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6月13日讯】（纽约讯）根据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新近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获取美国民众通信数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讨论最终集中到一个问题：这一做法是否违宪？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可以对目前的情况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就是1972年发生的美国诉密歇根东区地区法庭案（United States v.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Michigan, South Division，简称“美国诉地区法庭”），该案也常引用为凯斯案件（Keith Case）。凯斯指当时的联邦地区法官戴蒙·凯斯（Damon J. Keith）。案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没有获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政府可否为了国家安全，授权对美国国内的人进行电子监听？法庭认为，如果为了国内安全进行的监听完全在行政部门内完成，将不能保证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
凯斯案件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背景，但和目前的情况又极其相似，所以案件对观察目前的大规模窃听事件，是具有想当的参考意义的。
“非法”监听与第四修正案
据信，最早授权进行“非法”（没有获得法庭授权）监听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0年，他签署备忘录授权时任司法部长“对怀疑进行对美国不利活动的人（包括间谍）的电话等通信进行窃听”。不过，不清楚罗斯福授权的窃听的对象包不包括美国本土居民，但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在1946年的授权中明确了窃听可以用于“对国内安全、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影响的情况”，也就是说可以用于窃听美国国内居民。
“非法”监听和第四修正案之间的联系是1967年在凯茨诉美国（Katz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确立的，在此之前，第四修正案一直被用于“物理搜查”的领域，没有用在侵犯隐私的情况。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译文为：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能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搜查的地点、需要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逮捕的人。
在凯茨诉美国一案中，凯茨因在电话中传播赌博信息而被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方出示了对凯茨的电话录音，该录音是通过安装在公用电话亭上的窃听设备获得的，在获取录音之前，办案人员没有获得搜查令或任何法律文件。控方坚持电话亭是公共场所，窃听行为不违反第四修正案，不需要搜查令。但审理此案的大法官认为，第四修正案保护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地方。即使一个人身处公共场所，但如果他不想把自己的某些行为或物品暴露给公众，那么他的这种隐私权就应当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畴。所以裁定侦查人员窃听来的录音属于非法证据，法庭不予采纳。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极力避免在国家安全窃听领域推广这一情况，在凯斯案件（Keith Case）之前，最高法院已经在监听问题上有了明确的界线：首先，为了常规执法行为实施“非法”监听是侵犯第四修正案的。其次，凯茨诉美国案件的结论并不适用于为了国家安全的监听。而凯斯案件解决的问题是：从第四修正案考虑，如果为了国家安全实施窃听，是否需要获得法庭的许可。
凯斯案件的初审
1968年9月2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安娜堡招聘办公室前发生了爆炸案。一个由三个人自发组织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被怀疑制造了这起爆炸案，这三个人分别为劳伦斯·普拉蒙顿（Lawrence “Pun” Plamondon）、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约翰·福勒斯（John Waterhouse Forrest），简称PSF。爆炸案发生以后，普拉蒙顿就逃亡到国外，并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自我放逐的黑豹党成员生活了一段时间。不过他很快厌倦了逃亡生活，于1969年返回美国。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将酒瓶扔出车外时，巡警拦住了他，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并逮捕了他。当时，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十个通缉的要犯名单之中。
对PSF的起诉在底特律的密歇根东区法庭进行，由凯斯法官审理，负责审理此案的检控官是拉尔夫·盖伊（Ralph Guy），两个后来都升任到第六巡回法庭。案件的唯一证据，是一个叫大卫·瓦勒（David Valler）的污点证人提供的，瓦勒称他提供了安娜堡爆炸案的炸药，但瓦勒本人的诚信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怀疑他神智不清。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要求出示检方所掌握的所有监听证据，同时，要求检方证明用于指控的证据中，有哪些是来自于这些监听，根据此前的判例，被告有权要求出示这些监听证据。盖伊等检控方表示，并没有掌握有关监听记录，但可以写信给司法部询问是否有这样的监听记录，如果有的话，将会交由凯斯法官来处理。
1970年12月14日，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司法部表示，因为司法部通过雇佣的情报收集机构，确实获得了普拉蒙顿此前的一些对话，监听获得了司法部长的授权，但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授权。司法部将监听记录提供给了凯斯法官，但拒绝提供给当事人，因为“有损国家利益”。不过，司法部反复强调普拉蒙顿并不是监听的对象，也就是说，他是在和别的监听对像通话时被监听的。案件过去几十年以后，福勒斯的律师表示，监听可能是在普拉蒙顿和身在美国的休伊·牛顿（Huey Newton）通话时录下的，后者是黑豹党领导者，当时身在美国黑豹党的总部。
司法部没有对监听进行辩护，而是拒绝公开监听记录。凯斯法官否决了对PSF的指控，并强调“（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宪法是美国的最高法律”。凯斯法官同时认为，获得总统的授权而进行的电子监听，不能视为获得了与第四修正案相符的授权，因此是违反第四修正案的行为。
凯斯法官还提出要将国内和非国内的情况予以区分，认为在纯粹美国国内的情况下，未经法庭授权的监听是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不过，其中的“国内”到底是指美国公民还是地域边界并没有清楚界定。
最高法庭的裁决
司法部将凯斯案件上诉到第六巡回法庭，第六巡回法庭肯定了凯斯法官的裁决，最后案件被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案件牵扯了大规模的司法与行政力量，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以8:0维持了凯斯法官的裁决。不过，八个法官对案件有不同的看法，五个法官认为这个司法部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而另外三个法官则认为司法部长授权的监听对像不符合“危及国家安全”的范畴，也就是说，司法部长未经法庭许可授权监听并不违法，只是监听的事项必须是符合“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
（责任编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