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思缘报导）中共在每年7、8月举行北戴河会议。在此之前的6月29日到6月30日，中共官场迎来了一轮大规模省部级官员人事变动潮。
这轮人事变动中，最大的看点之一是王儒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职务。7月2日，王儒林被调任人大，担任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有评论认为，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状况下，这是习当局在对即将到来的北戴河会议做出警告，以此推动关键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
一、北戴河重点议题之一：经济
习近平自2012年底掌权开始，大幅清理江派，并调整官场人事格局。今年秋季，当局将召开六中全会，明年又计划开“十九大”，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对当局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当下人事变动，大都可以被视为为“十九大”换届人事排兵布阵。甚至有海外媒体预测，这将是历年以来北戴河争斗最为激烈的会议，“说它是一场政治大决战毫不为过”。
北戴河被称为中共的政治夏都。每年的7、8月间，中共高层们会在这里避暑，并举行一系列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碰头会”、“生活会”等等，由此被统称为北戴河会议。与过去几次类似，北戴河会议第一议题往往是经济，背后还有高层在人事、体制架构等问题上的讨价还价。
王儒林突然被换
王儒林被撤换后，接替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是骆惠宁。
王儒林被认为是江派常委张德江手下的“吉林帮”大员，因迫害法轮功而上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名单。在被换时，王儒林才63岁，中共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年龄原因”。但是财新网的文章公开称王儒林、强卫、罗志军并未达到65岁的正省级干部退休年龄，“均提前交班”。
在中共官场上，现任省委书记年龄超过64周岁的大有人在。强卫、王儒林都生于1953年，而黑龙江王宪魁、内蒙古王君、甘肃王三运等几名书记都是1952年生人，王君足足比王儒林大了一年有余。
6月30日，编辑部在大陆的多维网报导称，此番突然传出王儒林被安排到一个二线岗位上，令人十分意外。
报导引述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的消息透露，王儒林虽然在反腐上着力颇多，但在其它方面，尤其是事关经济发展的事项上，“有严重的不作为情况”，很多本应顺利开展的经济工作因此陷入停滞，在山西中层、基层干部中引发了相当的不满情绪。
据报，王儒林更被认为“管得很少”、“无所建树”。山西已经连续几年在经济困境的泥潭中挣扎，2015年的GDP增速仅为3.1%，排名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3%，继续“稳居”倒数第二。
在王儒林被调到人大之前，这篇文章曾预测说，如果王的去向最终被证实，那么就加剧了人们对于“王儒林成为习近平整治‘为官不为’负面典型”的猜测。
大陆媒体的报导也吞吞吐吐对此证实。有已被删除的报导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辩解，依然回避不了王儒林没有撑起提振山西经济这一重任的事实。在今年6月30日山西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王儒林总结自己主政山西的工作时，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就相对少而模糊。
实际上，这次王儒林被换，还影响到了刘云山。
两年前王儒林被调至山西省时相当高调。当时报导指 ，2014年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会议宣布省委书记职务调整的决定，江派常委刘云山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中组部长赵乐际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
按惯例，宣布中央关于包括省长、省委书记等在内的正部级官员职务任免决定的，一般是中组部的副部长。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职务调整的交接大会，宣布中央决定的一般是中组部部长。
刘云山“护送”王儒林的高调和现在王提前被调任闲职形成对比。
为何习当局要突然对王儒林动作？ 这要从近期中国经济的表现说起。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并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与此同时，习当局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当局的说法，这项改革内容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名“权威人士”5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陆媒的报导称，“权威人士”很可能是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简称中财办）主任刘鹤。刘起草了文章，并经习近平审阅而刊出。
当局经济改革的阻力 江派官员带头对抗
2016年6月30日 ，中央党校报刊《学习时报》刊文指，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推进，主要应做到“三稳定、两调动”：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运行，稳定社会就业，调动企业家积极性，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但是，实际的操作中，习当局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近期官媒的报导也不断发文炮轰一些现象。
6月29日，澎湃新闻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央媒刊文批干部‘畏而不为’：表面消极怠工，实际是搞软对抗”为题，凸显当下问题所在。
报导称，“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一些党员干部表面上‘不敢腐’了，但出现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问题。‘畏而不为’，表面上看是消极怠工、不作为，实际上是与中央强力反腐唱对台戏、搞软对抗，是以‘畏’之名替‘不’之实找借口”。
6月27日，BBC以“点评中国：士气降至冰点的中国官员”为题发文称，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领导人以铁腕治贪，加大了对官员体系的监察和巡查。这造成了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
