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12月09日讯】湖北省十堰市武明金、陈绪云夫妻，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迫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夫妻二人被从家里、单位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双双入狱。二零一五年八月份，夫妻俩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恢复法轮功及创始人的名誉，释放所有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武明金陈述的事实与理由（略有修改）：
修炼法轮功前 一身是病
我从小时候起我身体就比较软，土话称作“黄病”，有两次到市直单位办事需要排队，站着站着就往地上溜；胃酸、胃胀，一九九二年，作胃镜检查发现患有萎缩性胃炎、十二指球炎、贲门炎。我还有颈椎病，医院拍片是退行性性变，只有定期搞牵引来缓解。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一九九四年，我就去学过两种气功（非法轮功），浪费了很多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没有效果。
妻子陈绪云以前也是多病：胆囊结石两个都是三点二厘米大、脊椎动脉供血不足、颈椎病、头疼头晕。有一次夜晚，妻子头疼得失去知觉了，我掐住她的合谷穴掐出血才醒过来；很难受的时候，妻子自己用一根橡皮细软管扎住胳膊，找一块玻璃片多处划口子，黑乎乎的血浸出来才好过一点。本来我练气功的时候她也想练，因为忙，练气功要不断交钱，也没看到我身体有变化，妻子后来没跟着我练这些气功。
炼法轮功后 浑身轻松 道德升华
我和妻子陈绪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天看完第一盘法轮功师父讲法录像，虽然不是太明白，但感觉好像整个身心都被触动着，觉得不一般，就想要继续看下去，就是想要炼这个功。
可能是缘分到了，妻子陈绪云一接触法轮功就开始修炼，每天有时间就看书学法，学炼五套功法。大概十多天过去了，动作还没完全学会，她就感觉身体轻松啊，心情很好，睡觉的质量提高了，大脑也清醒了，记忆力也上来了。妻子猛然想起来，折磨她几十年的顽固性头疼头晕病一下子没有了，其它的病也慢慢消失。五十岁的人上教学楼六楼，经常是跑上去，很少等电梯。十几年来为单位节约了大量医药费，一九九九年前单位还给她颁发过健康证书。
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身心健康的快乐。人要想舒舒服服的没有病就唯有修炼正法，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
法轮功师父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遇事都首先考虑别人，看这事别人能不能承受，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时刻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用善心待人（不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原话，大概意思）。
陈绪云在单位里做好本职工作，一心为学生着想，不怕吃亏，也能吃苦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安排不挑不选。她自愿为本科室制作了很多教学实验示教片，可供使用很长时间。她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发自内心为学院发展，不是为了名利而表现自己。
在修炼法轮功前，从表面上看我在同事中的印象还可以，在利益上也不怎么计较，但在内心很多时候还是觉得吃亏或愤愤不平。名誉得了不少，身体却不乐观。法轮大法真正使我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发自内心要做好工作，看淡名利。觉得这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基础。作为一个修炼人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能忍难忍之事，能舍难舍之物。
十几年来我只是在单位的要求下做过二三次体检。二零一二年做过一次，检查后医生主动告诉我说，身体一切正常，没有问题。那年我六十二岁。原来一次体检费用大约五六百元，听说今年在一千元以上。
十几年来我没有住过医院，没有报销过药费。很多人忙着到处开条子或者买其它日用品报销，我坦然处之，没病多好啊！过去我不敢喝凉水，夏天要一天到晚忙着清火解毒，什么茶叶、白糖、金银花、牛黄上清丸、眼药水，多多益善。现在我一年四季喝白开水，渴了的时候也可以就着水管子直接喝，无所顾忌。难道这还不算奇迹吗？
