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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知青英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上)

作者:古玉文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连续剧《知青》,引起众多大陆观众的强烈反感和怒火,恶评如潮:当年知青没有剧中的浪漫,只有痛苦回忆,尤其是女知青的血和泪。(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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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4月08日讯】李庆霖,这个曾令中国2000万知青命运翻身大逆转的小学教员,在文革时代叱咤风云,几乎是家喻户晓。1994年他坐牢十七年后被释放出狱,不到十年,2004年2月,76岁的他病故离世。离世前生活凄苦,基本靠募捐治疗疾病。著名作家徐志耕曾这样描述李庆霖:“一生坎坷,一个人的历史是时代的缩影,一个人的不幸其实是社会的不幸。”

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捎带脚儿

李庆霖,莆田县人,1929年出生,家境贫寒。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140斤大米。一生勤奋爱读书,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对时弊有些独立见解。

反右运动中,李庆霖因在福建晋江小教轮训班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对区乡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不满,被邻近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揭发为“反动言论”,李因而被内部定为“中右”。

1958年李庆霖在福建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他接手了一个问题毕业班的班主任,初考没有一个考上的。当年正赶上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因升学率低,他的班主任一职被莆田县教育局当作“白旗”拔掉,同时免去教导主任职务,月薪由50.5元降为42.5元。这是他心中经年的块垒,也为他成名后与地方当政者展开斗争埋下伏笔。

李庆霖在仙游师范读书时,班主任吴鸣銮是三青团区队队长,在吴组织过的作文比赛中,李庆霖获得第一名,被吴看中,欲发展他为三青团成员,对于三青团的主张,李并不反对,但终因舍不得交团费而未有履行加入手续。文革期间,李庆霖因此事被打成“三青团”,后差点被打成“国民党成员”、“美蒋特务”。

上书毛泽东,一状成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社会造成很多弊病:知青离城动员过程中的政治强制手段,很多知青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云南、新疆、黑龙江建设兵团中强奸女知青事件时有发生,知青安置浪费了大量的国力财力,干部子女走后门消极抵制等等。作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罪责难逃。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林下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遭受苦难的事实,并称自己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覆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封信是如何送达到毛的手上的呢?民间有多种版本。有人说是李通过“四人帮”转交的,因为那时只有“四人帮”才能接触到毛党魁。一种说法是由福建省的一名运动员捎带给外交部王海蓉的,由王海蓉再交到毛手中。

李庆霖在接受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调查时说,1972年12月20日,他在家中一张竹桌上用300格稿纸写好了信,信封写上“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 在去邮局的半道上,李突然想起经常看报导上说,毛在接见外宾时,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于是,他打道回府,把信封改成外交部王海蓉收,并附短信致王海蓉,请她转交毛。李说改信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毛能收到信。

1973年4月26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李庆霖的覆信,决定组成13个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13个省区调查知青情况。1973年4月29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托,经福建省委配合到莆田地委面会李庆霖。5月6日,李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回信,不日收到汇款。

毛的回信和李庆霖的原信一字不动地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基层公社一级传达,李一夜间声名鹊起、家喻户晓。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了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关于当前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曝光,如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被社会全面知晓。

李和千万知青的命运同时发生巨变。

反潮流英雄,江青关注

李上书后,毛泽东督促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如果李是党员,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吸收入党;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在福州西湖宾馆八号楼接见李庆霖。1973年7月8日李庆霖写了入党申请书。随后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即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主管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6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红得发紫的李庆霖很快就有点晕晕乎乎了。1973年11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表示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万,流芳百世”。 莆田街头出现了“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等大幅标语,此时的李庆霖已经成了各类政治山头拉拢示好的对象。

1974年江青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作为打击周恩来和中共党内老干部的手段,三箭齐发。作为受到毛恩宠的反潮流斗士李庆霖,自然受到江青的关注,1975年四届人大期间,江青由谢静宜陪同到北京第五招待所代表住处接见了李庆霖。江青对李庆霖说:“你是个农村小学教员,敢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胆量很大。”

中共政治运动的极左狂潮,“英雄”的眩目光环和中央首长的关注使这个本来就有些叛逆性格的小学教员,一下子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理智。

那时,李庆霖经常自诩“中央领导很注意我这个人”,不时地掏出笔记本拍著胸炫耀:“我有电话号码,我有中央的支持。”正如晚年的李庆霖自述的那样:“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各种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上窜下跳,是很自然的。”那时的李庆霖屁股后面别着一把鼓鼓囊囊的枪,动辄跳上前台演讲,以反潮流英雄自居。

老子曰,福兮,祸之所伏。何况是在中共的血腥政治斗争中呢。#(待续)

责任编辑:李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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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8 4: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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