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23日讯】（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华夏大地本是礼义之邦，在中国农村，大多数人本着传统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
二十年代，毛泽东仿效列宁的极权模式，在湖南乡间搞起湖南农民运动，人为制造仇恨，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被挑拨得非常尖锐。流氓无产者被鼓动组成“农民协会”，以“革命”的名义，大肆烧杀抢掠。但凡流氓无产者看上的财产，只需给物主冠上一顶“土豪劣绅”的帽子，便可公开掠夺，更有甚者，给有钱人戴高帽子游街、关入监狱，乃至枪毙。这种“无法无天”的造反，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违法犯罪的极端暴乱行为，却被中共“崇高化”、“合法化”。
文革中，红卫兵学习当初的湖南农运，给所谓“阶级敌人”戴高帽游街，手段比四十年前的湖南农运更为残暴下作。很多被红卫兵戴高帽批斗、被逼下跪的“老革命”， 就是当年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的“革命农民”。
毛泽东被任命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常委召开会议，毛泽东被任命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开学。利用这个讲台，毛泽东大力宣传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粋派主张，即到民间去发动农民夺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做到农民家家有田地种，人人有衣穿，过平等富裕生活。毛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农民运动讲到当时国民革命运动，指出所谓“地主剥削农民，给农民带来苦难”，激发学员对土地占有者的仇恨。
7月，毛泽东带领50名农讲所学员，赴韶关实习一星期，参观考察农民运动情况。8月中旬，又组织全体学员赴海丰两星期。实习中，有学员提出，农村地主势力很强大，农民不容易发动起来，毛泽东则说农民中有一批游民无产者，这些人行动勇敢，天不怕，地不怕，是一支可用的力量。
毛泽东不执行“二五减租”决议
1926年10月5日，第六届讲习所毕业学员回到派出省份，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当时，国共两党已达成共识：国民军北伐的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不以暴力手段没收地主土地权。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从地主手中抢夺土地，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既定方针。后来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实行赎买土地的温和农村改革政策。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二五减租”决议案。这是一项正确维护统一战线的政策，即满足农民的部分利益祈求，又不太伤害地主利益。但毛泽东不感兴趣，不去布置执行，《决议》成了一张空文。
煽动流氓无产者做“革命前锋”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是当局的中心，指示传到中国，毛泽东极为赞成。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澎拜、阮啸仙等七人为委员。
毛泽东到职后，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在目前情况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奥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目标是夺取地主土地，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农民发动起来，敢于造地主的反，什么统一战线不统一战线，已无实际意义。
1926年下半年，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向湖南发展，湖南成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广州农讲毕业的湖南学员回湖南后，在毛的旨意下，开展农村工作。
对乡下农民来说，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的平和，起来造地主的反，并不容易。但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乡下人把他们看成没有规矩的地痞流氓，也就是流氓无产者。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中共就是煽动这些流氓无产者做“革命前锋”，利用他们来再发动普通农民造反的。
到1926年底，湖南农村已经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大批流氓无产者掌握农村大权，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斗谁斗谁，大地主、小地主、小地主出租者、富农、富裕农民，不分等级都在打倒之列。抢他们粮食、占领他们房屋，捉他们游街。国民革命军的中下层军官，在前方打仗流血，湖南家里的土地却被夺走，这激起很多国民革命军官的反抗。国民军35军军长何键的岳丈被农会捆绑批斗，共产党湖南早期领导人李文山，因为家里是地主 ，亦被抄家，其父也挨打。
流氓无产者甚至在乡村砸庙宇，烧、毁菩萨。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三区农民破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 毛认为，这是“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革命运动”。[1]
这群地痞流氓，以暴力加利诱，裹胁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加入其中。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增至二百多万人。当时整个农村混乱不堪。有钱的、在城里有亲戚的都跑了。社会舆论一片咒骂、指责，批评“农运是流氓地痞运动”、“糟糕透了 ”。
农村动乱，时局动荡，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濒临破坏。一些中共领导人认为，为稳定社会秩序，此时应该教育农民：国民革命当前要打倒的主要敌人是北洋军阀，而不是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地主阶级，这样才能推进国民革命。但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
毛泽东认为，“痞子运动”“好得很！”
1926年12月3日，毛泽东参加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深入湖南农村考察。2月26日，毛泽东就考察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社会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报告说：“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运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
回到武昌后， 3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分三次连载发表。陈独秀不同意报告中的极端思想，《响导》周刊只发表了前半部分。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充分肯定农运的极端暴戾的行为：“痞子运动”“好得很！”他毫不避讳地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认为“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农民运动升级为无底线的阶级斗争和屠杀
《报告》发表后，由地痞流氓把持的农会发出“布告”，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极端口号，有些农会实权落到游民无产者手中，他们说了算，带领农民吃大户，吃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富裕一点的农户也被吃；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下跪陪斗，把地主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闯进地主家少奶奶的床，拉屎拉尿。还有的在群众审判当场被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农运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在共党指导下，农民运动逐渐升级为无底线的阶级斗争和屠杀。
1927年4月11日，湖南大知识分子、清朝最后一名状元叶德辉，被共党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公开处决，罪名是“封建余孽、豪绅领袖”。 [2] 叶德辉事实上是因为骂农民协会的一幅对联被处死的。柳直荀《马日事变的回忆》：“叶德辉的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3]
“马日事变”
叶德辉被处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国民党军队，国军震惊于共党的残暴，决心戮力将其歼灭。
1927年4月，暴力的农民运动，以及同期中共鼓动的工人运动所造成的赤色恐怖，使蒋介石公开宣告与苏联和共党断绝关系，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共党首要。5月，国民革命军驻军开始镇压农工运动。5月中旬，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惨杀；18日常德近郊农协会委员长被凌迟处死；19日夜何键部将益阳县工会、农协会占领，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被缴械；5月20日晨，何键部、熊震旅，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都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起而抵抗，遭机枪扫射，死80多人。5月21日，驻长沙国民革命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可祥在何键策划下，在长沙镇压工会、农会，捉捕工农领袖人物，开枪杀共党。史称“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许可祥部在长沙一连屠杀七八天。湖南有二三十县的群众遭屠杀，到6月10日，被杀害群众达1万余人。这种种报复行为，完全是毛泽东极端暴力思想引来的恶果。
湖南农运造成严重危害，国共联合统一战线被破坏。7月14日夜，汪精卫主持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了分共决议。17日，国民革命军武汉驻军，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以中共的背叛而告终。
评述：
如今，在中国大陆能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是历经几次修改。 1948年的版本中，存有毛泽东对无产游民的定义分析：“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赤贫阶级“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1951年再版时，以上段落都被删除；现在的版本，“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段话，也被删掉了。估计都是中共担心影响自己的“光辉形象”吧。
注释：
[1]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年 第32页。内容如下：
“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兴。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摊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实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的。”
[2] 署名同意判决叶德辉死刑特别法庭之委员，为吴鸿骞、冯天柱、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和易礼容。其中，吴鸿骞（国民党员）时任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冯天柱（国民党员）时任湖南省高级军法官；戴述人（中共党员）、谢觉斋（中共党员）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易礼容（中共党员）则是湖南农协负责人。[维基百科]
[3]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4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