（一）多次遭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等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们想用我们的亲身体会，向省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省政府的具体位置时，就被武警和警察强行推上他们弄来的大客车，把我们拉到很远的一所学校。我们被强行关进教室中，不让出来。大约下午四点左右，警察找我们一个个谈话。我们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我们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看到政府对法轮功的态度，一行几人只好回家了。
第二天我单位就召集我们开会，并给我们办学习班，也要写笔记，如果认为写得不好还要受批评，党委书记一个一个谈话。派出所片警也来逐个登记，也要写认识给他们。他们认为我是（邪党）组织内的人，又专门派人到我所在科室支部给我“做工作”，逼我们写不炼功保证、交大法书籍、磁带等。陈绪云所在单位也让她放弃修炼，交法轮功书籍、磁带等，派人监视。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日晚上大约八点钟时，人民路派出所高副所长带着几名警察敲开我家的门。他们不出示任何证件，也不告诉自己是谁（都是便衣），对着陈绪云上去朝背上就踢一脚，把陈绪云踢蹲在地不准动。当时凶恶劲真吓人，直到把她绑架走。踢妻子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大个警察，我当时吼了他一声！接着他们就开始抄家，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的，把法轮功书籍和炼功带等资料搜走，连坐垫也拿走了。他们当晚就把陈绪云绑架走了。
到了派出所，高副所长把陈绪云带到一间空房子里，上去就是几个耳光，把陈绪云打倒在地上，高就开始审问。他们把提前写好的十堰法轮功从站长到各片、点的人 员名单给陈绪云看，他们把她当成法轮功的所谓重要成员对待，逼她说出法轮功的什么活动情况。陈绪云说只是炼功没搞什么活动，他们说陈绪云不老实，就不停地训斥她。大约十点之后，高又把陈绪云交给其他警察继续逼供。
到凌晨一点多，他们没得到什么结果，就把陈绪云双手从背后铐在楼梯扶手栏杆上，他们睡觉去了。当时下着雨很冷，陈绪云出门时也没有加衣服。
他们不让陈绪云上厕所。早上上班一个女警察路过见到就骂，骂得很难听，一直铐到下午才把陈绪云放下来送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
早上我很早就去给陈绪云送饭，他们说人不在那里。我就坐车赶到看守所，看守所说没有这个人，我又赶到派出所，他们仍然说没在那里。中午过后我又赶到派出所，正好看到胡所长送陈绪云去看守所。警察在派出所里却对陈绪云说什么，你丈夫连饭都不给你送，你们炼法轮功的怎么怎么的。陈绪云早上、中午都没有吃饭。
当时陈绪云胳膊、手被铐得麻木僵硬，拿不住笔。在拘留所期间，陈绪云被关进禁闭室里几天，那地方又窄小又潮湿，白天漆黑，晚上通亮。臭马桶长期不倒，一用臭气熏满整个空间，小虫子也多。他们把被子摔到地上，陈绪云和其他几个都被戴着脚链手铐，上厕所都要请一起的法轮功学员互相帮忙。
十月十七日我正在上班，两个便衣警察（崔、杜）出现在（我得办公室）门口，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崔警察吼我（杜警察之前抄家时在现场）出来跟他们走。他们上车后直奔我家逼我开门，崔警察进屋就掀开沙发找东西。他们然后就将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一些问题），我说不知道。
于是高副所长和另外两名警察及杜警察把我按蹲在地上，给我上背铐。这种整人方式是极其残酷的，由于我胳膊短拉不到一起铐不住，他们把手铐取下，扒下西服继续使劲铐，，然后把我提起来拉到墙边，高副所长拽住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
之后杜警察把我铐在楼梯拐弯处的扶手下边，只能蹲不能坐到楼梯踏步上，午饭后杜警察才把手铐给我取下。手背被铐子割了一寸长的口子，骨头显露出来，并且流血，他让我到厕所洗手。我的胳膊到现在每次洗澡抓背时还疼得难受。晚上他们让我在一楼大厅过了一夜。
从那以后，每天都逼迫我按上下班时间到派出所签字报到，一直到十二月初。
他们弄一些诽谤污蔑法轮大法师父和法轮功的小册子，逼我们“学习”，还要我们大声念，不念就体罚。每天安排我们给他们打扫卫生或干其它活。
有一天早上，他们说人大代表（不清楚哪一级的）要去派出所视察，让我们把卫生搞完后赶快都离开，第二天继续去报到。
