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的奇异经历

文╱姚国付
我幼时居住的村子有棵古老的黄楝树,庇荫村人,千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的风吹雨打依然挺立,然而一场“共产”人祸却无情地将它摧毁。示意图。(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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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时居住的村子美丽而优雅,一棵古老的黄楝树枝繁叶茂,千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的风吹雨打依然挺立。然而一场“共产”人祸却无情地将它摧毁。从此人们再也不能享受它的恩惠庇荫,只留下无尽的哀惋叹息!

美丽的家园被摧毁

20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中国中部一个盆地的村子里,村庄坐落在被誉为宝山的三座孤山之间。宝山一座产玉、一座产蓝晶石、一座全是石灰岩,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幼年时那个小村庄不足百人。村子虽小却古老而优雅,村前有一个矩形池塘,四周都是道路,宛如镜子的框,两边那两条路伸入村庄,像是镜子的腿,因此人们说那是一面镜子。池塘的东边有一个排水口,用青石雕凿的石篦子与外面隔开,“篦齿”是偏着排列的,水要折向才能流出,目的是不让小鱼逃跑。村中雨水注入池塘的水路口有一块光滑的长方体青石条,人们踏着它洗衣、洗手、洗脚,很是方便。

池塘南面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片梅园,春夏时节,叶绿花艳果飘香。村西头有一眼圆口古井,青石井梁,周围是光滑的青石井栏,尤其是用辘辘打水的石条,被井绳磨出一道深深的沟槽。何时开始有古井,祖祖辈辈都在此村居住的人的爷爷的爷爷也不知道。

与古井同样古老甚至比古井还要古老的是井边的那棵黄楝树。它到底有多粗多高,人们没有测量过,无法用数字说出,但老人们这样说:有陌生人头一回到这个村子来,在十里八里远的地方问路,人们会用手指着这棵树说“那棵树就是那个村的”,问路的人便心领神会,朝着树走就到了目的地。

黄楝树究竟有多粗呢?它的内部全是空的,只有周围还是“活”的,南面有个“门”,大人们进出无需低头。进到里边向上看,黑咕隆咚看不到顶。它一直是村民的“理发室”,正中间放一个理发专用的带有抽屉的宽凳子,理发的人坐在上面,理发师傅绕着他给他理发,周围坐一圈人一边闲聊一边等着理发。虽然中间的窟窿那么大,只由周围那并不很厚的“皮儿”支撑着上边巨大的树冠,却丝毫没有影响其枝繁叶茂的旺盛生命力。

黄楝树的叶子有多厚多密呢?大人们说:天下半犁墒(约10至15厘米)的雨,树下见不到雨滴。黄楝树的树荫比打麦场还大,纵然是酷暑盛夏,人们只要到了那树荫下,就会顿感秋天来临,适才满身的热汗马上消失得一干二净,那个凉爽惬意劲儿简直无法形容!

一棵古老的大树,不知为多少人遮荫避雨、给人带来多少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一棵功不可没的大树,千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电劈雷轰等自然灾害,都没能使它衰枯倒下,然而一场“共产”人祸却无情地将它摧毁——毛共为了大炼钢铁,疯狂地把它砍倒了!从此,树没,荫消,鸟散,人们再也不能享受它的恩惠庇荫、观赏它的雄姿倩影,只留下无尽的哀惋叹息!

共匪篡权 农民沦为农奴

中共篡权后,把农民的粮食收归党有,又把土地和车辆牛具充公,广大农民沦为没有土地、没有政治自由、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STR/AFP)

村庄周围有三百多亩土地,是那种黄褐土壤,虽不算顶级肥沃,但也属于好地。1949年前那些地多数是地主家的,也有几家小户占有一小部分。地主的地给几家佃户租种。父亲说,我家有爷爷、爷爷的弟弟和父亲三个男丁,有自己的牛、驴、车、石磨和其它农具。租种一百亩地,与地主五五分成,也就等于有五十亩地,每年分得的粮食堆满仓,瓜菜足够吃,芝麻油用缸盛。

爷爷1946年到此村种地,到1949年共匪窃政,仅三年所卖粮食的钱就买了六亩地。其他有几亩地的农民,也都有吃有穿有房住,也能讨到老婆生儿育女。没听说有没饭吃没房住的,更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农闲时,人们自由自在地赶庙会看大戏,父亲则是乘坐着苇席搭的牛拉蓬车去赶会看戏。

共匪篡权后,暂时给穷人分了土地,但没过几年就搞统购统销,先把农民的粮食收归党有,接着搞互助组、红光社、人民公社,又把土地和车辆牛具充公于中共这个最大的地主。广大农民完全沦为没有土地、没有政治自由、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

