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26日讯】写在前面：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制造和散布了无数谎言，欺骗了几代中国人。为了揭开其中的真相，我们将围绕“重大事件”、“重要问题”和“重点人物”这三大主题，选取有代表性的谎言进行深度解剖，还原被其歪曲和掩蔽的历史真相。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一
按照中共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事实果真如此吗？且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当年的历史。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九评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强调“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于“十月革命”后不久传入了中国，引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强烈共鸣。此后，在他们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尽管有人说，“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但至今没有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当时已有组织大规模共产主义组织的明确想法，他们只不过是在频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罢了，重要的是这一点很快便被共产国际发现与利用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到其势力范围之内的目的。而具体实施这个计划的则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这个代表团有三项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份子到欧洲游历。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担任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临行前，代表团又增加了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很快，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代表团来到了中国。经人介绍，他们先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宣传者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维经斯基明确提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李大钊又介绍他们去上海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上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起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那里，维经斯基还结识了《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他与他们经常在陈独秀的家里密谈，在戴季陶的居所聚会。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开了几次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当年曾参加座谈会的北大文科毕业生袁振英事后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和戴季陶、施存统、沉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当时路过上海也曾参加座谈会的周佛海回忆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 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李达说得更明确：“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在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到了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仍是陈独秀。维经斯基沿用苏共的习惯，说负责人应称“书记”。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共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在上海诞生了，并且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接下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但它们都是以俄共为榜样建立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临行前，他到北京重新会晤了李大钊，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张国涛后来回忆说，“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921年1月，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所谓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远东书记处下设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每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其中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国部有两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的书记，一位就是维经斯基，还有一位则是随维经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国人张太雷。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张太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发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张太雷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闭幕式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他最后说，“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
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继续推进维经斯基未完成的建党工作，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与维经斯基不同，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 ，而维经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马林的职位也远远高于维经斯基。而且，马林是列宁直接推荐的。
马林到中国后，很快跟同期来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接上了头。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后，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的党小组，要他们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马林还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发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参加大会的都是知识份子，没有一个工人。
开幕式上先由张国涛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的议题，并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甚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强调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马林讲完话后，尼柯尔斯基也致了辞。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
之后，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据陈独秀后来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同意见分歧，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综上所述，不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
可见，中国共产党决不是由中国人自己自发地独立地搞起来的，而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指挥下成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产国际的钱，干的也是共产国际交办的事。正如有的大陆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中共是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的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解说其实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两个局外者的对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完全称的上是俄共的“儿子党”，是为苏俄染指中国服务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传的那样，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全国总共才有200万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有什么建立共产党的想法，连列宁都认为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跟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扯不上边。要说“结合”，称中共是苏俄对外扩张的需要与中国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改造社会的急燥情绪相结合的产物还差不多。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从国外输入的，主导推动中共成立的也是外国人，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运作的主导力量都来自国外，还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到底，中共不过是苏俄输入给中国的一个“怪胎”，在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找不到任何内在的根据。这样一个不是从自身的土壤里生出来的“怪胎”，对中国来说是祸是福，自然不难推知。
孙中山提出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二
苏俄和中共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
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1905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1924年1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
