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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贵族许家玫(3)

许家六姐妹和母亲(左五为母亲陶清芬,右三为许家玫)。(许家玫本人提供)

许家六姐妹和母亲(左五为母亲陶清芬,右三为许家玫)。(许家玫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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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12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梁博旧金山报导)八十载风霜,凝结成八十岁的沉静与雍容。

民国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许家玫,一生际遇随国运沉浮。她在位高权重、却清廉简朴的中国传统家庭里度过豆蔻年华,可是后来岁月中,却因陷于中共的欺骗、打压而常多魔难。

在历经“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两度系狱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纯真本性和尊严。

耄耋之年,许家玫终于逃离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追忆前尘往事,不胜唏嘘。

(接上期)

摘了帽子还是右派

1957年,共产党又开始“反右运动”,当年我才二十一岁,在武汉市中学任教。几乎是一夜之间,校园里就贴满了我的大字报,说我“到监狱里去看反革命父亲”、“为反革命父亲鸣冤叫屈”、“配合裴多菲俱乐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每一条都能致我于死地。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想到自杀。可是又想,我死了,奶奶、妈妈、妹妹们怎么办呢?我活着,至少还能帮母亲分担一些家庭重担。于是我深夜回到家,这才知道,可怜母亲也被打成右派,罪名也是因为去监狱探视了父亲。

听到这个消息,我反倒清醒明白了不少,决定和母亲一起撑起家庭这片天,要让妹妹们活下去,继续读书、长大成人。此后几十年里,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莫大的精神压力、折磨和耻辱。母亲被降职降薪两级,在工作单位里扫地、刷厕所、挑开水、拖板车,我被降了两级工资,下放农村劳动。

我正当含苞待放的青春年华,被“右派”一棍打毁了前程。我为了不牵连男友,断然与那位北京某大学的高材生结束了恋情。

母亲则被迫与父亲离婚。父亲在冤狱八、九年之后又失去家庭,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我有时会想,不知道父亲在狱中的最后岁月里,对自己选择留在大陆该做何感想?

不过,我自己当时还是天真地相信“党的话”,以为只要“脱胎换骨改造”,就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夜晚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我告诫自己这是改造“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摄氏零度以下,我和男人们一样挽起裤腿打着赤脚站在结了薄冰的水沟里挖水渠﹔在烈日下锄草,我的衣裤被汗水浸湿贴在身上、脸上汗珠“汗滴禾下土”时,我愉快地应农民们要求,给他们唱歌;我还创造了连续劳动27小时不休息的纪录。

同时,我也看到了“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村吹牛皮说谎话的惊人现实。老百姓是最可怜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连买盐和日用品的钱都没有,还说什么“亩产万斤粮”、“人民公社好”,可是,谁要是说了实话,轻者挨批斗,重者坐大牢,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欺上瞒下,这些使我困惑,也渐渐反感。

1959年10月,我被宣布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就是所谓的“摘帽右派”,但结果是被调到国营农场,和“摘帽的”、“没摘帽的”右派一起,还要继续“劳动改造”。队长在会上说,不要以为摘掉帽子了,我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听党的话”让我又一次受到了欺骗。

第二年,我被调回学校教初中数学,很快又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夜大学数学系,以后从事中学及师范数学教学四十多年。

有些好心人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什么工程师、大学讲师等等我都一概拒绝了,我不愿意在自己的家庭里也被人歧视。后来,我嫁给了一个老同学,是我的同事。虽然我们因为家庭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上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了解我的人品德才,能理解我,这是我最看重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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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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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30 2: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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