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4月12日讯】大家好，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沐阳。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看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偷东西的人被抓了。那时候我大概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就跑到大队部去看热闹。那个偷东西的人在经过了一番急风骤雨的审讯之后，有人给他的脖子挂上了一块牌子，牌子写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人被民兵押着，走街串巷地去被“游街”。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从我这个年龄往上的人，应该不陌生。现在的中国大陆还有没有呢？这种“游街”的场面已经看不到了，中共不这么做了。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中共不这么做并不是说它改好了，而是这种“游街”的影响面太小了。它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电视认罪！
根据国际组织“保护答辩人”（Safeguard Defenders）的年度报告披露，中共警察强迫多个受到国际关注的人在电视上认罪。报告中引述了彼得．亨弗瑞（Peter Humphrey，中文名：韩飞龙）的直接指证说，中共答应不会播出有关的视频，但是之后，中共把它的承诺全部撕毁。中共不仅照样播出了亨弗瑞的认罪忏悔的视频，而且还把他这个视频当作了犯罪证据。
亨弗瑞介绍，有的嫌犯在认罪时不“入戏”，还要被要求重新录制。什么叫“入戏”呢？大家知道戏剧本身很多是虚构的，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就要进入到那种预设的情境当中，这其实是对影视演员的一种要求。那中共认为的“入戏”是什么呢？当然是被录视频的人要表现得真实一些，让人觉得是自愿的行为，说出的内容要让人觉得可信。
《华尔街日报》引述这份报告指出，警察在给亨弗瑞录制视频之前，先给他吃了一颗镇静剂，然后帮他穿上了一套橙色的囚服。接下来面对着中共官方媒体的摄像机镜头，让亨弗瑞承认自己犯下了过错，表示忏悔。之后，亨弗瑞被关到了上海市郊的一所监狱。亨弗瑞指出，中共在“刻意欺骗我”。
“保护答辩人”还有另一份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共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对2013年到2018年播出的45条电视认罪画面进行了分析。他们采访了十多位受害者、家属和律师，这些人都表示，在被中共要求录制视频时，要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别人事先写好的“词”；要按照“导演”（中共警察）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和面部表情，甚至要流泪哽咽。如果它们对录制的结果不满意，还要不断地重新录制。
报告中指出，至少有五家大陆和香港的传媒机构参与了这些认罪视频的录制过程。在录制当中，采访者使用警方提供的提问脚本，目的是通过对警察和评论员的采访，描绘出嫌疑人有罪的形象。换句话说，就是围绕着“有罪”来设定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有罪”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如果没有罪，为什么要答应中共的这种要求呢？不可以拒绝吗？如果不了解中共有多邪恶，这样的疑问可能会有。大家都知道709大抓捕事件，被中共最先抓捕的人权律师王宇介绍，当年10月的一个半夜，她被两名警察告知，她16岁的儿子也被抓了。
王宇看到了儿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时就晕了过去。后来警察跟她说，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她的儿子，并且承诺不会对外公开。
警察在拍摄时使用的是平时审讯用的电脑摄像头，直到王宇获得自由后，她才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她已经上了中共的官方电视。王宇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我们看到，在709大抓捕当中，王全璋律师被抓1000天了，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音信。我们不知道王全璋遭遇了什么，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家人遭遇到了什么样的流氓对待。可以想见，中共对自由人可以采用流氓非法的手段，那么对一个被关押、失去自由、与外界隔绝的人会怎么做呢？
当一个人被反反复复地进行各种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用家人的生命安全来威胁的时候，往往不得以而为之。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强迫公开认罪比肉体酷刑更痛苦。”
中共的电视认罪其实并不是近期才使用的，早在1999年的时候，中共就已经无数次地用在了法轮功学员身上。江泽民为了达到他“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邪恶目的，曾威逼强迫一些法轮功学员也这么做。
中共想利用现在的科技，制造更大的影响，对周围的人形成震慑力。就是“杀鸡给猴看”，制造寒蝉效应。这是它对人的一种惩罚方式，也是中共制造恐惧的一种典型方式。
不过中共和江泽民都没有想到，再怎么邪恶、强制的制造恐怖，它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我们看到那些被迫“电视认罪”的法轮功学员们，很多都做了声明，在压力下所说所做的一切作废。那些被迫认罪的律师们，有的已经重新走回了维权的队伍当中。
这说明什么呢？中共再怎么强制高压，也无法改变人心，改变不了人的信仰，人们倒是从这样的事情当中看到了中共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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