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加华人回顾:中共土改运动害得我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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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尚天采访报导)看到本网站8月4日刊登的《从中共杀人运动逃出 地主家小姐的血泪记忆》一文, 旅居加拿大的周女士很有共鸣,她悲愤地向记者袒露自己家土改时被共产党迫害的往事。她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对近来发生的事情记不住,但是对于少年时代的这段悲惨记忆却永远抹不去。她相信,善恶有报,共产党肯定会被天灭。她希望更多的人说出当年受迫害的经历。

周女士自述道:“我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农村里,我是老大,在共产党搞土改时我有姊妹七个。我家当时并不富裕,主要靠父亲在城里打工,每月挣4担米的工钱养家。

“由于不富裕,衣服都是用简易的办法染的家织布做成。母亲一人在家养育我们七个,农活干不了,就请了一个长工,长工的报酬是将收获的粮食对半分——长工得一半,我家得一半。

“当时我家能长庄稼的地也就是十亩,其余都是难于耕种的荒地,具体多少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些不长庄稼的地加起来数量多,还有一个长工,所以我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1948年,父亲工作单位老板发了财,给职工增加工资,我家就搬到了城市租房住,父亲每天也能回家了。老家地就卖了,但房子还留着自己用。

“1951年土改时,母亲被划为地主,土改队要她和孩子们回去,从此厄运就降临我家。

“母亲带弟妹们回到老家后,土改队每天开大会批斗她,要她交出财产,母亲说没有,他们就打她。母亲被逼没办法,把仅有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一枚用来换粮吃的九成金的金戒指拿出来。

“但是土改队的人说,不能就这一点,肯定还有,逼母亲拿出钱来。母亲拿不出来,被这些没有人性的人绑上一个小脚趾头,一个小手指头悬空吊在木梁上,他们将这种刑法叫‘吊半边猪’。直吊得母亲指头断裂,痛苦不堪。而且土改队还说,明天还要吊。

“受此生不如死的侮辱性的刑法,想到明天还要面对这恐怖的折磨,承受不了的母亲在当天夜里趁弟弟妹妹们睡着后跳井了。可怜的2岁小妹妹半夜醒来后看不到妈妈,大哭不止,其余的4岁、6岁的弟弟妹妹也哭。哭声把邻居惊醒,预感事情不好的人们一起四处找妈妈,才在井里发现妈妈的尸体。

“我当时和大弟弟已在外地工作,村里派4人找我和大弟弟回家收尸。在别人面前不敢哭的小妹妹见到我后抱着我腿哭了起来。面对失去母亲的2岁、4岁、6岁的3个年幼弟弟、妹妹们,我心如刀绞,也哭了起来。对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孩子,村干部不仅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大骂我为地主哭丧,和母亲划不清界限,阶级立场不对!更甚的是还开大会批斗我和大弟弟。在会上村民大喊‘打倒狗崽子’等口号。当时只有18岁的我从未见过这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在母亲被逼死,弟弟、妹妹没人管的悲惨情况下,我连哭的权利也被剥夺!

“此后我们家就家破人亡。老家的房子被土改队没收,两个小妹妹被人收养,我这个还没成家的姑娘也承担起了抚养一个弟弟的重担,大弟弟和大妹妹参军到朝鲜参战。父亲在外省工作,一家人天各一方,相见都难!

“在那个疯狂的‘斗地主’的年代,不只我一家,许多类似我家情况的人也遭到残酷的折磨。我小学同学的妈妈被裤裆里塞进一只猫,把裤脚、裤腰绑住然后用力打猫,猫被打的在裤里拚命的抓、咬,把同学妈妈的下身抓烂……

“我姥姥村子的一个人,在结冰的大冬天被放到一个盛满水的大容器里,只剩头在外面,对着头开动吹稻米的鼓风机吹,把人吹冻到昏迷才罢休……”

在采访中周女士还谈到,从《九评共产党》了解到,共产党是个祸害人间的邪灵,它给人们灌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残酷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为了维持这个阶级斗争理论,人为地在人群中树立对立面,把一部分人划为“阶级敌人”批斗,在城市划分出资本家,在农村把原本靠勤劳致富的好人划为地主。

例如四川的刘文彩原本是个大善人,在当地做了许多大善事。可是共产党却硬造出了《收租院》、冷月英坐水牢的假典型。小说《苦菜花》被拍成电影,其实里面的反面人物是当地很有名的大善人。在全国许多被划为“地主”的家庭像周女士家一样惨遭迫害。

周女士最后说:“我今年已经85岁了,这段少年时代的记忆永远抹不去,共产党造下的天大罪业不会忘记。在此我说出来也是对死去的母亲的纪念,也是共产党罪业的一个见证。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说出当年的经历。我相信,善恶有报,共产党肯定会被天灭。”#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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