有一天晚上，他们把我们都叫去，客客气气的按他们的要求安排好以后，便领着记者录像拍照。我们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做是在造假，告诉他们坏事做不得，电视上所有对法轮功的污蔑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一天下午，派出所收到了很多劝善信，胡所长气急败坏地让我们十几人（其中有两位六十岁以上的）以脚趾和头顶墙弯腰站着，胡所长吼叫：谁动收拾谁！大约站三个多小时，直到七点多的时候，有一个叫陈旭勇的警察说，这样再站下去，一个个会晕倒的。这才放我们回家。
二零零零十一月的一天中午，片警为查公园标语的来源敲门进屋旁敲侧击的询问骚扰。
陈绪云被非法拘留三十天后不让回家，被人民路派出所从看守所接出后关到一个旅社，三个人连铐在一起，还有几名保安看着，说是等判劳教。家人问派出所人在哪儿，他们说不知道。
一星期后陈绪云又被关进派出所滞留室，逼交三千元才能放人回家。家里交钱后没有给任何收据。后来我找高副所长要收据，高说不好给。后来又找十堰市六一零办公室的张主任，他说找不到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退还。交钱前，高副所长说交钱后陈绪云就可以上班，可是第二天早上派出所就打电话让陈绪云到派出所每天报到，直到被送进茅箭区洗脑班。
到腊月二十四日，医学院保卫处李处长约我一起到洗脑班接陈绪云回家。十几个单位的人、车都去了，一直等到快中午的时候又通知说，上面有新“指示”人不放了。
腊月二十七日下午，片警打电话让我到派出所去一下，去后高副所长要我与法轮功决裂，我没答应，他就把我关进滞留室，通知单位送三千元到派出所。（这三千元由单位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了）我所在科室副科长和单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到派出所，要求由单位来看管我，派出所不答应。在派出所滞留室关到腊月二十八的下午被送茅箭区洗脑班。
中国新年期间，我们只有孩子一人在家，腊月二十九（除夕）下着雪，孩子给我们送衣服，洗脑班不让孩子见我们，也不告诉我们孩子送衣服的事，把衣服堆在那里。其他学员看我们冻得难受，就接济衣服给我们穿。
直到正月十二孩子上学前再去看我们时，才知道衣服早就送去了。那天孩子回转时已没有车了，等他走到家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孩子一人在家，用微波炉凉水煮面条，面条没煮熟，微波碗也被烤坏了，只好去买面包、快餐面过年。
洗脑班也很邪恶：长时间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长时间跑步、坐军姿，有时保安认为我们坐的姿势不顺眼就边踢边吼叫。睡的棉被大多是十堰保安学校学生用过的，是从来没洗过的，又薄又脏。
寒冬腊月外面下着雪，我们睡在水泥地板上，夜间不准上厕所，一个大马桶在房间里放着，房间里有几十人；吃的饭菜很差，每人每个月逼单位交三千元钱，期间我们的工资全部扣除。
他们还强迫看录像、看天安门自焚伪案、强行灌输、写认识，强制转化。那些保安也学着个别管理人员（区直各部门抽调的人员）训斥、责骂、打小报告，甚至动手打法轮功学员。我曾质问一位动手打法轮功学员的某区局副局长，我说你算不算国家工作人员，他说算，我说那你在工作中打人算什么？他说，他打的是不听话的。
有一次早上强迫我们上早操，我们都不去，警察拽陈绪云，陈绪云往后缩，警察的手磕在床杆上，那警察说陈绪云打他。陈绪云一个快五十岁的弱女子，这么会去打警察呢？一场诬陷。陈绪云和另外一名男法轮功学员（因此）被洗脑班在大会上宣布拘留。晚上我们开始绝食。几天后可能洗脑班为了缓解矛盾，决定放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回家，我们单位给派出所写了东西，才让单位把我领回来。
陈绪云被抓到人民路派出所，市、区六一零，市、区公安共十余人对她进行审讯，肖警察逼供，给陈绪云上背铐（一种酷刑，亦称背宝剑）。陈绪云被折磨一夜一天没吃饭，后送拘留所拘留。
在拘留所，陈绪云被姓尚女警拽着陈绪云的头发往墙壁上撞，之后又让外牢犯人用警棍打屁股，疼得陈绪云直喊叫，直到陈绪云眼睛发黑冒金花不行了才停下来。陈绪云被送回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整个屁股像紫黑茄子发烫，睡觉趴着睡，走路很吃力，训练时达不到要求就处罚。
有一天晚上强迫看电视，陈绪云咳嗽得很厉害，低下头吐痰，姓江的工作人员说陈绪云抵触看电视，结束后把陈绪云关到一楼的禁闭室，里面阴暗潮湿，只能站，外面下着大雪，冻得直哆嗦，她被关到深夜。回到屋里，陈绪云又睡地铺缩成一团，到天亮也没有暖热。
后来第二次，人民路派出所胡所长、高副所长把陈绪云抓去，高带她到没人的三楼，把窗帘拉上，怕别人看见或听到喊声，给她上背铐，疼痛难忍还不叫出声。因为陈绪云胳膊短，高副所长就把两个铐子链接起来铐，陈绪云不配合，高副所长就气急败坏地把陈绪云的双手铐着吊起来，铐吊了十几个小时。放下时，陈绪云腿站不住，卧倒在地上，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陈绪云娘家在丹江口市居住，她是老大。二零零一年七月，母亲因为长期思念女儿一病不起，病重到全身浮肿，已经不吃不喝，病危中不停地呼唤着陈绪云的名字。（老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过大女儿）老人家带着对女儿的想念和担惊害怕，抱憾离开人世。