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本文选自辛灏年所着《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
农民运动真的“好得很”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三
早在1923年5月, 共产国际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发动起来的。
广东的陆海丰是农民运动的起源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早期农运的中心很快由那里转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
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糟得很！”。赞成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称这场运动为“农村大革命”，认为“好得很！”“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称颂这场运动 “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新华社北京７月１日电，《人民日报》2006年7月2日 第2版)）
那么，毛泽东和中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经得起客观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呢？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讨论的。
在做出结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农运的实际情形。
不论是广东还是湖南，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在农运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是平静自足的。为了打破这种平静自足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以湖南农运为例，这场运动从1925年春天开始，到1927年五月达到高峰。中间才两年时间，但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当时湖南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他们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发展到极端时，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结果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却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人震惊的是农会竟杀了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军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的家乡进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跟着它跑。当天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回顾完中共早期农运的历史之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社会革命？
对此，毛泽东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个关于革命的定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笔者也曾是它的忠实信奉者之一。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时，却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对革命一词的曲解。
革命固然有采取暴力形式的，可以是暴动，但暴动未必就是革命，因为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同样，革命可以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未必就是革命，因为它也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
从根本上讲，革命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的社会质变，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不管暴动也好，和平也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也好，或别的什么也好，只要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只要不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可以说都与革命无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表面激进但本质落后甚至反动却冒充革命招摇过世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伪革命。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以烧杀掳掠为主要内容，以血腥恐怖为突出特征的痞子暴民运动，与历史上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农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质上是一回事。换句话说，它充其量只是一场伪革命。
如果要说得再具体些，第一．这场运动是中共通过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在乡村制造阶级仇恨人为挑起的；
第二．这场运动是以乡村中的地痞无赖打头阵的；
第三．这场运动建立的政权组织即各级农会施行的是典型的独裁暴政，充满了血腥恐怖，烧杀掳掠，无所顾忌，既违背天理,也不合人道；
第四. 这场运动纯粹是一场破坏, 毫无建设和进步可言，不但残害了大量无辜的地主士绅,严重干扰了北伐和国民革命，而且也使许多农民死于非命，给他们带来了充满血与泪的灾难！
显然，这样一场改头换面的农民造反不可能“好得很！”，只能是“糟透了！”
蒋介石“背叛”过“革命”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四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从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来看，他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
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又为阿谁？ (本文选自辛灏年所着《谁是新中国》上卷第四章)
“四一二事变”是“反革命政变”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五
在所有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写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中共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居多，而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则很少。为了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俄共根据自身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因为建立新政府受挫，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以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借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却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界限，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借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契机，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人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地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4月，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介石决心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二是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1927年4月12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那么，这次事变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变”呢？对此，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谁?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 而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反革命”不是国民党, 因为那个时候的反革命只有一个人是军阀, 北伐打倒军阀, 就是在打这个反革命, 在打这个打反革命的过程当中, 第一, 全国人民都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第二, 凡是打这个反革命军阀的,那他就是革命的, 凡是不打这个军阀的,制造混乱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正在打这一伙军阀，你怎么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 要打回广东去, 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 统一全中国, 你想到底谁是在逆革命而动呢? 到底是谁在做着有利于北洋军阀的事情呢?那是共产党。”“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秋收起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六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1927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绘声绘色地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的神话大半即源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另一回事。
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他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8月20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8月31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本文选自张戎所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的真实内幕是什么？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七
