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5月31日讯】马列魔教把自己在中华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其名曰“新中国”；把他们毁灭中华民族的罪行粉饰为“建设新中国”；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挟持、绑架、奴役，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其实，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属于中华，也不代表人民，更非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是20世纪30年代苏俄控制下的“中华苏维埃”的法统在中国境内的延续与变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专制帝国”。所以它既不是“新中国”，更不会去建设“中国”，它的存在正是对代表人类最先进文明的真正“中国”的野蛮侵略和蓄意破坏，以把“中国”彻底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
以中华正统的史观来看：所谓的“中国”，其内涵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地域、政治意义上的国号、人种意义上的种族，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所以，“中国”一词首先是指“中华民族”，她是我们祖先在历史进程中，面对人事变迁、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成败兴衰的社会时势，用以标记我们民族特性、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维护我们民族利益，而对我们民族的所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及精神文明在文化层面上做出的哲理性概括与总称。“中国”乃“中道”之国，是居于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于地理中央的“国家”，“中国”一词有着深刻的道德修炼内涵，她是人类文化永恒的“神灯”。
一、“国家”与“中国”的由来及历史演进（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考察物件）
要明白什么是“新中国”，先得知道什么是“中国”，那就得从“国”的演变史讲起。
“国”起源于“封建邦国制”时代（以社会管理形式为角度界定的历史阶段可参照《历史发展五型态的迷雾》中的相关论述），是指诸侯的封地，其含义与“邦”相同。“国”（或“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清晰政治意义的社会单位”，也即行政单位，它的形成标志着人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简单社会系统开始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复杂社会系统转变，从“氏族社会”开始走向“民族社会”，于是，社会管理方式也就相应地从“氏族治理”演变为“邦国治理”，之间对比关系标示如下（图1）：
可见，“国”就是人类在民族社会形态下，对其所采取的邦国治理方式下的基本行政单位的称呼，其最初含义与今人所谓的“国”大有区别（今天的“国”正是在封建邦国制时代“国”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期间经历了“国”的地域范围的扩大、政治含义的定型、以及文化内涵的统一等等复杂的历史过程）。
“家”是封建邦国制时代的另一个行政单位，指卿大夫的封地（一般由诸侯对自己的亲属近臣所封），在行政级别上稍低于“国”（或“邦”）。“家”和“国”本是含义相近的概念，也由于其同属社会行政体系，所以常常互文连用以表示诸侯的整个封地，称为“国家”、“家国”（或“邦家”、“家邦”），其含义与“国”相同。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国”与“家”却经历了完全相反的过程，“国”的意义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丰富，最终成为整个民族文明的总称，并在称呼上演变为双音节的“国家”；而“家”的意义则越来越小、内涵越来越狭隘，最后只用以表示亲属社会关系组成的最小社会团体，其地缘关系性彻底丧失，完全回归了血缘关系性。这是“国”与“家”在概念上的演变过程，下面讲讲“国家”的历史现实演变。
我们民族大概在黄帝时代就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吧！因为“民族”与“国家”是基于地缘关系、在不同逻辑角度下同时出现的、互相对应的历史形态（见上面图1所示），既然“中华民族”起源于黄帝时代，那么“封建邦国制”也应从那个时代开始形成出现。这个假设也很符合逻辑，因为到夏商周时期，华夏大地上已经成邦国林立（封建的产物），动辄数以万千计，推根溯源其发轫自然要追寻至黄帝时代了（可惜上古史料太少，作为学者只能依靠逻辑推演，而无法做详尽的历史考究了，但至少可以认为黄帝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而夏商周时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期间自然有一个社会管理制度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过程）。
