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7月07日讯】（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利用他在川军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北上开路。
“与彝族首领拜把子”是文艺宣传，不是历史，也不必纠正
红军继续北上，必须要通过彝族聚集地区。当时，刘伯承为先遣司令、政委是聂荣臻、红一师师长是李聚奎、一团长是杨得志。四人一起行军住宿，一起研究行动计划。
《李聚奎回忆录》中有一段叙述：“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刘伯承、杨得志和我走在部队前面。第一天虽然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了通过协议，但由于对部落工作没做好，部队也缺乏充分准备，在我们到达时，许多彝民拿着刀抢、梭镖，挡住我们的去路，喊着‘汉官不给钱不让过’。我们没能通过又返回出发地。后来总政治部派来了一名懂得彝民风俗、语言的干部，各级也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并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路向彝民喊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面散发一些财物，这样才比较顺利地通过了。”[6]
据李聚奎的秘书讲，李聚奎生前曾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写报告说：“他同刘伯承司令一直在一起活动，没有见到刘伯承司令与小叶丹结盟之举，要有的话，一定是我帮助筹划。没有此事。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回复：那是文艺宣传，不是历史，也不必纠正。”
5月底，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商量，派陈云去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以来，特别是遵义会议情况。
5月24日，红军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赶到安顺场，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170公里的泸定桥，那时，桥头守军已经都撤走了。
红军“飞夺泸定桥”纯属虚构
6月2日红军全部从泸定桥过河。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后来在《西行漫记》中，他记述了当时毛描述的情况：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红军过桥时“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第三个······大约有20多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真实的情况是：泸定桥并未发生战斗，红军过桥时，没有战斗，更谈不上伤亡。红军5月29日到达泸定桥的时候，泸定桥并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来往电报、部署文件可以看出，红军到来前夕，守桥的原国民党24军二旅部队，已经被派去50公里外的康定了。首批过桥有22名战士，过桥后，他们每人得到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其它部队过桥时也没有伤亡。
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关于“飞夺泸定桥”，1982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当时布列津斯基对邓说，他去了泸定桥现场，感叹红军当年英勇高超的战斗力。出乎所有在场人的意外，邓亲口说：“嗯，在我们的宣传中那就是这样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部队的战斗精神。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这段对话披露在当时的英文媒体上。
毛泽东走过泸定桥台，6月初翻越雪山。6月山上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在大雪山下天气炎热，红军战士把厚衣脱下到山上，风吹着夹雪的冻雨袭来，红军战士冻伤、冻死很多。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没有坐担架，拄着一根木棍，走得比年轻的警卫员还轻松。
蒋介石放过了红军
7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日军侵略华北战争事宜。临走时，孔祥熙对苏大使说，蒋介石很想与儿子经国团聚，他转达了蒋介石给斯大林的口信：“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应把我的儿子放回吧！”苏联大使回复说：“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王家烈因打了败仗，被迫辞职，拿了一笔钱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表示跟蒋介石合作，听从蒋的指挥。四川全境由蒋介石控制，中央军跟随蒋介石入川，蒋介石到重庆住下几个月，四川成了他的重要基地。
评述：
对于中共来说，承认“长征”其实是被蒋介石远程操控的，确实是很尴尬、很不光彩。
目前多种资料证实：所谓“红军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不过是蒋介石有意放过了红军。蒋介石屡屡让红军在重围中得以逃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换取斯大林释放儿子蒋经国，当时蒋经国被扣在莫斯科当人质。
所谓“胜利长征”，不过是红军的“失败突围和溃逃”，然而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把“长征”树为一种神话般的象征，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热血沸腾。在其后出版《大河彼岸》一书中，斯诺将中国“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称为“营养不良”，可以想见，斯诺看到的是怎样的“事实”。
后来斯诺才知道，当年他采访毛泽东，得到的不过是中共和毛的一面之辞。晚年时，斯诺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疚。
注释
[6] 李聚奎：《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 版，第113页。#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