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这场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红军长征真是为了“北上抗日”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八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注：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作者：丁抒）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吗？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九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此乃中共的一贯说法。但近年来历史学者关于长征历史研究的成果表明，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现有材料和学者何方等人的研究，遵义会议是中共长征逃亡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可见，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是新领导集体中的首要人物。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总之，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中共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而且，根据何方等专家的研究考证，在遵义会议后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实施对全党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代表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还是张闻天。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至于遵义会议则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有一种说法也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即: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时“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得不可靠。
已经披露于世的“邓颖超日记”中记载的周恩来临终前关于遵义会议的谈话，也明确否定了中共历来的说法。1975年11月15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子虚乌有的“飞夺泸定桥”
—共产党是如何欺骗中国人民的（事件篇）之十
大渡河位于四川的中西部时，面临天堑。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时激流奔腾咆哮，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中共多年来一直宣称，长征途中他们领导的红军曾在大渡河演出了一幕“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
故事是这样的：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接令后“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守军交火。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守军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封锁了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守军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守军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守军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堪称是后来中共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作。但据张戎女士考证，这故事纯粹是凭空编造的。
张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十三章中写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是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记录，没有一份讲在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腐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1997年这位妇女已经93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炮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93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22名战士，在6月2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
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员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 (Jimmy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
无独有偶，网络上流传的《红军飞夺泸定桥——弥天大谎》一文也印证了张戎女士的考证。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2001年5月，我们一行5人去四川康定旅游，经过泸定城，少不了要去参观泸定桥。第一天下午5点抵达泸定，找到了一个在泸定打工已半年的堂弟。吃过晚饭后，我们就迫不急待地想去参观泸定桥。但堂弟说桥头堡已经关门了，等第二天再去。只好先去参观泸定桥纪念馆。在纪念馆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简介》。内容大意是：1935年，红军先头部队的一个连抵达泸定，由连长杨德志带领22勇士飞夺泸定桥。简介中没有具体记载任何一名勇士的姓名和身份。看完后我有些忿忿不平地对丈夫说：‘红军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怎么一个勇士的名字都不记录呢？’同时令我们不解的是，六十年代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写的是十八勇士，怎么纪念馆里的是22勇士呢？我又到别的地方参观去了。这时堂弟对我丈夫说：‘大哥，据当地的老年人讲，根本没有飞夺泸定桥这回事。’我丈夫听了没往心里去，或许压根不相信这种说法吧。当时也没告诉我。
第二天参观完泸定桥后，我们在一家餐馆吃午饭。其间，一位老者从我身边经过进里屋去了，看起来年龄很大，但精神矍铄。我问老板那是什么人，老板说是他的父亲，90多岁了。我想老人家一定亲眼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老大爷进屋不到一分钟又出来了，我赶快问：‘大爷，您看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没有？’。他边走边扭过头来对着我大声嚷道：‘没得意思的（没意义），没得意思的！’。我以为他没听清我问的啥，等他坐在屋檐下喝茶时，我们挨着他坐下来，又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嘛）！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说完就气乎乎地喝他的茶，也不理我们。
我一下没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我试探着问：‘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这时大爷才回答说：‘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共匪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好久（哪里）打过仗嘛？！’
听完大爷讲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马上说：‘我上党校时，有一节党史课讲《飞夺泸定桥》。老师走上讲台，把教科书往桌上一摔说，不看这些，我们讲点真实的历史，飞夺泸定桥—没有这回事…’回家后，我碰到一位曾在泸定工作多年的老乡，问她是否听说过飞夺泸定桥是假的。她很小心地一边挤眼暗示，一边小声应道：‘哎呀，是的，是的。’一个参加过中越战争的亲戚，听我讲了这件事后，约了战友专程去泸定考证。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泸定桥的两头仔仔细细查看过，的确没有打过仗的痕迹。
泸定之行，令我非常震惊。我时常在思考，共产党到底还制造了多少弥天大谎？‘飞夺泸定桥’本是一个荒唐的骗局，却冠冕堂皇地写进了教科书、党史，甚至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我们这代人被欺骗了几十年，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还在继续被愚弄。谎话已经编导得更‘完善了’，当今教科书中的泸定勇士名额已调整到与纪念馆中的相一致。我很担心历史的真相会随着老一辈见证人的离去而消逝，所以，今天借大纪元一角将它记载。”
与“飞夺泸定桥”相类似的长征神话还有“强渡大渡河”与“突破天险腊子口”等。
根据张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的考证，大渡河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1946年，一个英国记者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词。有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张女士访问的93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而在叫腊子口的山隘处，其实只发生过一场小小的遭遇战，参与的只有十来个人。据红军军事顾问李德说，“”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战没有敌人。”
清除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
——关于谎言文化的札记
你可以在某一个时间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
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
——德国思想家默茨
引子
1989年12月8日至18日，时任中共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问美国。期间，迟在美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曾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4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70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SARS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 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张嘴即是谎言，撒谎成性到了极至。中共的历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谎言史。难怪大陆民众讥讽说，“共产党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与一般说谎者不同的是，中共不但说谎成性，而且创造了源远流长完备精致的谎言文化。作为整个“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它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我们的一只“毒瘤”
一．说谎本性与谎言文化