封建时代的邦国关系是一种“松散的地缘政治关系”，实力最强大的邦国君主以天下万邦的“宗主”而居“中央”（关于中央的意思涉及到中国的来历，下文有解）君临四海，其称号上也有别于一般邦国的“公侯”，而称为“王”，又尊称为“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子”对诸侯国有直接的操控权力，“天子”只是诸侯国名义上的“宗主”，它的意义只在于荣誉与号召力，并不直接管辖诸侯国内的具体事务，而诸侯国“公侯”对自己封地（国家）内政务的处置也无须通报“天子”，无须对“天子”负责。诸侯国对宗主国只履行一定的祭祀、纳贡及出兵打仗的责任，祭祀是封建时代的礼，也就是政治法律方面的责任，纳贡是经济方面的责任，征战是军事方面的责任。这样，诸侯国与宗主国之间通过祭祀、纳贡、征战的方式而形成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一性联系，以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下的“国家”的雏形。
封建社会末期，宗主国的地位逐渐削弱，天子已不能号令诸侯，徒具名号。经过诸侯国之间的征战与吞并，邦国林立的局面被打破，邦国的数目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实力强大的邦国成鼎立态势。在此过程中，历史沿着以下的逻辑线索演变：“松散的地缘政治关系”向“紧密的地缘政治关系”发展；诸侯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平行行政关系”向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垂直行政关系”发展；“邦国治理”方式向“郡县治理”方式发展，等等。这一切都意味着封建社会行将过去，而新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现代意义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新型历史阶段形成并定型的。各种角度下的历史阶段之对比关系如下图所示（图2）：
| 社会联系纽带 | 血缘关系 | 地缘关系 | |
| 松散地缘政治关系 | 紧密地缘政治关系
（紧密地缘文化关系） |
||
| 社会历史阶段 | 氏族族长制 | 封建邦国制（分权） | 中央集权制（集权） |
| 社会治理方式 | 氏族治理 | 邦国治理（平行行政） | 郡县治理（垂直行政） |
| 社会形态标志 | 氏族社会 | 多民族社会开始 | 统一的多民族社会成型 |
| 民族社会 | |||
（图2）
一般来说，现代意义的“国家”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①基本稳定的疆域；②统一的行政系统（包含文政军事两方面）；③统一的标准体系；④统一的文化传承。
公元前221年，周朝封分以来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被秦所灭，秦国一统天下，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局面。秦的统一为现代意义的“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根据以上的四个标准，秦帝国在当时至少完成了前三项工作（第四项由随后的汉朝来完成）：①秦朝时代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其所控制的疆域之辽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后世华夏儿女开朝立国的基本地域范围；②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随疆域扩大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委派地方官垂直管理，统一了全国的行政系统；③统一了当时混乱的标准体系，如测量领域的度量衡，经济领域的货币，文化领域的文字等等。这些改革使中国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使传统“国家”的内涵和实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的“国家”不再是诸侯的封地，而是包含整个“王土”，在地理意义上近似于从前的“天下”，在政治意义上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新王朝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实体的总称。
当然，现代意义的“国家”还需要稳定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来支撑（这样，“国家”在文化意义上就近似于“民族”），但由于秦朝的短命，这一最重要的工作只能由随后的汉朝来完成，相对于秦朝只是建造了一个帝国所需要的硬体系统而言，汉朝可以说是为这个硬体系统开发了软体作业系统，使之真正具备了可操作性。以儒学（实为外儒内道）为“立国之本”的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着经秦末的战乱及汉初的拨乱反正后，发源于黄帝时期的中华文化在汉朝终于迎来又一次的辉煌，中华文明开始进入了另一个成熟阶段，“外儒内道”的修炼文化以“国家”的形式正式成为我们民族的核心精神，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也于此基础上正式成型，并在这套软硬体良好结合的系统上一直稳定运行2000多年至20世纪初（后被共产党毁坏，这正是本文要讲的，见下文）。我们今天称自己为汉人，称中华文明为汉文明无不源于那个光辉的时代，承受她的文明之光的恩泽。
总结一下：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包含三层意义：①在地理意义上近似于传统的“天下”；②在政治意义上等同于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朝”；③在文化意义上等同于“民族”（民族是基于文化而言的，下文有解）。
