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薛飞综合报导）中共六中全会今年10月确立了“习核心”的地位，意味着“江核心”势力出局、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集中。随后，习近平当局紧锣密鼓地出台一系列重磅文件，改变前党魁江泽民时期的多个祸国政策。
11月27日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纠正江泽民当政时恶化的官商勾结问题；28日，起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针对江泽民当政时耗巨资建立的庞大的“金盾工程”及之后中共相继建立的对13亿国民全方位的监控系统。
11月30日，审议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等文件，“敲打”江泽民等中共退休元老的“老人干政”；同日，国务院发文《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针对江泽民时期频发的警察暴力执法问题，规范辅警工作。
12月2日，平反聂树斌冤案，牵出江泽民时期的国安部长许永跃和河北省原政法委书记张越等人。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秘书王友群认为，江泽民是聂树斌冤案的罪魁祸首。
出台保护产权文件 给民企吃定心丸
11月27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涉及解决八个方面的产权问题，包括：私有产权保护不力、企业特别是民企过去的经营不规范问题、涉案财产处置随意牵连合法财产、房屋土地70年使用权到期后续问题、饱受诟病的强拆强迁、国资“蛀虫”、侵犯智慧财产权成本过低等方方面面。
这是习近平于10月底成为中共“核心”后发布的一份重磅文件，官方解读称，这是当局“首次以中央名义推出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8月底经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三个月后才全文公布。
《意见》里面写道：“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尤为外界关注。
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两份有关产权保护的司法文件，文件也特别提到，要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依法公正处理。对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不清的，应当宣告无罪。
当局微信公号“侠客岛”解读时表示，推出如此重要的改革的时机是将于本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背景则是“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意愿悬崖式下降。比如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3.9%，创下了2000年5月，也就是十六年以来的新低。”“国内民间投资意愿一降再降，同时民间投资外流现象上升。”
出台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被广泛认为是特赦中国民企原罪，给民企老板吃定心丸，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注入新动力。
为什么特赦中国民企原罪？
所谓民企“原罪”，指民企在早期发展中，普遍存在违反政策、违法或违背道德的行为。当局为什么此时要在全国范围内特赦民企原罪？
有报导指，习近平上任后的铁腕反腐，在处理官场贪腐危机的同时也波及一些有着“原罪”的民企。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让以经济增长为最主要合法性的中共有所顾虑。
另一重要原因则要归咎于过去十多年江泽民掌权时，以色情、贪腐治国，使社会道德沦落、官场贪腐无极，官商勾结已经渗透到角角落落、方方面面。
江泽民为了巩固个人权力收买人心，放纵各级官员“闷声发大财”，中饱私囊。江泽民家族及其权贵集团更是趁机大肆攫取国家财富，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型国企。其中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控制着中国的“电信行业”及上海众多重要的经济领域。曾庆红家族和周永康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石油行业，非法获得庞大的经济利益⋯⋯
而在习近平这几年的强力反腐中落马的高官几乎都是江泽民时期肥起来的巨贪，动辄数亿、数十亿。几乎每一个巨贪后面都有一个或多个“金主”，其中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有商人丁书苗；周永康有四川涉黑亿万富豪刘汉；薄熙来有大连实德原董事长徐明；令计划夫妻有北大方正前高管李友等。
其中，周永康的马仔刘汉的汉龙集团涉足能源、矿山、地产、跨投，拥有铀矿、钼矿、铜矿、金矿等30多家企业，身价数百亿。云南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由于周永康的过问，刘汉仅以10亿就控股60%。
令计划夫妻同北大方正前高管李友、魏新等人官商勾结。令组建的官商勾结的庞大网络“西山会”传获李友及其方正集团出巨资支持。有消息称李友曾通过令计划家人控制的一个账号共转账370亿元。李友近日被判囚四年半，罚款逾7.5亿元。法院指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分析指与令计划家族有关。
此外，已倒台的国安部前副部长马建也曾受李友贿赂。而马建和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又同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神秘富商郭文贵结成“盘古会”同盟。郭文贵借张越及马建等人之手，动用政法强力国家机器参与商业利益争夺。多位与郭文贵有利益纠纷者均有被河北政法系统控制甚至刑讯逼供的经历。
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欣最近出版《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一书，剖析了中国全国性腐败的重要起源。他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案件大多数呈现“窝案 、串案”的形式，而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是这些“窝案”和“串案”出现的主要驱动力。
在获得产权的过程中，官员们互相勾结，让原本产权不明的资产变为有所有权归属。典型的贪腐案通常是由私营企业主藉由贿赂官员来获得一片资产的所有权的过程。裴敏欣研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260起“窝案”和“串案”，案件涉及各个官僚机构，盘根错节。
如此范围和如此广度、深度的官商勾结必然涉及到不得不同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的中国民企，诸多民营企业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带有不可告人的原罪。习近平上任后的反腐行动中，也波及到一些有着“原罪”的民企。
时事评论员石实表示，江泽民当政时贪腐实在太过严重，不可能把所有这些民营企业家都抓起来，只能出台文件赦免部分企业的原罪。同时由于中国大陆经济不好，当局试图以依法治国的办法留住人心。
习近平强调“亲”和“清” 试图改变官商勾结情况
习近平上台后，在展开反腐运动的同时，也试图改变这种腐败到骨髓的官商勾结。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痛批官商“勾肩搭背”，强调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
2016年中共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以“亲”和“清”为内容的新型政商关系，引起媒体广泛报导。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有媒体指，现行的中共人治体制，为官商勾结泛滥奠定了基础。权力没有锁入笼子，那些官员随便一个批示就可以让人一夜暴富或者让人倾家荡产，在此情况下，谁敢不向权力献媚？政商关系的厘清，核心在于制度，而不是依靠道德感召。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表示：民企“所谓的原罪其实是制度性的原罪。企业家确实内在有一种贪婪性存在，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是属于这种状况。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唱红打黑”重创中国民企的信心
国务院产权保护《意见》同时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指“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过去十多年来，私有合法资本被公权力（政府、官员、公检法机构）非法侵占的情况每天都在大量发生，比如饱受诟病的强拆，多地招商引资后关门打狗，造成大量冤案。
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掀起的“唱红打黑”运动，包括黎强（资产约10亿）、陈明亮（死刑，资产约30亿）、王能（资产约20亿）、彭治民（资产约80亿）、李俊（资产约60亿）、龚刚模（资产几十亿）等重庆数百名民企老板均被戴上黑帽子，家破人亡，千亿私人财产被没收，但进入国库的钱只有9.2亿。
“唱红打黑”重创中国民企的信心，造成的移民潮和资金转移潮至今未退，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熟悉民营经济的学者对港媒透露，打黑期间中国有200至300个民企老板逃亡国外，部分人直至薄熙来下台后才敢回国。
上海知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这个《意见》出台的另一背景，是对《民法总则》起草的分歧作出一个裁判，因为民法总则确实是保护私有财产的。
郑恩宠表示，“现在不但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陆中产阶级、白领阶层以及拥有几百万至上千亿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也对共产党制度不满，官民矛盾凸显。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民营企业家现在养活了中国70%的就业人员。”
郑恩宠认为，在习近平主政期间，这个产权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不能变成宪法或几百部商事法律、经济法律、民事法律等进行重大修改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办不下去。#
（待续）
责任编辑：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