位女的就是来架着黄梅走的。我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遣返她。”
来自武汉当地区政府及司法局的俩人说：“你执意要接她走，让我们无法向中南海交代，这样使我们很为难。”
但是，陈青山始终坚持要把黄梅领走。
最后，赖国民对陈青山说，你既然执意带她走，那就写个保证书吧，保证15天内不再去天安门、中南海或使馆区。如果再去，出现一切后果自负。
陈青山与黄梅俩人答应了，分别在“保证书”上签上字。他们俩人走出招待所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
悲惨访民无处发声 上告材料被回送原告
中国国民有冤情在地方无法申诉时，上访可能是唯一的法定途径。在黄梅北京上访遇阻前，陈青山曾替她家递交“暴力拆迁告状信”。陈青山将黄梅的申诉材料准备了几份，以便送往不同部门。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信访局”及“国土资源部”等部门，他遇到的都是不如人意的事。
以下是陈青山对其送信经历的描述：
2011年3月7日上午9点整
我来到位于海淀区车公庄西路十号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访办。我走进信访办的一个小门，里面仅十平米的面积，灯光昏暗。靠墙一排椅子坐满了人，吵吵嚷嚷的，对面的小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小窗户里有人喊着：上访的人排队领号。
一位50多岁的工作人员面对着我喊：你到这边登记领号。我说：“我不是上访的，是来送上访信的。”说着便把一个大信封塞进小窗户里。这位工作人员接过来，很麻利的打开信封，取出所有的材料，看也不看地放进准备好的印着《建设部信访办》的塑料文件袋里，然后对我说：行了，你可以走了。我要求他给一个回执，他回答：“一律没有回执。你们这些上访信，我们建设部是不看的，也不会介入，更不会解决的，我们只是把这些信件返回到各省市建设厅或建设局。”
2011年3月7日上午9点30分
我来到位于西城区月坛南街八号的“国家信访局”门前，被2个守门的大兵挡住，一个大兵凶神恶煞地吼道：“站住，不准靠近。”俩个便衣迅速来到我的面前，一前一后把我带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车内的前面坐着5、6名便衣和警察，后面坐着5、6名上访的人。我上车后拿出一个大信封递给一位工作人员说：“我受朋友之托来送信的”。那工作人员摆摆手告诉我：我们这里不收信的，你可以邮寄过来，也可以去永定门西街甲一号“国家信访局接待室”上访告状。说着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有“国家信访局接待室”的地址和乘车路线。
2011年3月7日上午10点整
我来到位于西四附近的“国土资源部”接待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国土资源部信访局接待室”的地址在西四南大街的前英子胡同17号，我马上骑车去到那里，只见胡同口黑压压一片排队的人，人头攒动。
那个胡同很小，里面挤了约200名上访者，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抱着孩子的，有孩子在吃奶的，男女老少都有。
我离他们远远的照了几张相，他们发现后就跑过来围着我，问我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说不是记者，并赶快收好相机走了。
一位老者告诉我，要先到接待室门前领号，然后再排队。我穿过人群来到接待室门前，大门紧闭，我上前敲开门。
进门后，看到一排便衣坐在那，其中一人问我干什么，我说是来送信的，湖北省的，他就指给我湖北省的那个房间。我进了那房间，看到里面坐着一名20多岁的工作人员。
我把材料给他后，问他要回执。他说：我们不给回执。我告诉你吧，你的信啊，你给我们发来也没有用，我们会转给湖北省，湖北省再转到武汉市，武汉市再转到具体的区，最后转给拆迁的具体单位。
2011年3月7日上午10点30分
我来到东城区府学胡同甲二号的中央纪检委《监察部举报中心》，我在接待室门口见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说：我是送信的，受朋友之托送暴力拆迁告状信的。那人对我说：这里不受理此事，也不受理信件，更不接收邮件。
“当时，我觉得比较茫然，比较木。我觉得不可思议。”陈青山说，他只是一个送信的人，感到的只是递送信件的超繁琐和麻烦，还没有当事人“那种切肤之痛”。
(责任编辑：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