1．有人以为，说谎只是中共个别掌权者的所为，不是“党”的责任；还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党”已经承认了过去的造假事实，改正了错误，不会重犯欺骗民众的错误了。这些出于善意的看法，源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足够的了解。其实，说谎是中共与生俱来改变不了的本性，戈贝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和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中共私下一向信守和密不示人的教义。更有甚者，按照中共的“党逻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谎不但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且光荣无比；只要党的利益需要，什么谎都能说，什么谎都值得说，什么谎都应当说。中共从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谎言不断，根源就在于此。因此，不管是谁掌权，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说谎。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说谎了，那它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只要它还是共产党，就必定要造假说谎，而且一旦搞起政治运动，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特别是在重大的善恶是非问题上，更是如此。
2．中共来到人世后的八十多年里，在其活动范围内和影响所及之处，谎言就像空气一样弥漫于历史的各个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几乎无所不在。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不但欺上而且瞒下，不但自欺而且欺人。大到治国方略，小到身边琐事，远到古代，近至眼前，可以说没有它不敢造假不曾造假的。中共不仅以大量造假著称于世，而且有着强烈持久的说谎动机，与时俱进的造假手段，高超精致的谎言传播艺术和密不透风的谎言保障机制。它说谎从来都是持续的而非间断的，是系统的而非零乱的，是有目的的而非无意识的。毫不夸大地讲，谎言已不是中共一时一地一事的行为，一种因它而导致的寻常的社会现象，它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创造了一种只有在共产党国家里才会存在的“谎言文化”，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到了极至。
二．美化自己、抹黑对手和诱骗民众
3．八十多年来，中共制造的谎言不计其数，但就具体内容而言，主要有三大部分：即美化自己、抹黑对手和诱骗民众。
4．从起家到今天，中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自己进行美化，堪称是“王婆卖瓜，自吹自夸”的典型。为了美化自己，中共编造的谎言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有两个最大的谎言，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个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翻开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著作，还是中共党章或中共名目繁多的官方文件，也无论是从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充斥着这种自我标榜，只是具体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5．中共一向热衷四面树敌。在国外，中共的敌人有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等；在国内，夺得政权前，中共的头号敌人是国民党；夺得政权后，它的敌人则包括了形形色色被其视为异己的人和社会群体，其中既有中共内部的所谓“反党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党外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但不管是谁，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只要是它眼中的敌人，中共一概都会用谎言将他们抹黑。国民党失败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即便是自己的历史，中共也经常根据“路线斗争”的需要肆意进行伪造。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
6．中共不仅一贯美化自己，抹黑对手，而且擅长诱骗民众。比如，农民穷，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许诺让他们 “过上好日子”；工人想获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们为“领导阶级”；知识份子向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们一起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不过，“过上好日子”也吧， “领导阶级”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过是诱饵，一旦“鱼”钓到了手，诱饵也就没用了。所以，中共掌权后，农民压根就没过上过“好日子”，工人阶级也没当上“领导阶级”， 知识份子更没有得到过民主自由，到头来，都被共产党骗得很惨。
四．说谎源于中共的世界观和本性
7．如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中共也是典型的唯意志论者，无论是认识和对待周遭的现实，还是管理国家制订政策，它都是以自己的那套意识形态，而不是以民众的利益和历史的趋势为出发点和依据的。中外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都一样，核心都是要维持党的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永久性和不可挑战的权力。在实际当中，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与当今世界尊重人权、追求民主的潮流相冲突。这时候，作为唯意志论者的中共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总是动用宣传工具，对真实世界进行篡改伪造，使之吻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共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它也就不是唯意志论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说谎成性是由它的唯意志论世界观所决定的。
8．纵观人类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势力，要想有所作为，必得取得民众的支持。区别只在于，善者以仁爱行于世间，顺天理而行，自然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不但根本不需要谎言的包装，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对谎言就是排斥的。恶者正好相反，他们从来都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总是靠谎言招摇过世，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恶暴”，逆天理而行。不过，尽管恶势力的目标与民众的利益一向背道而弛，但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却又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与支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而牢牢地把民众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唯一的办法只有说谎——用谎言构筑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恶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用谎言构筑的“丑恶形象”抹黑敌人对手煽动仇恨，同时用谎言构筑的“美好未来” 诱骗民众，无论是希特勒政权还是中共都是这样的典型。从这个角度讲，中共的说谎成性又是由它的邪恶本性所决定的。
9．欲控制民众首先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戴，而要让民众自觉地信任和拥戴自己，又必得让民众将自己视为公理正义的化身和自身利益的代表。但事实上，中共既不是公理和正义的化身，更不是民众自身利益的代表。打个比方，一个人明明是小人，却偏偏要别人把自己当君子。怎么办？只有说谎，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也就是中共之所以要美化自己的具体原因。
10．欲控制民众还必须让他们与自己同仇敌忾。中共奉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以打败形形色色的敌人，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和统治欲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不过中共也很清楚，要打败形形色色的敌人，光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借助民众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因为中共的敌人并非是民众的敌人，只有让中共的敌人也变为民众共同的敌人，民众才会自觉地与中共同仇敌忾，从而被它控制，为其所用。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除了制造谎言，抹黑对手，挑起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别无它法可言。这就是中共一贯抹黑对手的具体起因。
11．古往今来，民众可能会为抽像的口号激动一时，却不会为它奋斗一生，只有切身的实际利益才可能使他们长久地投入一项社会运动。因此，欲控制民众，不但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戴，让民众与自己同仇敌忾，还必须让民众把实现切身利益的希望也寄托在自己身上。中共深谙这一社会心理，但矛盾的是中共的本性是唯我独尊嗜权如命的，这就决定了它在本质上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会也不可能会真地为实现民众的切身利益操心做事。不过这也难不倒擅长演戏，毫无道德底线的中共，多开几章空头支票就是了！中共对民众的谎言诱骗概起因于此。
五．形形色色的造假手段
12．中共不愧为古往今来造假骗人的行家里手，造假手段形形色色，无奇不有。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
13．先说中共自我美化常用的的四种手段。
13．1．第一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就是一个典型。1957年毛泽东提出：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高指标的刺激，促成了高产“卫星”的出现。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相辅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夸风”。 “浮夸风”中放出的一颗最引人注目的高产“卫星”是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0434.14斤的记录。
这颗“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呢？原来，该县县委书记认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要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田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放在田中，将泥肥耙融耙烂。然后动员了当地社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在两天内不分昼夜地将附近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并□，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在并兜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块的格子里了。