现代意义的“国家”与封建制时期的“国家”之区别：在地理意义上，前者的范围远远大于后者；在政治意义上，前者是中央集权制王朝，后者只是封地（属于当时政治实体的一个基本行政单元）；在文化意义上，前者担负着传承文化的主体责任，后者只是传承文化的单元载体。
现代意义的“国家”形态的形成，标志着“王朝史”的真正开始（相对应也可把封建时代称为“国家史”，那时“邦国”或“国家”作为封地是不稳定的，“国家”之间相互吞并或被迫举国搬迁是常有的事），由于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意义，“国家”在范畴上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历史地位。我们今天常说：“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很显然，这里的“国家”不是指哪一朝哪一代，更不是指封地，而是对我们整个民族5000年历史的总称，那么此“国家”既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地理上的疆域变动不定），也非政治意义的国家（王朝也是更替轮回），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只有文化是最稳定的），相当于“民族”的互文代称，所以，也经常把“国家”和“民族”连在一起使用，如“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其稳定的文化范畴的意义，这个越来越明显的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在历史上早有一个专用的尊贵名称，那就是让无数文人唱不尽赞歌，让无数英雄思之神往，让历代几乎所有王朝都想在法统上继承、在名号上标明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意义的“国家”可说是“中国”拓展的结果，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第三个重要阶段（下文有解）。
什么是“中国”呢？
“中国”，顾名思义，“中央”之国，但绝非一般地理意义的中央。她的起源至少也应该追溯到“国”产生的时代，即封建制的开始阶段。“中国”的意义关键不在于“国”，而在于“中”，当我们的祖先凭借高于周边地区的文明而有了“居中央（或处中位）统治四方”的思想时，可以说“中国”已经产生了，解读“中国”其实就是解读“中”。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中”有着异常深远的含义，在方位上“中”表示四方之内，天地之心，在属性上表示不偏不离、阴阳合和的状态，这正符合“道”的要求，所谓“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可见“中”在我们文化体系里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地位，儒家以中为道，守中之庸（庸为常），以“致中和”为入世修炼的最高境界。很显然，“中国”一词开始时就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她起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炎黄文明”开始的地区（既以炎黄为祖先，更早的文明就暂不追究了），她一出现就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文化意义的，这就好比黑暗中的一支灯，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中央，并以此中央为圆心把她的光芒由亮到暗向周围辐射。所以，“中国”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指最发达的地区、最高度的文明、最先进的民族，这样的“中国”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自然是起源于黄帝时期，属于黄帝开创的文明体系，因此，黄帝才是“中国”之民族的祖先。
可见，“中国”是居于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于地理中央的“国家”（邦国）。大陆一些学者在考证“中国”的来历时，认为古代生产力水准低下，地理知识匮乏，祖先总是以为自己住的地方在天下之中央，认识上产生了误会，所以才叫“中国”。这真是无稽之谈，且不说在地理意义上我们祖先的认识也并没有与现代地学的结论相违背（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就算以地学规律来理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叫做“中国”，那也存在一个名位竞争的问题吧！即谁才应该是“中国”呢？谁才可以配得上称“中国”？既然地理意义上大家都平等，那就抛开地理不谈，比一比谁才符合“中”的属性，拥有“中”的教化，以“中”之道来立国？惟有如此无处不“中”的“国”才可以配得上叫做“中国”，才能以其“几于道”的高贵文明来指导臣民、教化同类、辐射周邦。而这样的“国”除了我“炎黄文明”之“国”，还能有谁？“中国”乃“中道”之“国”，这正反映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特征，也是我们“国家”与“民族”赖以存在、维系、发展、壮大的根本。到近代，“华夏族”（汉族）以“天下第一民族”的姿态傲立世界东方，不正是以“中道”为立国之本的“炎黄文明”之特别优秀的明证吗？
“中国”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如下：
①黄帝时期