大锅饭吃不饱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父亲说:“这下彻底穷了!”何止如此!接着又吃“大锅饭”,连锅、碗、瓢、盆等所有东西全被中共没收了。吃大锅饭,极少数干部和食堂里的人吃香喝辣,脑满肠肥脸放光,大多数“社员”(农奴),包括我们全家,只能喝稀粥。大锅饭吃不饱,就暗地里吃野菜、吃树叶、吃酒糟、吃蚂蚱、吃老鼠,直饿得脸浮肿、面黄肌瘦皮包骨,年老体弱的都饿死了,我祖父就是1959年饿死的。全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知道这真相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是大救星,把广大穷苦人民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救出来”的弥天大谎了。

中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荒唐事?一个公社干部在村里开的会上透露了个中秘密。上世纪70年代“文革”(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时期的一天晚上,在散发着驴屎驴尿骚臭味的磨坊里,乱七八糟地坐着被冠以“公社社员”美名的农奴。一个高个子铁锈色面孔的公社干部在给群众灌输党的声音:“没有神仙皇帝救世主,全靠共产党救穷人、给人民造福。共产党的政权一丧失,一切一切都完了。地主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贫下中农就会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纵然共产党长时间全方位进行此类洗脑宣传,仍不能把在“旧社会”过来的人心中的事实抹灭掉。一个贫农出身、1949年之前有几亩地、被称为“疙瘩户”的人暗地悄声跟我说:“旧社会我家有几亩地,也交公粮,但只交不满一笆斗筐,现在是交的多留的少。”这真实朴素的话反映了文革时期农民的贫穷状况,戳穿了共党的谎言宣传。

“共产党的政权一丧失,一切一切都完了”,不是人民要吃苦受罪,而是共产党的既得利益全完了。为了保权保既得利益,他们不惜刮“共产风”饿死人。生于三座宝山之间、良田沃土之上的农民居然穷得一贫如洗,被活活饿死,真是“人间奇闻”!

下乡“知青”终于过上城市生活

知识青年下乡劳动,本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失业的困局,却被誉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有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重体力劳动、几乎为零的收入和粗粮淡饭、贫乏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女生被性骚性侵等残酷现实,使知青们深感受骗、对城市生活深深思念。一个知青在诗歌中写道“城里的夜是奇幻的,淡红色的天啊淡红色的云,一扇扇窗子呀一盏盏灯,甜蜜朦胧,宛如爱人欲睡的眼睛”,激起了我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立志走进那“淡红色的云”中去。

毛泽东死,“四人帮”碎,“文革”浩劫划上句号。中共为了续命,被迫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高考是农村娃能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卖苦力生存的唯一机会。于是,我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经过“血拼”,终于梦想成真,考入了一所示范学校。毕业后在城里工作、结婚、生子,过上了城市生活。

在公园里讲真相 神童鼓励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分析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影片《伪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新唐人电视台)

我在城市里从事教育工作,但自己的理念不被接受推广,只能默默奋斗。工作读书写作之余,就到名胜古迹、公园等地方去访古探幽,接触有识之士增长见识。有一天,在武侯祠获得了一副在书本中见不到的对联:“化育谁克独参尚跂宫墙瞻美富,文明从兹大启会看庠序起风云”,把学校教育对人类文明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对莘莘学子刻苦读书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我常给学生背诵诠释,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在公园内获取知识的同时,我也向别人传播知识,如给人们讲“新中国的六条标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中共是黑社会的六个证据:不在民政部登记、党库国库不分、野蛮宣传、霸占中南海、不依法治国、军队不国家化等。

我还传递《九评共产党》等书籍,播放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伪火》等中共严格禁传的视频(点击观看)。对我所讲的内容,有人很感兴趣,听完后让我写在纸上给他们;也有人反对,那些极端的人曾经打我、骂我、威胁我,还给派出所打电话举报我,我因此遭到行政拘留十天。但我没有被吓住,依然如故。

一天下午,一群“毛粉”在他们的领地——一棵皂荚树下,说毛泽东艰苦朴素,穿补丁衣服。我跟他们说:那个补丁可不是一般补丁,所花的钱比买十件新衣服的钱还多。那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上海补衣师补的,补的补丁跟旧衣服的布纹一样,补的价钱很贵,还是用专机从北京运到上海,又从上海运回北京。对我说的话,有人相信,也有人不信。

我在公园里讲真相救人,小男孩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说我说得对,一瞬间,却不见了踪影。我体悟到这是神佛对我的鼓励。示意图,图为2023年2月27日北京一公园。(Wang Zhao/AFP)

当我准备回家,走到公园西门口时,后边传来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爷爷,爷爷,你说的都对,他们说你说得不对,还说要打你哩。”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儿,白生生的小脸,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小男孩既没有家长带领,也没有同伴相陪。我感激地说:“好孩子,谢谢你鼓励我、提醒我。爷爷不怕他们。”当我走出公园西门再往里边瞧时,却看不见那个小男孩了。这神奇的事让我体悟到,是神佛看我诚心讲真相救人,派个神童下凡来鼓励我!顿时,一股暖流缓缓流过心头……@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王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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