收割时，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指挥运粮的人群过完一次称后，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称过一次，如此循环反复，过秤的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统计出数字：亩产130434.14斤，一个全区、全国、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记录便这样创造出来了。事后，细心的人曾做过统计：当天收割的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另外剩余的47217.4斤纯粹是在反复过秤中创造出来的。
13．2．第二种是伪造历史，贪天之功为己有。
比如，明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了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军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在从1937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间，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牺牲了200位以上的将领，伤亡了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中共自己，在抗战的前6 年，当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时，它竟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它想方设法让日蒋火拼，自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也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但抗战结束后，中共却闭着眼睛说瞎话，将上述历史事实一笔抹杀，硬是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和进行抗战的伟大功勋记到了自己的功劳簿上，毫不脸红地把自己吹嘘成了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
13．3．第三种是贴金遮丑，自我标榜。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验证，越来越多的的人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权，在本质上完全是背离人民的，既不是共和体制，与民主更是一点都沾不上边，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可是专制独裁是个恶名，背离人民更会遭人吐弃，这个本来面目中共是不能也不敢示人的。所以，为了美化自己，它从建立政权的那一天起，就想着法子自我标榜，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什么中华啊，人民啊，民主啊，共和啊。于是，一块分外耀眼的金字招牌做成了，这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块牌子表里完全是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13．4．第四种是只纵向比不横向比。
中共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时，总是纵向比，而不是横向比；总是和战乱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总是说做到了什么，而不提没做到什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来非共产国家和共产中国的不同道路，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党，凭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获得比现状不知强多少倍的辉煌成就。
以经济为例。中共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那我们就看看同样人口多、底子薄，但没有共产党的东邻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数据），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日本国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二战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起步，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摆脱了战争给经济带来的阴影，而且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产党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长，被世人称为“日本经济的奇迹”。
印度人口和中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和中国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几乎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期，印度在总理拉．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温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开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速度上已经接近中共宣称的8%。但印度的银行坏帐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远低于中国；基尼系数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可能高到0.5到0.6。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来自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制造业。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14．中共常用的抹黑对手的方法也有四种。
14．1．凭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是其一。
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例。在毛泽东之前，当年中共文艺界的领导给胡风问题定的性不过是“宗派主义小集团”。1955年4月13日，胡风昔日的朋友舒芜交出了胡风当年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被送呈毛泽东审阅。在看了这些信之后，毛泽东未经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便大笔一挥，将胡风问题一下升格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他们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堪称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从而强加于人的典型。
14、2．通过搞逼供信制造假口供假材料是其二。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开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调查尚未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一份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是这样出笼的。
14．3．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是其三。
如“六四”后中共将因被军方自己误伤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说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许多所谓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这样造假造出来的。据知情人揭露，当年一位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的陈姓军人，是部队的宣传干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军车撤退，群众欢呼时陈向学生挥手致意，军车突然发动，陈当场被摔死，当时各报都做了报导（短消息），但两天后军委突然对陈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卫士”，军报并开始宣传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的。另据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李晓明透露，“六四”时他所在高炮团的一名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报纸上说是被群众打死的，其实是在驻地时被身边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14．4．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罗织罪名是其四。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该校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份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报》报导了题葛佩琪的这次发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导，他顿时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份子”。
15．最后再说中共诱骗民众常用的两大招数。
第一种是对症下药，空口许诺。中共的谎言机器是一部相当精准的谎言机器，它善于揣摩民众的每一个心理细节，从而有针对性地抛出诱饵。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份子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日益高涨，看准这一点后，本性独裁的中共不失时机地打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旗，以此作为争取和利用民众的政治口号。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当面给他开了一张民主的支票。
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传开后，倍受当时许多民主人士的青睐，但直到中共当政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原来，毛当年开的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藏起屠刀伪装笑脸也是中共常用的一种诱骗招数。最典型者莫过于反右前夕毛泽东玩弄的“阳谋”。 1957年4月27日，中共决定进行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许多人为之兴奋，以为春天来了。为了鼓励大家提意见，1957 年4 月30 日，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讲了“一定要放”的话，他说“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半个月后，毛泽东向党内干部打招呼：“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不过，“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7 月1 日是中共诞生36 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觉得反攻的时候到了。他选择《文汇报》开刀，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向阶级敌人公开了他的战略方针：“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六．以强制为显着特征的谎言传播方式
