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9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本名周樟寿，后更名为周树人。2014年9月25日是其出生133年之日。
鲁迅是被中共利用的一个文人，其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暴力、仇恨的宣扬符合了中共夺取政权的需要，并符合中共建政后毒化民众、给民众洗脑的宣传需要。鲁迅能够被中共利用，与其自身有很大关系，是他个人的一个悲剧。其对中华民族没有爱心，国难当头之际，立场站到苏俄和日本那边去。1949年后中共党魁毛泽东曾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自己闭嘴，要么进监狱。
中共利用鲁迅毒害中国人
鲁迅性格偏激，把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幸迁怒于他所存身的社会，并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明作出全盘否定。在民族虚无主义、进化论、无神论的影响下，鲁迅看不到中国的希望，其笔下的中国人，麻木、愚昧、懦弱、自欺、凶暴，所以鲁迅自称“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
鲁迅否定中药、中医，还自我表白说“决不看中医”；其甚至还要彻底废除中文，宣扬“中文不灭，国无希望”等等文化虚无的言论。
因为带着这种绝望的消极情绪，人性中的善良和互助友爱被鲁迅视为虚伪。在国难当头之时，鲁迅不是奋力呼吁民族的团结和抗日，而是揭中国人的短处，以证明外族入侵、凌辱中华的合理性。
中共可以利用鲁迅的正在于此。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共的假、恶、斗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无处存身，鲁迅却恶毒地诽谤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文化，把现实社会描述成“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颠覆传统道德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为中共能够在中国立足开路。
中共看中鲁迅文章中的阴暗、暴力、冷漠、相互敌视和仇恨的因素，对民众可以起到麻痹和毒化的作用，大力宣传鲁迅，将其宣扬仇恨和暴力的文章引入中、小学及大学教育的课本中，几代中国人被中共宣传洗脑，被鲁迅所毒害。
鲁迅享有批评政府的自由 却诋毁其为“伪自由”
鲁迅批评甚至是谩骂国民政府的文章，可以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自由发表。但鲁迅对此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把国民政府给予的宽大和自由称为“伪自由”。而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大陆，知识份子对中共的任何不满言论都会引来杀身之祸。自由和不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的对比，在此一清二楚。
鲁迅眼中的现实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没有任何希望可言。鲁迅给人看到的片面的“黑暗面”使人消沉，觉得时代除了黑暗别无所有，出路要么像中共那样处心积虑推翻政府，要么接受日本人的侵略来“打破黑屋子”。而这两种结果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事实上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从未放松过对教育的支持，投入教育经费仅次与军费。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万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让抗战时期的大师级人物辈出。而对比现在的中共社会，镇压民众维权的“维稳”费反倒超过军费，而大陆还有不少贫穷山区的孩子无钱上学。
面对民族危机 鲁迅倒向苏联一边
鲁迅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把希望放到别处。据大陆学者邵建《20世纪的两个知识份子：胡适与鲁迅》（2008年1月出版）介绍，鲁迅是一个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抱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关注、介绍和支持苏俄，形成了一种化解不开的“苏俄情结”。
中国对于北边的俄罗斯，一直抱有戒备之心。过去的俄罗斯和当时的苏联，并吞中国的心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个世纪初，俄罗斯和日本就在东北为各自利益打了一仗。苏联成立，祸心未止。东北张作霖之死，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所为，后来苏俄档案揭秘，证实是苏联干的。1920年代，孙中山卧病在床，谆谆告诫张学良要警惕苏联和日本这两个“红白帝国”，对中国都有侵占的野心。
鲁迅除了对红色苏联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对白色帝国的日本，更有牵扯不清的纠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鲁迅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膺惩”其奴仆中国军阀，同时“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
而在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的一个演讲中，鲁迅宣称，日本侵占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开头。
日本人占领中国领土，在鲁迅看来这并不严重，严重的是这将成为日本攻打苏联的第一步。面对国难，鲁迅一步就跨到苏俄那边去，好像这事和中国无关（有关的也只是两个“膺惩”）。
对此邵建表示，面对民族危机，鲁迅原是以苏俄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发布态度的。
孙乃修：鲁迅有汉奸的嫌疑
加拿大学者孙乃修今年7月发表一篇关于鲁迅与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交往的文章，援引了许多历史资料，显示鲁迅不仅有汉奸之嫌，内山也可能是日本间谍。
1935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政策的使者和狂热宣扬者野口米次郎与鲁迅的一次谈话，把鲁迅和日人的亲善、友谊的实质和盘托出。据内山记述，野口对鲁迅宣称，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无法给中国带来太平，英国对印度的军事政治管理还算太平，中国不如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
1933年7月1日《文艺座谈》第一期发表白羽遐《内山书店小坐记》，表示内山完造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
1934年6月12日《社会新闻》7卷24期发表天一《记某书店底秘密》，称凡是到书店买过两、三次书的人，可以在书店赊取书报。书店1933年的赊账款达到16万元，其中有14万元是中国人欠的。文章还说，有一次内山在一家馆子里喝醉，回答人们关于放账的疑问说：“我这放账，等于军部里放军用鸽；好的传信鸽，一头就要八百美金，我如今储了数十百头了。”此文认为，鲁迅就是其中一只传信鸽。
鲁迅之依赖和受庇于内山，这种异常关系曾引起中共王明的关注，他断言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甚至左翼内部有地位的领导人也这样看内山。鲁迅丧事期间，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亲口对我和冯雪峰说，谁不晓得内山是特务。”（胡风《鲁迅先生》）
鲁迅若活到中共建政 下场可能凄凉
鲁迅被中共利用其实是鲁迅的一个悲哀。在需要鲁迅反对国民政府的时候，中共党魁毛泽东称他与鲁迅心意相通。鲁迅性格偏激，而抱怨和发泄又是他难以克服的习惯。鲁迅不改掉这个毛病，如果活到中共建政，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1949年后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没死，活到现在会怎样？毛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他要么自己乖乖闭嘴，要么会蹲在监狱里面把嘴闭上。”
责任编辑：刘毅；复核编辑：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