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28日讯】 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R.Krugman）三年前访问中国时，旋风造访北京、上海、广州。但访问过后，因克氏坦率直言、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经济学界众口一词、对克鲁格曼严厉批判，说他“坚持己见”，业界人士则说克鲁格曼“不懂中国”。中共不太喜欢克鲁格曼，但中共的政策则多有克鲁格曼理论的印记；中共更不喜欢的，是克氏的结论。
当年的己见和先见
其实，指责别人“坚持己见”，就意味着认输了；因为“坚持己见”没错，“坚持错见”才是错的。如能证明他的“己见”是错误的，那他坚持与不坚持都无所谓，因为真理和公道自在人心。如果只说“坚持”是错的，而不能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之处，实际上你已经承认自己是错的。道理上说不过别人，只好说别人太固执、太“坚持己见”了。
当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亚洲的繁荣来自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不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所以，这种投入型增长的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创造奇迹，但“建在浮沙之上”的纸老虎迟早会破灭。中国目前的局势，实际上是被他说了个正着；当年坚持的“己见”，实际上是先见。但那些不喜欢克鲁格曼的人，现在可以暗笑了，因为大名鼎鼎的克氏，在爱沙尼亚这个欧洲弹丸小国，居然险些翻船。
大国经济政策选项触礁
克鲁格曼认为，刺激计划和货币贬值，是经济从危机中生存的最好方法。但爱沙尼亚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政府的撙节政策（Austerity）才是最好出路。2009年美国推出8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国也推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爱沙尼亚则反其道而行之，不花国家储备，也不借钱。爱沙尼亚财政部说，想都没想要贬低原来的货币克朗（Kroon）。
爱沙尼亚采用的，是自苏联独立后就一直用的办法：他们冻结了退休金计划，公务员工资砍10%，增值税则增加2%。虽然当年GDP降了14%，但2010年爱沙尼亚经济增长2.3%，去年更增长了7.5%。
经济学不像生物学，很难拿国家做试验，世上唯一的例外恐怕是中共的“大跃进”和“摸石头过河”。经济学家可以做的，是把小国当白鼠，在外加以观察。爱沙尼亚经验告诉人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节俭，经过阵痛之后，会带来真正的增长。这恐怕也是美国和中国都该学一学的。
因为理论上的对立，克鲁格曼与爱沙尼亚经济爱好者在网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仗。双方互相攻击、互相讽刺，热闹非凡。很快，爱沙尼亚的总统艾弗斯（ToomasHendrikIlves）也加入了笔仗。艾弗斯当时正在拉脱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向邻居推荐自己的撙节政策。他在游艇上参加招待会后，回旅馆发现自己的国家遭到“攻击”，就打开手机上网，想看看克鲁格曼是个什么样的“混蛋”。第二天艾弗斯开始反击，一个多小时发了五个推特，这些推后来都上了爱沙尼亚报纸和国际媒体。爱国财长在记者会上说，“克鲁格曼不理解美国和小国在经济政策选项上的差别。作为诺贝尔奖获奖人，这是一个耻辱。”
克鲁格曼与爱沙尼亚人打笔仗时，不知道其总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克鲁格曼说自家观点常受到激烈反击，但来自国家元首的反击还是第一回。
爱沙尼亚的经历和教训
爱沙尼亚的政策，其实受到另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富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影响。从苏联独立后，爱沙尼亚首任总理拉尔（MartLaar）说，他只读过一本经济学专著，就是富里德曼的《自由选择》（FreetoChoose）。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人口只有130万。20年前苏联解体时，他们第二次摆脱俄国人的占领，率先脱离共产政权。前苏联共和国中，爱沙尼亚人均GDP最高，属于“高收入”国家之列，是发达国家。爱沙尼亚人曾经与德国人和俄国人浴血奋战，二战中四分之一人口丧生，是欧洲最高的。
苏俄第二次占领爱沙尼亚非常蛮横。1939年，苏联军舰出现在爱沙尼亚港口，爱沙尼亚政府被迫允许2万苏军在自己的国土建军事基地。第二年，与纳粹合谋的苏联派波罗的海舰队封锁爱沙尼亚。1940年苏军进攻，从在爱沙尼亚领土上的基地直接入侵，第二天就增兵9万。为避免流血，爱沙尼亚政府当天就投降了。被苏联吞并后，爱沙尼亚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杀掉，或被流放到苏联的西伯利亚。
二战时纳粹攻占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人原以为德国人是来解放他们的，但很快发现德军只是另一批占领者。有意思的是，当苏联红军击败德军、再次占领爱沙尼亚时，数万爱沙尼亚菁英，包括大部分教育、文化、科技和社会专家，决定与德国人一起撤退，或者进入芬兰和瑞典。
战争摧残和苏共占领，使爱沙尼亚经济大幅放缓，与邻国芬兰和瑞典的差距越来越大。
美、英、法、义及主要西方国家从来没承认苏联对爱沙尼亚的侵占，一直保持与独立爱沙尼亚人的外交关系。许多爱沙尼亚人认为自己是北欧人（Nordic），不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Baltic）。好像确实是这样，爱沙尼亚语接近芬兰语，而与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多有不同。爱沙尼亚北部，中世纪曾是丹麦的一部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是“丹麦镇”的意思。
爱沙尼亚独立后，自己定位为（欧洲）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积极推行经改，向西方靠拢。依据富里德曼的理论，1994年爱沙尼亚率先采纳单一税率（26%），无论收入多寡；到2008年，单一所得税降到了21%。许多人用SKYPE上网通讯，SKYPE的软件，就是爱沙尼亚人发展起来的。
爱沙尼亚撙节政策的坚定实施，无疑是在他们对前苏联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反省之后，做出的坚定抉择。他们在摒弃共产主义的残渣时，毫不犹豫，所以阵痛之后其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政府也因治国有方连选连任。克鲁格曼在搏击爱沙尼亚时，也许忘了这一点，也没联想起他在中国被冷落的原因。◇
本文转自第289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7/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