16．中共不但是编造谎言的行家，而且也是传播谎言的高手。就其统治大陆后而言，中共的谎言传播首先是一种带有明显强制性的传播。也就是说，作为受众的广大民众，在面对这种传播时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管你愿意也吧不愿意也吧，也不管你乐于接受还是想要逃避，你都必须接受这种传播——至于你内心是否真地接受那则是另一回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一方面，谎言传播始终都是以国家的强制力包括暴力为基础的，拒绝接受传播者必定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惩罚。举个例子，大陆的高校规定每个学生在政治课上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如果一个大学生拒绝学这些，可想而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并且封锁了传播真相的一切声音，民众能够接触到的都是谎言，即使你想要了解真相也没有必须的手段和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听到看到的当然都只能是谎言了。就像一个学生，政治课上他读到的只能是中共编写的满是谎言的课本，别的意识形态的课本他想看也不可能看到。
17．传播谎言对于中共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简单的行为，而是一整套有目的的包含着复杂的制度安排的行为系统。换句话说，中共的谎言传播还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这种制度化具体体现在：第一，有一整套专门的工作班子，其中发号施令的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具体实施的则是各级宣传部门及下属的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第二，有一整套完整的运作程序，通常首先由党政领导下达任务，然后由宣传部门制订相关计划，将任务细化，最后由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具体实施；第三，有一整套分工协作系统，主要包括各种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各司其责，各显所长，而宣传部门则负责统筹协调。
18．从纵向看，中共的谎言传播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传播，贯穿了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时段。就个人言，打从懂事那天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共灌输谎言的对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再到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所受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接受中共灌输的谎言。换个角度讲，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领导，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教育者，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谎言传播者的角色。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那就更是这样了。从中共成立的那天起，特别是它统治大陆后，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谎言的传播。中共的各级宣传部，实质上就是各地的谎言编造和传播中心，中共的各种媒体、出版部门和文化单位，实质上就是形形色色的谎言生产车间和传播工具。
19．从横向看，中共的谎言传播则是一种全方位的传播。在它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空间，甚至于它的每个缝隙。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政策如此，对策也如此；事实如此，理论也如此。从理论谎言、制度性谎言、政策谎言，到媒体谎言、教育谎言、情报谎言、统计谎言等等，人们就生活在大谎套中谎，中谎套小谎，谎谎叠印交叉的谎言世界中。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娱乐，上到国家大事，下到个人生活，到处都成了中共传播谎言的阵地和舞台。而且，为了使谎言不被戳穿，总是谎言产生谎言，谎言再产生谎言，谎言又再产生谎言……谎言不断复制，谎言不断克隆，谎言不断恶性循环，谎言不断恶性膨胀。于是，每天醒来睁开双眼，你翻开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只要是中共编写出版的，几乎无一不在向你兜售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打开电视广播，映入你眼帘的，灌进你耳朵的，也无一不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假话。在单位里，领导的讲话也好，上级的文件也好，告诉你的同样是连篇的谎话。即便是八小时之外，饭桌上家人的闲聊，朋友间的酒后茶余，乃至大街上商店里的广告，等等，都是中共谎言见缝就钻、无孔不入的地方。如果说从纵向上讲中共的谎言传播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谎言灌输，那么从横向上讲它又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谎言宣传。
20．中共统治大陆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政治运动，每搞政治运动时，又总是它传播谎言最集中最疯狂的时期。一到这个时候，平时按部就班的谎言传播模式已很难满足中共大规模整人的政治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狂风暴雨般的谎言轰炸。这时候，所有的宣传机器都被迅速发动起来，进入超负荷的高速运转状态，而且十八般武器一起亮相，各路人马全部披挂上阵，每天从早到晚轮番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矛头直指运动的对象，也就是中共要打倒的敌人，其密度之高频率之大力度之猛，可谓世所罕见！这种“谎言轰炸”所起到的蒙骗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刚听到官方的谎言时，也许有不少人会不大相信，但反复听，不断听，渐渐地，许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想法：这么多事情不会都是假的吧？慢慢地，他们也就会从一开始的不信到似信非信，再到信以为真，最后甚至变得深信不疑了。在这方面，中共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实践“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大师”。
七．谎言保障机制
21．纵观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从未受过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可以说为数甚少，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曾上过它的当，只是受骗的多少和长短有所不同而已。即使是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被中共蒙在鼓里抱着谎言不放的仍大有人在。还有不少人，尽管能识破中共的某些谎言，但对另一些谎言却仍然信以为真，虽然觉醒了，但觉醒得并不彻底。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精致的而且是不断完善的“谎言保障机制”。正因为有了它，中共才敢于不断造谣，并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那么多人，而且成功地把他们蒙骗得那么久那么深。
22．黑箱式的造假系统是这套机制中首当其冲的部分。谎言最怕爆光，人们一旦明了了谎言是如何被造假者编造出来的，它就再也骗不了人了。古今中外的谎言制造者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无一不竭尽全力对造假过程进行封锁和保密，中共更是精于此道。在它的操控下，所有的谎言造假过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幕。而且，造假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均受到中共的严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学、前途，全部被胁持，配合中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23．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是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作为当今世界的谎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说谎艺术之大成，而且不断地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甚至还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辈的发明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历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共的说谎艺术已经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不是一般同类能够企及的。借助于它，中共谎言的感染力和表面上的可信度明显增强。
按理讲，“文革”之后，历经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吃够了受骗上当之苦的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说谎本性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和警觉，而且也有了相当高的识别真假的能力，但当江泽民颠倒黑白，将信仰“真善忍”、一心做好人的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时，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再次上当受骗，把江氏集团散布的谎言当作真话。这样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又一次重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的说谎艺术确实不同寻常。
24．严密的信息封锁构成了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众所周知，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社会允许各种声音同时存在，舆论不存在“一边倒”的情况，人们可以自由充分地接触到不同乃至相反的信息，从而有效地辨别事情的真假。有人散布谎言，就会有人揭露真象，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很难获得市场，即使有人被骗，也不会长久。阴险狡诈的中共深知这一点，因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严密的信息封锁。一方面，它不遗余力地封锁所有非官方的信息渠道，特别是来自国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导，对一切敢于传播被官方禁止的信息的人和所谓有关的“大案要案”，均予以无情镇压；另一方面，还竭尽全力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不给被它打击的人任何辩解的机会，从而不让民众了解到任何非官方的信息。
大陆开放国门以后，人们觉得自由似乎多多了，同外界的交往、信息的传递也频繁起来，官方也常报导社会上的负面消息，给人们的感觉是，现在的官方媒体变得“客观”“公正”了。其实，今天的中共像以前一样，仍在一如既往地严密封锁着民众所能获得的各种信息，严格过滤着哪些信息是可以让老百姓知道的，哪些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负面消息如何报导才能为官方所用，只不过所使用的手段较以往要隐蔽得多也艺术得而已。