由黄帝开创的以道德修炼文化为宗旨的人类文明是“中国”的起源，她像一盏神灯，照亮了5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中国”最初的疆域。“民族”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邦国”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中国”也应在这个时期有了她的实指。至于“中国”这个名号是不是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存在？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无法考证了，但如果能懂得“中国”以“中道”立国的由来，这一名称的考证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实”已存在，“名”在什么时候出现又有何妨呢？
②三代时期
从夏商周开始，名称上的“中国”逐渐现于史料。考古发现，“中国”一词在西周武王时已被使用，而更早的商人则称自己的国为“中商”，相当于“中国”的商代阶段。可见，“中国”之文明经五帝以后已逐渐发展壮大，一脉相承的道德文化体系已深入黄河流域各部落的民族心理之中，成为他们追求和实践的目标，并影响周边地区，使加入到“中国”的邦国和民族越来越多（这个时期“中国”的扩大实际上并不是宗主国独立完成的，而大多缘于分封的边缘邦国对周边地区的经营与开拓）。
③秦汉时期
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邦国制时代，“国家”一词有了新的含义（见前文），地理意义扩大，政治意义增强，文化意义凸显。后经汉朝的经营，以外儒内道的立国之本继承了“中国”的正统文化，“中国”和“国家”渐成一体，文化意义的“中国”与地理意义的“国家”以“政治实体”的形式互结姻缘，于是，“中国”有了相对稳定的疆域，“国家”获得了文化的身份（文化居内，制度居中，疆域居外，三个层次关系下文有解）。“中国”的名与实、神与形、体与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此已成为“名实相符”、“形神皆备”、“即体即用”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两汉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疆域、文化、民族主体等领域已基本定型，延续2000年直至中华民国时期。此间经历了外族入侵，王朝更替，政权林立，疆土分裂等各种复杂情形，但“中国”却一直存在，因为祖传的文化从来没有被入侵、从来没有被更替、从来没有被分裂，因此，“汉民族”才越来越壮大，成为当今天下第一民族。
④中华民国时期
20世纪初，由孙中山开创、由蒋介石继承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帝制”，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民主宪政制”的新型“共和”政治制度，使“中国”进入了现代阶段。但这个时期由于日本侵略、俄共主使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渗透，“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主权被割，领土被占，在文化上更被共产主义彻底地破坏，使“中国”处于亡国状态（下文再解）。
[注：传统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90年代又复活、壮大，以道德修炼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传播全世界，正使“中国”在21世纪走入全面复兴的阶段，扭转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局面，使人类文化的传播回归到东学西渐，由“中央”辐射四周的正常轨道，“中国”将又一次成为人类文化的神灯，先进文明的光源。]
顺便解释一下近代的历史，以解开许多人心中不解的结。“炎黄文明”既然那么优秀为什么近代又“落后”于西方，要学习西方呢？
首先，文明的优劣不是靠武力的强大来决定的。蒙古人在历史上不但侵占了我们的国家长达80多年，而且其势力远达今天的东欧，武力不可谓不盛吧？但没有人认为蒙古人的文明优于我们华夏族的文明。反过来，如果谁厉害谁就优秀，那么流氓比君子厉害（由于其不讲道德的手段），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流氓的文明比君子优秀？文明的优秀是由文明所处的道德层次来判定的，此为其一。
其次，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落后于西方。近代受欺辱只是历史的暂时，属于漫长历史中的正常部分，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经常遭受周遍落后民族的侵略，丢土失疆、割地赔款是常有的事，但并不是由于我们文明的落后，而是由于政治集团的腐败与堕落使代表先进文明的“中国”国力衰弱，不能有效整合军事力量来抗敌所致的！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与文明的先进或落后是不能划等号的，此为其二。
再次，我们学习西方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比西方落后。“中华文明”在近代受到西方利益原则的冲击，道德层次下降，社会关系趋向利益原则，所以才学习西方利益平衡原则下的制度文明，这是学习比我们“中华文明”层次低的部分（可参读《斗争论颠覆社会常态》一文），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的“中华”还将是以道德立国，回升至道德社会关系，并辐射西方，此为其三。
