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最近围绕怀孕7个月的冯建梅被强制引产、胎儿致死之事，全中国议论纷纷。冯建梅是陕西省人，23岁，当地计划生育官员把她从亲戚家带走，塞进一辆面包车直驱医院。她被蒙着眼睛在一张单子上签字。蒙不蒙眼她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违反了一胎化政策。在肚子上两针下去，6月4日上午，她生下一个死胎女婴。
《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报导，她躺医院的铁架床上，她的妹妹摄下来那张震撼人心的照片：长发敷面、心如死灰的母亲，旁边是血迹斑斑的死婴。照片在网上披露后，引发了声讨浪潮。6月14日晚上，微博上已发帖上百万，怒火高涨。一网友在凯迪社区上发帖：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以基本国策的名义公然杀人”。被网友追捧，最具号召力的网络博主李承鹏发帖：“这个社会怎么啦？1个7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备思考能力。我想问一问凶手，你有脸回家面对你的母亲吗？如果这个邪恶的政策执行下去，这个国家将不再有人性。”
对于堕胎的看法，美国和中国一直存在着大而怪的鸿沟。多年来，中国人虽然还有点茫然，但已经知道堕胎在美国只不过是个石蕊测试的问题。在中国，堕胎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重要功能。尽管当时人口增长是平稳的，1979年中共当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遏制世界上占首位的中国人口。到1983年，堕胎数几乎增加了2倍，达1,440万，那年开始，政府放宽政策，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允许农村户口的家庭生第二个孩子。
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一胎化政策在公众意识中处境尴尬：私下里人人在骂，在国家的层面上约定俗成，因为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人们对于人口减少乐观其成，这样粮食、就业和升学的竞争压力就不会那么大。目前，计划生育有一个庞大的分发避孕药具和跟踪出生的系统支撑，但这主要是对已婚夫妇而言。部分原因是因为避孕药具没有向对已婚夫妇那样在未婚人士中积极推广，医院称近年来单身女士自愿堕胎的人数上涨，医院也大做广告宣传流产手术“安全、方便、可靠”。
中国人对堕胎的这种矛盾心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盲人律师陈光诚的遭遇没有如预期地引起中国人那么大的反响，陈光诚试图阻止强制堕胎和绝育，但他被当地官员迫害，逃到美国大使馆避难，最终作为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与家人飞往美国。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堕胎看法的不同也是陈受到美国保守派的热烈欢迎的原因之一，保守派觉得陈是他们的知音，在有关堕胎的论战中称他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再恰当不过了。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体制下，陈光诚为保护妇女和个人的权利不被肆意侵犯所作出的努力，与信教自由相比，从哲学本质来说和自由主义更贴近。
但冯建梅的情况是既属于国家暴力又是有关堕胎。值得注意到是类似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发生着。7年前，本文作者站在山东省一家店前，离陈的房子不远，这家店在发廊和水果摊之间，被关在二楼的男男女女向他喊话，说是为迫使他们的亲属听从政府下达的绝育和堕胎的指令，他们已被当地官员扣押。他们要么屈服，要么就必须缴纳相当于370至490美元不等的罚款才能放人，这些钱相当于当地1个人1年的工资。当地官员有两方面的好处：既完成了当地人口控制的指标，又能捞钱。
同样，冯的案例是中国公共生活中那些涉及金钱问题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典型。为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苦的中国，冯和她的丈夫邓吉元被告知，缴纳4万元人民币（6,400美元）就可以不用流产。计划生育官员给邓吉元写了一张条子：“我告诉你，4万元1分都不能少。我跟你爸说了，他说没钱。”现在这张条子已被公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博古（Bo Gu）调侃道：“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不觉得这笔生意很大吗。”（据作者所知，这笔钱是7年前的10倍。）
进一步说，冯一家被处罚源于被广泛诟病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一种国内护照，用于限制人口流动。据称，冯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和许多熟人的情况一样，符合生第二胎的条件（在一些农村地区条件更宽松），但结果是，冯的户口落在其他省份她以前的地址，所以她不能享受生第二胎的待遇。按房子登记的做法招致广泛批评，被认为就像制造种族隔离，剥夺人们入学、享受社会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平等机会。
最后，此案也是戏剧性地演示了究竟为什么共产党害怕互联网：7年前，不可能有人在非法拘留所上网。今天，据称，冯的丈夫注册了一个微博账户，并上传了摄于医院房间的那张照片和简介，同时还有一张条子的图片。事实上，只是用苹果手机给讨论的主题增加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底色。几天之内，一个既简单又扑朔迷离、不为人知的单一事件成了典型。
到6月15日，事情发酵，中共官员罕见地表示了歉意，并信誓旦旦地要处理涉嫌官员。在美国，这样的事件会用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术语描述，但在中国却有所不同，这涉及到钱的问题、人口自由流动、国家干涉最具体的私人事务的危险性。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