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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丧尽的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原标题)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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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1981年4月至6月,作者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多个部门联合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作者在调查了解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节选)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

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融安县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4.22”。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

县革委会成立后,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部队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发起猛烈攻击,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

三、桂林“八二○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

“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

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4.22”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人性丧尽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责任编辑:林诗远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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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31 12: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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