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在母校参加建校100周年的校庆时，村长特意赶到市里，邀请我回去看看村里发展情况。还说村民一直感念我捐资修建自来水和道路。
其实，我虽然离开这里很久了，也还是很怀念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因为这里有我小时的深深记忆：土路、土坯房、煤油灯。土路是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团糟；土坯房低矮潮湿，不过夏天阴凉；煤油灯是自己用一个约两寸高的药瓶做的，比较昏暗，但那时我就是在这种灯下学习，成为第一个从这里走出的大学生。
这些年老家变化还是挺大的。几乎家家都建起了楼房，也用上了自来水；主干路也变成了水泥路，还有不少家庭添置小汽车，出行很方便。
在村长的陪同下，我转了大半个村，发现村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痕迹，许多人也不认识了。我自上大学读书离开后，就很少回来了。春去冬来，花开花落，人世沧桑。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可是，在村西头最后几家，门前的路仍然泥烂。在几家楼房中间有一家仍然住的是以前那低矮的土坯房，连门也只有半掩。看样子，有没有这门都没有什么两样了。在门口堆了一些破烂，一个驼背、样子委琐的老头艰难地在分拣这些破烂。
我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了一下村长。村长说：“你不记得他了吗？他就是敢响叔呀。”“就是因为他，不愿分担一点钱，搞得后面几家门前的路也不能修，进出很不方便，意见很大。”
村长一说，让我惊讶半晌，真没想到当年不可一世的“敢响叔”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童年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只有几岁。对于当时的情况，其它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但这个敢响叔的形象在我童年记忆中占有重要位置，一直不能抹去。
当时，爸爸不像别人家还有伯伯叔叔帮衬，在当地势单力薄了容易被人欺负。妈妈生下妹妹后，身体一直就不好，根本做不了事，家里家外都是爸爸一个人操劳。
爸爸在那年夏天收了一地西瓜，推着一辆二轮车，带着我到附近旁边的中学摆卖。
一天，长得虎背熊腰，身穿墨绿色衣服，面貌肃然的敢响叔从学校里面出来，俨然一副学校领导派头，来到我们跟前问道：“这瓜红不红？”“红！”爸爸卑躬恳切地回答。
“看过才能确定！”敢响叔脸带不屑，随手在瓜堆里面拿起一个，用手拍拍，敲敲，忽地用力一掰，西瓜被分为两爿。
谁知他勃然大怒：“这瓜能叫红吗？”“啪”的一声，把西瓜狠狠地掷在地上，瓜肉四溅。“我给你换一个。”爸爸急忙说道。
“不用了，你也不用在这里骗人了！”
爸爸说：“我们还是一个村的，我骗你干嘛？这瓜是用腐熟的饼肥肥的，确实很甜的！”
敢响叔说：“瓜不红就不甜！”说着，一把抢过爸爸手中的秤杆，在大腿上一拗，秤杆立刻弯折。爸爸想去阻止，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接着，他掀翻二轮车，所有西瓜碌碌滚落在地，压扁的压扁，破碎的破碎。他还不罢手，还一脚脚地往上面踏，直到红红的瓜肉撒了一地，汁液横流。
敢响叔凶得厉害。爸爸气得咬牙切齿，拿着秤砣本想冲上去和他对打，但回头看看我，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忍了下来。周围有些人围了一圈，指指点点，就是没人支持公道。敢响叔酣畅淋漓地摧毁一车西瓜之后，临走之际，还狠狠撇下一句：“以后不许再到学校这里卖瓜！”
仗势欺人的下场
后来，我们一邻居伯伯告诉我，并不是我们的西瓜不红。是因为敢响叔是中学里小卖部的老板，那时候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学校小卖部垄断经营的范围不仅是整个校园，而且还涉及学校附近周围的地方。那次，我们的瓜车停在学校外面，他认为已经侵犯到他的地盘，就故意挑衅、破坏。
敢响叔实际是倚仗着有亲戚当校长，就霸占了学校小卖部的经营权。后来亲戚下台了，他便丢了饭碗。更可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为抢占市场杀了人，一个吸毒，把家产败了，老伴早几年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了，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丁地生活。
看着他那样可怜的样子，我想，当年多么不可一世，最后却落得个凄凉的下场。假如当年多有些同情心、怜悯心何至于此。
我这些年在外打拼，经历多了，对于敢响叔也没有什么仇恨。看到还有几家门前的路没修，我就对村长说：“那段路我负责修了吧！”
责任编辑：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