所谓日益“开放”和“宽松”的信息世界，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在它的掩盖之下，普通人仍然无法得知和感受到被迫害团体的恶劣处境，甚至更加容易相信中共对某个团体或者某件事情的诽谤宣传。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其他信仰团体的信徒，或者是中共眼里的所谓异见人士，大家都有过一种相同的经历，就是每当他们向大陆同胞揭露因为信仰或思想等原因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象时，不少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疑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由此可见中共的信息封锁在今天仍是何等的严密与有效。更为严重的是，在信息被封锁无从了解真像的情况下，许多老百姓长年累月被灌输谎言和仇恨，天长日久在他们的思维中往往还会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不管相信中共还是不相信中共，都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产生一种排斥了解真像的愿望，并且对传播真像的人十分抵触。
25．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谎言保障机制中重要的一环。中共动不动就攻击正信的信仰群体对信徒进行所谓精神控制，其实不过是在贼喊捉贼，真正迷信和热中精神控制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它自己。
中共起家后，以邪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所谓“精神武器”，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共产党独有的“党文化”，并据此对广大人民进行全方位的精神渗透和蒙蔽。夺得政权后，它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长年累月和竭尽全力地通过各种形式，对大陆人民进行疯狂的“洗脑”，试图让国人全盘接受他们荒谬不堪的“党文化”，将一切与此有别的思想统统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从而成为它的精神奴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洗脑”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谓“党的教育”，久而久之，人们满脑子装的也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锢，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26．上述谎言保障机制的四个部分，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赖和支撑，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统使人无法了解谎言编造的内幕，从而为谎言筑起了第一道防护墙；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又巧妙地增添了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而严密的信息封锁则成功地把人们隔离在了事实真像之外；最后，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进而让人丧失了对谎言进行质疑和辨别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有了这样一整套如此完备的保障机制，中共的谎言焉能不一再得逞、屡试不爽呢？！这就是它们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蒙骗人，而且能蒙骗得那么深那么久的奥秘所在！
八．谎言的作用在于为暴力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
27．自古以来，谎言不但是人世间所有暴行暴政的孪生姐妹，而且是一切暴力赖以维系的最根本的基础。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可以说，离开了谎言，暴力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正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中共作为邪恶势力在当今世界的代表之一，同样摆脱不了这个逻辑。
28．中共祸乱中华八十多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行武装叛乱颠覆民国政府，一件是实行专制独裁奴役大陆人民。这两件事都是以暴力为依托的，也都是典型的暴行暴政，而谎言则起到了为暴力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谎言和暴力，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 两者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共对谎言的依赖还超过了对暴力的依赖。
29．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口回望八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虽有种种弊病和过失，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有很严重的弊病和过失，但仍不失为引领中国迈向民主国家的积极力量，而中共则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将中国拖回到落后的专制时代去的邪恶势力。但恰恰是这个当年邪恶而弱小的中共，最后却意外地推翻了强大的国民党。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善于运用谎言宣传的伎俩，成功地欺骗和控制了许多善良天真同时头脑简单的中国人，从而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把自己装扮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挑起了众多民众对现存制度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让民众把自己当成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所在，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它充当夺取江山的炮灰。一言以蔽之，谎言宣传是中共发动和进行武装叛乱的吹鼓手，为它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起到了鸣锣开道和呼风唤雨的作用。
30．中共当政后，昔日的叛匪成了今天的统治者。但它的江山不是民选得来的，而是靠武力夺得的，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如此，中共施政后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也都是背离民众利益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具有合法性，处处与民众为敌的政府，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之长，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所以如此，除了暴力镇压和恐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谎言宣传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如果说在夺江山的时代，谎言宣传曾经是中共发动和进行武装叛乱的吹鼓手，那么今天，在坐江山的日子，谎言宣传则成了中共独裁统治的卫道士和遮羞布。用谎言，中共成功地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用谎言，中共成功地给历次政治运动中它想要打倒的人扣上了形形色色的罪名，骗得了民众的同仇敌忾；用谎言，中共还成功地让民众把对美好明天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从而盲目地追随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31．今天，中共的独裁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谎言不仅仍然扮演着卫道士的角色，起着遮羞布的作用，它还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强心针，无论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不过是想换一种说法，用新的语言继续骗取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只可惜中共已病入膏肓，再好的强心针也无济于事了。
九．全民说谎与集体缄默
32．不说谎是古今中外做人的基本底线和普遍常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治国的道理同样也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固然，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在多数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却都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
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却成了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不但当权者谎话连篇，就连普通民众也说谎成风。换言之，“谎言文化”不仅使中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党”，而且把大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把大陆民众变成了一群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说谎的罕见景观。
34．如果说中共说谎是其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本性，那么民众说谎成风却是由中共的暴政和谎言文化一手造成的，与大陆特有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大陆民众的说谎习惯首先得“归功”于中共的率先垂范。常言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在普通民众眼里，统治者的人不但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也应是国民的道德楷模。如今既然领导国家的中共都带头造假，不以说谎为耻，反以说谎为荣，我们小民又何必再把说谎当回事呢！于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内心拒斥谎言的道德堤坝就这样崩塌了，大家对说谎变得再无顾忌可言。
35．大陆民众的说谎成风还源于中共的恐吓与利诱。
高高在上的中共不但滔滔不绝地带头说谎，以身示范，而且一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大刀，一手拿着可口诱人的蛋糕，不停地训导台下的民众怎么说话。它一会拿着大刀吓唬台下的民众说：“你们谁敢讲真话，我就砍他的头！”一会又拿着蛋糕诱惑台下的民众说：“你们只要照着我的话说，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我就把手里的蛋糕赏给你们。”起初，有几个胆大的还不买账，照样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说的话，甚至跟官方顶嘴，结果轻者挨批，降薪，下岗，开除，重者坐牢杀头。这种杀鸡给猴看的恐怖剧演过几次之后，很快立竿见影，效果毕现，绝大多数人虽然本来也想说真话，但抗压力的能耐毕竟有限，眼见得如此场景，只得纷纷违心地跟着中共说假话。结果，不但没人受罚，说得好的还有赏。极少数势利小人，本来就习惯于信口开河，对自己怎么有利怎么说，无所谓真话假话，这种情况下当然更是抢着说假话，在当权者面前竭力表现自己了。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敢说真话了。