文章说，抱怨“理想太远，生活太近”的中共官僚系统的逐渐熄火，是中国经济逐渐熄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商界的朋友反映，他们打交道的政府部门的主管们都不愿意见客，就算见了客也不愿意做决定，有些干脆称病住院检查身体去。需要审批的项目、执照等等不少被束之高阁。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反腐触及的大部分是江派官员，也有报导说，现在带头怠工、对抗的也是江派，因为害怕遭到清算。
也有说法指，刚出台的这个《问责条例》是为清算江泽民留下伏笔。
习当局通过《问责条例》
对此现象，习当局有所察觉。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研讨班上说，“综合各方面反映，当前‘为官不为’主要有3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现在看来也十分紧迫”。
6月27日，深改组25次会议上，习近平发重话表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大陆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央第一次使用“既得利益”这个词，可见改革之阻力，改革之难度，大到“不真刀真枪干”都不行了。
6月28日，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审议通过了中共《问责条例》。
官方报导称，审议通过这个条例重要性不言而喻。《问责条例》特别点出了要严肃追究责任的三种情形：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当局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在此之前的6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表文章，在谈到为何出台《问责条例》时说，在一项调查中，有官员就在谈到改革的顾忌时说：也没见着有谁因为不改革而被问责的。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氛围下，怕当出头鸟、怕有担当就成了明哲保身之举。
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
王珉是另一个“为官不为”的例子
除了王儒林之外，辽宁前省委书记王珉也是一个怠政的典型例子。
陆媒的报导说，王珉从吉林省委书记被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后，就开始“不太做事”。海外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王珉将届退休之龄，其在离任前“破罐破摔”了。
有海外媒体曾报导，习近平一度对王珉主政的辽宁省委省政府非常不满，曾当面训斥辽宁当局“对上级吹吹拍拍，说假话套话空话，汇假报，编假数据，造假政绩，”“忽悠中央，忽悠百姓，十分危险”等。
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出现集体“断崖式”下滑。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GDP增速分别是6.5%、5.7%、3%，在全国省区市中排名倒数。2016年第一季各省GDP公布，东北三省仍旧敬陪末座，辽宁还出现负增长，全国GDP增速垫底。
今年3月4日，已转任中共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王珉被宣布接受调查。
刘鹤在北戴河会议前去三地调研
6月28日，中财办主任刘鹤率中央财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上海主持召开第28次“两省一市”经济形势座谈会，长三角“两省一市”的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吉林、山东、湖南、云南7个省市党委研究室主任、发改委主任参加座谈。
6月29日，刘鹤等转赴浙江调研。7月4日至5日，刘鹤等前往四川省调研。这是刘鹤在10天内分别在上海、浙江和四川三地展开的第三场地方调研。
刘鹤被称为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今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的重点。5月份，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时，又专门研究落实这方面工作。
7月1日，《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发表文章称“刘鹤六赴长三角，前后必有大事发生”。
“长安街知事”表示，2014年10月，刘鹤首次以中财办主任的身份到地方调研，所选之地就是江苏，为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准备。
2015年4月，刘鹤带队调研组赴上海调研。就在当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2015年9月，刘鹤带队到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恰好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刘鹤最近的三地之行，恰好是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前夕。此前，江泽民家族被内控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将被调走的传闻甚多，因此，这次的座谈会后将发生什么，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绕过江派常委
在中共政权体系中，有一些专门的领导小组。这些小组权力超越现有机构，组长一职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级兼任，具体的事务则交由下设的办公室来执行处理。
就目前来看，财经小组对当局大的经济政策有制定权。习通过小组运作，部分绕开了多名江派常委所在的政治局常委会。
《中国新闻周刊》6月份的报导坦承，中财办不论是影响力的扩大，还是地位的强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到发稿为止，资料显示中财办阵容为“一正六副”，包括主任刘鹤（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杨伟民、易纲（兼任央行副行长）、韩俊（兼任农村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舒国增和朱光耀（兼任财政部副部长）、唐仁健（兼任农村小组办公室主任）。从中可见，国务院中最关键的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也都受财经小组的领导。
当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大陆专家刘胜军分析说：“这些计划的推进和落实需要一个级别高、协调能力强，同时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
“中财办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刘胜军认为，中财办的当务之急，就是“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硬骨头”。#
责任编辑：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