老岳母去世后，我去找茅箭区政法委负责茅箭洗脑班的李工作人员，他说陈绪云一直不认错不好办，那意思是不能放她离开。我说那是另外一回事，陈绪云在家是老大，母亲病危不能回去，现在老人已去世，我找你们了，怎么处理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他们研究后说让陈绪云单位到洗脑班办个手续，接出来再送回去。我又赶到医学院保卫处找到负责人，他说现在学校放假了不好办。我说那我自己去找院长。他看我这样，就自己去找院领导去了。
下午医学院安排了一辆车带一名年轻保安，把我们送到丹江，住宿费和生活费都由我们负责。陈绪云见到的已经是母亲的骨灰盒了，她嚎啕大哭，哭晕过去，第三天，他们又把陈绪云送回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片警来到我家让我跟他一起去巡逻，上车后他就直往派出所方向去。我觉得不对劲，我说我要下车，他不停车。车开到二堰桥红绿灯处，我趁车速缓慢之时跳下车走了。他气急败坏地追上拽住我的头发左右开弓地打起来，马路上很多来往的人都看到。他又打电话叫来几个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晚上逼着我跟他们一起去撕法轮功学员贴的告诉人们真相的小标语签，陪他们巡逻一直到深夜。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快下班时，单位保卫科女工作人员带着片警敲开我家门，说是跟王书记讲了，“十一”期间让我到洗脑班呆十天就让我回来，我说孩子明天早上从武汉回来进不了门，等明天孩子回家了我再去。他们说不行，我只好把门钥匙交给一位副科长关照。
他们在天黑之前把我送到茅箭区洗脑班，一关就是四个月。单位还扣我工资（这时我已经内退没拿上班工资）。直到进入腊月了，我们集体绝食一星期后才由单位把我接回来。
绝食后，那天医学院的工会主席也带人去洗脑班了，但没有接陈绪云回家的意思，第二天她的血压低得测量不出血压了，已经很危险。
晚上洗脑班把她送到太和医院，交给人民路派出所和她们单位看管。在住院期间，医学院派人监视，派出所高副所长带另一名警察还到病房去训斥，逼她写不到北京、不炼功的保证。
陈绪云出院时监视的人一直跟到家。在家恢复的期间，单位一分钱不给。这期间，有一天晚上高副所长带警察还到家里来搜查一次。她上班后，因为不写保证，每月只给一百五十元生活补贴，并调离原科室。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下班时他们不让陈绪云回家，陈绪云被绑架到湖北省洗脑班强制转化。期间她遭到严重迫害，他们称不写“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就是三年劳教。回家后要每月写汇报。
二零零三年六月，六一零人员到陈绪云单位对陈绪云进行所谓半年回访时，陈绪云说现在身体好了，不愿想以前的事了。他们就说她反弹了，就在医学院再给她办洗脑班，血压170时还逼她写“三书”，最后在病房也去逼迫。陈绪云上班时一直有人监视，节假日要给保卫处打电话或者他们打电话到家里来，外出要请假。
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位朋友的母亲，本来陈绪云单位约定让陈绪云晚上八点打电话“汇报”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下午就要找她，回家时院子里的人都告诉我们说，有人到处在找你们。晚上派出所的女副所长带着三名男警察闯到家里来坐了很长时间。说了一些威胁的话，第二天要她去给基础院汇报。
二零零七年底已经放假了，我们带孙子到上海儿子那里，陈绪云向科室讲了，基础院不知道，结果那天我们早上离开，上午基础院一行几人到家找陈绪云，没见着人，另一科主任打电话到火车上，又给我们儿子打电话，他们说是上面的“指示”。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的一天，单位保卫科科长和另一部门人员带着人民路派出所胡所长等警察，把我绑架到十堰市洗脑班（夏家店）强制转化。
一间房四铺位，三人是警察、保安、工作人员，中午不休息，晚上搞到很晚，饭菜送到卧室或洗脑场所，上厕所有人跟着，不准和其他人交谈。
我后来违心地向他们写了“三书”（中共威逼利诱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二零零三年大约四五月份，十堰市六一零朱主任到我单位，把我叫到单位党办让我作汇报，我没有按照他们要求的去说，他们通知单位说给我延长三个月的所谓“考察期”。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