再后来，在这种氛围日复一日地熏陶下，习惯成自然，绝大多数人甚至连说真话的愿望都渐渐丧失了，那些本来违心说了假话私下还会自责和不安的人，现在连原来的自责和不安也都没了。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保全自己而说谎已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一件可以理解令人同情的事，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说谎于他们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负罪感和没有任何理由的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谎话都能跟着说，而且说得坦然自若。因此用谎话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而那些为了良心宁愿牺牲切身利益也要坚持说真话的人，反倒成了他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傻子”、“疯子”。更有甚者，有的人最后竟变异到了真假颠倒，把谎言当成真实，把真话当成谎言的程度，甚至主动参与对少数坚持说真话者的迫害，自觉自愿地充当谎言的刽子手。就像索尔忍尼琴曾经说过的那样：“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也就没有谎言了。
到了今天，甚至于许多人不但跟着当权者说谎话，不但被动地重复当权者的谎话，而且还开起了自己的“谎言铺子”，学着中共的样子，争先恐后地兜售起自己编造的谎言来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只是被中共欺骗，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大着胆子骗起“亲爱的党”和自己的同胞来了。就像一首民谣里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你也骗，我也骗，骗到啥时啥时算。那满大街都是的虚假广告，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产品，企业里形形色色的假账，还有大小骗子娓娓动听的说辞—-不正是这样的杰作么！
就这样，由说真话到说谎话，由被动地说谎话到主动地说谎话，由良心不安地说谎话到心安理得地说谎话，由被当权者所骗到反过来蒙骗当权者和自己的同胞，说谎渐渐演变成了全体国民共同的习惯和生存方式，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支撑。
这固然令人悲哀，却也符合逻辑。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带头说谎，普通民众不说谎就无法生存，昧着良心说谎不但能保全自己，还能获得种种好处，而且谎话说得越多越大好处也越多越大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呢？！
36．在谎言文化的全面操控和渗透下，今日大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公开场合中，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毫无顾忌地说谎，大家心知肚明，却又心照不宣，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更没有人会戳穿彼此的“官话”。面对四处弥漫的谎言，人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共同的沉默。这种集体缄默已经成了当今公共生活的一条“潜规则”，谁胆敢跳违反这条规则，就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谴责和非议。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种集体缄默其实是建立在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交换的基础上的。对于民众来说，是用对官方谎言的附和换取了自己所要的口粮、工资、前程，等等；对于当权者而言，则是用民众渴望得到的种种实惠换取了他们对自己屈从和效忠。
37．对于上述交换，捷克异议人士、剧作家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十．谎言即灾难
38．暴力必定带给人灾难，谎言同样如此。
39．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够在大陆施虐横行达八十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有谎言文化为它充当吹鼓手和卫道士。这八十多年里，特别是中共当政后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谎言与暴力结伴同行，给大陆民众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祸害。在它们的践踏之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生灵涂炭，山河破碎，魔鬼被奉为了天使，忠良被打成了奸雄，黑白颠倒，善恶错位，正邪混淆，正如北岛诗中所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到了今天，全民说谎更造成了整个社会日趋严重的诚信危机，不仅广大民众，连当权者自己都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40．被谎言祸害的不仅是社会的整体，也包括每一个受骗上当的个人。八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知地生活在被谎言伪造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印象”中，是非被颠倒，爱憎被扭曲，自以为是在“伟大领袖”和“党”的指挥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解放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崇高事业，却不知其实是在助纣为虐，践踏正义，迫害忠良，充当独裁者的炮灰和帮凶。扪心自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听信过一拨又一拨谎言宣传的大陆人，有几个手上不曾沾过被谎言诬陷者的血。到头来，既害别人，亦害了自己，不但无端地浪费了生命，甚至因此丢失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一旦有谁从谎言中苏醒，要动手去揭开周遭的黑幕时，等待他的不是光明，又将是新一轮的诬陷和暴力。
41．要埋葬中共的独裁暴政，必须解体支撑它的谎言文化。
哈维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也说，“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说到底，专制社会就像是一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要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气球就会轰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么，怎样才能解体谎言文化呢？应该怎样解体谎言文化呢？我们的看法是：解体“谎言文化”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须走一条和平理性的道路。简单讲，关键就是三个字：说真话！用当年捷克知识份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话讲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实中”。
42．“说真话”的第一步是拒绝说谎。当独裁者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编造和传播谎言时，当许多人在高压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谎言时，你能够勇敢地选择沉默，让谎言车间的流水线和谎言传播机器的链条在你这里瘫痪。
拒绝说谎简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广场发表演讲。“沉默是金”，既然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在纸上，干吗不享受享受“不表态”权、使用使用“沉默权”呢？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男主人翁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既不会伤害到别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也不愿意唯心地写这种所谓的“检查”。因为他觉得，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两位美国作家所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索尔．贝娄） “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玛雅．安杰洛）
拒绝说谎不仅是自己不参与说谎，而且还意味着拒绝别人的谎言，特别是独裁者的谎言。比如，不唱篡改历史为虎作伥的歌；不再盲信撒谎者的宣传，什么“伟、光、正”，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先进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谎者的误导，去写它所希望的什么“红色经典”、“红色文旅”；不再传播、引用、重复爱撒谎者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拒订助纣为虐以撒谎为己任的刊物；每当听到撒谎者千篇一律恬不知耻的政治传销时，立即掉头而去—-
43．仅仅拒绝说谎还是不够的，“说真话”的第二步是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它比拒绝说谎风险更大，更难做到，境界当然更高，意义也更大。如果说拒绝说谎只是减弱了谎言文化的声势，缩小了谎言文化的市场，那么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则使一切谎言原形毕露，并让说谎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给了谎言文化以致命的一击。
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揭穿中共谎言，坚持说真话的代表。因为说真话，他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一直遭到当局的排斥，但却至死立场不改。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数人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其实，吴祖光先生并没有讲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贵就在于大胆地戳破了虚假，揭穿了谎言的真实面目。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不但直接间接地维护了中共的“谎言文化”，也亵渎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自尊。
44．“说真话”不仅是为了解体中共的谎言文化，也是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捍卫自己的自尊，说真话当然会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所以索尔仁尼琴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他又遭驱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维尔也曾因为说真话被剥夺了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充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任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
但这些智慧、勇敢的人并没有退缩。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份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当大家都开始说真话时，谎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那一天也是我们龙的子孙恢复做人尊严的大喜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