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端阳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而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落榜，看来村上是颗铁树，一时半会开不了花。要谈到当代短篇文学大师，我以为有人比门罗更有资格。
爱丽丝‧门罗被称为“加拿大的契科夫”，我想这是评论家的过誉之词了。承平日久、波澜不惊的加拿大根本就没有产生契科夫的土壤。在契科夫（1860-1904）生活的俄国，正是大革命的前夜，新思想与旧观念的冲击，资本主义与农奴制的矛盾，守旧派与革命派的对垒，为契科夫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同样是大变革前夜的中国才是契科夫投胎的理想国家。
今天的中国，一部分人在飙玛莎垃蒂、法拉利时，一部分人却在坐老虎凳、死人床；一部分人在为飞船上天而欢欣鼓舞时，一部分人却为孩子的教室而愁眉苦脸；一部分人动辄贪腐上亿时，一部分人却在垃圾堆里找三餐口粮……在善与恶的交锋中，在种种不平与绝望的社会里，体制内的“文豪”们，本应该不平则鸣， “为生民请命”，但在专制的铁拳下，他们大部分人选择做“套中人”，“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缩进自己的壳里”，“纵做鬼，也幸福。”
国家不幸诗家幸，一些底层的民众，却承担起了契科夫，马克‧吐温的使命，“段子”文学应运而生。那些精致的讽刺时事的段子作者，个个都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谁说中国人不幽默，谁说中文的表现力不好？在处处拼爹的时代，一句“恨爹不成刚”可能会让你回味良久。而中文的博大精深，在段子创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清明节，地狱的’先烈们’ 纷纷来电。杨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答：都当公安和城管了；毛泽东问：地主都打到了吗？ 答：都入党了；马克思问：资本家都消灭了吗？答：都进党中央了。”这个段子，真正地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2012年对莫言的评语）
“小时候，祖国是一条宽宽的长安街，我们在这头，坦克在那头；长大后，祖国是一堵高高的防火墙，我们在里头，真相在外头；而现在，祖国是一辆重重的工程车，我们在下头，体制在上头。” 这个描写“祖国”的段子，则用诗一样的语言，“通过凝炼、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
“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一提美国，就是卖国；一说台湾，就是分裂；一维权，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谋杀；一投票，就没有资格；一选举，就是敌对势力。尽管这样，媒体还一直追问人民幸福不。”这个段子，“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
“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一个人为尊严犯罪，世人都有罪。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所以，正义感就是：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秋收暴动你不怕乱，南昌暴动你不怕乱， “土改”你不怕乱，三年人祸你不怕乱，“文革”你更不怕乱。怎么一说政治改革，百姓只为争取个生存权利你就怕乱？你这是什么逻辑？！”这两个段子则以哲学家的思辨语言，“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
“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小病拖、大病扛、病危等着见阎王。种豆子，种高粱，天天都为子女忙；上个学，买个房，女儿潇洒苦爹娘。” 这个段子“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1938年对赛珍珠的评语）”以及可读性，远远超过当年的赛珍珠。
这些段子，或针砭时事，或讽刺贪官，或讥笑官僚，或嘲弄名人，“由于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1925年对萧伯纳的评语），它们字字珠玑，针针见血，刀刀见骨。不仅如此，这些段子中的“道德力量，借着它，继承了(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1970对索尔仁尼琴的评语）
“段子”文化在中国如此流行，越来越多的小说家也乐于此道，甚至北方有德云社，南方有“海派清口”，在剧场里专门为观众开讲段子。显而易见，“段子”以其“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2000年对高行健的评语）
年事渐高、不堪忍受长篇小说折磨的终身评委们，近来来似乎青睐短篇文学，因此，那些创作出睿智幽默、短小精悍段子的中国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才是更合格的获奖者。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似乎也是个“反党组织”，他们每年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写下的评语，原来一直是在给讥讽中共的“段子”做生动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