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7月09日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受到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教育。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典型，是中国人心中“地主”的化身，每一个都是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的典范。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而树立假典型是中共邪党集权暴政的政治手段。
在当今的中国，真实版“地主恶霸”并不是这些被编造出来的典型人物，而是编造者中共邪党。中共邪党不但集“四大地主恶霸”之罪恶于一身，而且是更甚之。
先说“刘文彩”，他是四个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中共是这样描写他的。
“刘文彩有财权和军权，在川南横征暴敛，仅叙府一地开征的项目就有四十四种之多，什么花捐、厕所捐、锄头捐等等，无奇不有。他强迫农民种罂粟，继而收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红灯捐，对不种罂粟的农民，就收懒税，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刘文彩与叔侄为争霸四川，矛盾日趋恶化，刘文彩派刺客去重庆搞暗杀，失败后，刘文彩仓皇逃命，出逃前，他下达勒索军费的命令，仅两天就在宜宾城内搜刮20万银元，连同他过去掠夺的金银财宝，共装了4500余个大木箱，用20只船运回大邑家中。
刘文彩脱离军政界回老家安仁镇，他用盖有关防的空白官契在华阳、新繁、温江、崇庆、大邑、双流、邛崃等七县，采取霸占民田、买“飞田”、吃“心心田”、买“官田”等手段，豪夺田产12000余亩，还有银行字号22处、当铺5个、街房684间、碾子10座、公馆29个，家藏大量金银珠宝。从此，他开始过起了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生活：农民租种他的一亩田，先要交二斗黄谷作押金，由于通货膨胀，押金往往贬值，他便采取夺田另佃或换订新约的办法要佃户重交押金；他还特制量斗，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在农民交租、购借粮时进行盘剥。
刘文彩杀人霸产。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遇上交不起租的农民，刘文彩就会把他们关在水牢里。水牢里的水齐腰深，身体壮实的农民在水牢里关押几天，不死也要脱层皮，除此还有土牢、老虎凳、灌辣椒水……简直是人间地狱。
刘文彩妻妾成群，还强奸女青年多人。
为了扩张势力，刘文彩于1941年建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各地的袍哥大爷、恶霸地主、土匪头子趋炎附势，在他的卵翼下为非作歹。”
如果我们把“刘文彩”三个字换成“中共邪党”，那活脱脱的就是邪党的“自述”。有多么罪恶的心，才能编造出多么罪恶的故事。中共邪党为了打击地主阶级，把地主邪恶妖魔化，却忘了对别人的中伤正是自己心灵的真实写照。
中共邪党设立的税收项目之繁之重用“无奇不有”都难以评说，譬如邪党的专家们试图要征收“新鲜空气税”；中共邪党是中国的最大毒枭，制毒、贩毒、护毒；中共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政府，而中国老百姓几乎是最穷老百姓；中国土地所有权归中共邪党所有，老百姓只有70年的房产使用权，随时可能被征收房产税；中共邪党强拆、暴拆，伤害、打死无辜老百姓；中共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吸干老百姓手中的实钱，让老百姓承担泡沫；中共邪党暴政，军队、警察都是邪党打手，监狱、派出所、洗脑班、医院都成了酷刑场，更丧尽天良的是活摘法轮功人员的器官牟取暴利；中共邪党官员包二奶、通奸、强奸幼女，被国际耻笑为“通奸党”；中共邪党党首们对财、权、色的争夺更是“各显奇能”，罪行令世界“叹为观止”，如江泽民、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
对“刘文彩”的结局，邪党是这样描述的。
“从1947年7月开始，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蒋军”节节败退，“解放军”已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而“刘文彩”这个土豪恶霸却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残杀“共产党人”和残酷剥削、镇压人民群众的罪恶历史，改恶从善，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在大邑一带称王称霸，与“共产党人”作对。“刘文彩”曾企图利用肖汝霖组织的大邑青年会来与陈少夔争霸，当发觉不能驾驭时，就断了对青年会的支持。后来，“刘文彩”又查出“中共地下武装”拿走了他的武器，并在宝兴县山区击溃了他所豢养的大土匪郭保之的队伍，便开始预谋对“地下武装”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
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病危回安仁镇途中，在双流县地界病死。”
如果我们把“蒋军”、“刘文彩”都换成“中共邪党”，把“解放军”、“共产党人”、“中共地下武装”、“地下武装”换成“正义”，再来读一遍，中共邪党似乎描写的正是它目前在中国的恶行恶为。
“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同样是邪党为阶级斗争编造出来的虚假典型。
编造出的“四大地主恶霸”虽然都逞凶行恶一时，但结局都是可耻收场。这也许是中共邪党冥冥之中给自己定下的结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