最后，历史上所有侵略我们“中国”的外来民族只有两个下场，一是放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加入到我们“华夏族”先进文明的行列中来，二是被稍后奋发图强的“中兴”政权赶出“中国”。西方国家不也是这样吗？19世纪开始侵入“中国”，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对百年来外来侵略势力的总反攻），其侵略势力被逐一赶出“中国”，近年来又被我们“中国”正统的道德修炼文化所影响，正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神光照耀的一部分。所以，所谓的“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只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及无神论毒害下对历史的误解而已，此为其四。
本章小结：“中国”——人类文化的“神灯”，既是逻辑上的“道德国家”，也是历史中的“先进文明”，这么重要的事实，到今天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了！
二、“民族”与“华夏”的由来及历史演进（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考察物件）
“中国”是我们文化意义的国号，而“华夏”（汉）则是我们文化意义的族号，二者互文对应，是“国家”与“民族”在我们文化体系中的具体称号，上文讲了“中国”一词的深刻内涵，下面再讲“华夏”一词的华美寓意。
“民族”，按照大陆教科书的理解，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这一定义把凡是“民族”拥有的都包罗进去，却没有点明“民族”的实质是什么。“民族”实质是指在统一文化范围内的氏族联合体（民族出现后，民族之间又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或者也可以说稳定的共同文化是“民族”唯一的特征。
从前文知道，“民族”开始于氏族融合的时期，社会联系方式从血缘关系纽带开始演变为地缘关系纽带，从前稳定的内部联系——血统——被打破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如此众多的氏族部落，如何才能把他们重新整合成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社会联合体，惟有用共同的文化来完成。可见，“民族”既不是血缘的，也非地缘的，而是文化渊源的，无论是什么血统，无论居于何方，只要是同一种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那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
解释一下，以血统而论，今天的“华夏”族成员大部分已非“炎黄”的后裔，但都以“炎黄子孙”来共称呼，说明我们是继承了“炎黄”所传的共同文化，如此才有资格称“炎黄子孙”，否则这个子孙又是从何说起呢？以地域而论，今天“华人”的足迹遍布全球，国籍（政治地理意义的国家）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说着汉语、用着正体文字（大陆所说的繁体字）、信守儒释道精神、用天人合一的思维来看待事物、思考知行、舍取审美，继承我民族道德修炼文化的就都是炎黄子孙；以国外的例子来看，犹太人亡国后曾在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达一千年之久，期间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土，但犹太这个“民族”却一直保存下来，没有覆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这缘于犹太人在苦难中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所以才能等到20世纪回归故乡的那一天。可见，惟有文化才能使地域分散、血统有别的不同部落、不同人群形成具有共同心理（思维方式）、共同传统、共同制度、共同信仰的统一“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
我们“华夏民族”是以“炎黄”开创的道德修炼文化为根基发展繁衍出来的“先进民族”，环顾世界，惟有我们“民族”完整地保留着上古圣人开创的人类最正统的文化——道德修炼文化，这是“华夏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担负的特殊使命，是我们的无上荣誉。“华夏族”（或“汉族”，近现代以来也可简称为“华族”），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分明的时期，如下：
①黄帝时期
大约5000年前，居住在沿黄河流域今陕西中部、河南西北、山西西南一带（大概的范围吧，这个问题上不作细究）的姬姓黄帝部落与姜姓炎帝部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而融合成新的“炎黄”部落，并不断向四周扩展，逐渐影响征服了周围的黎、夷、苗、戎等部落，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部落联合体”（这大概就是“邦国”的前身吧）。这表明我先民正开始从“氏族社会”进入“民族社会”，“炎黄”遂成为我“民族”的始源，黄帝成为我们的人文始祖。
②夏商周时期
黄帝以后，“炎黄文明”又经尧舜禹时代，进入了“夏”时期。“夏”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国号，也意味着远古“无为之治”的终结，近古“礼治”的开始。“夏”历经400年的发展，其文明辐射周边，文化影响日益深远，因此，虽然夏朝灭亡后历史又经商周两朝，但随后的商周却都以“夏”的继承者自居。此时，“夏”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号，而更成为一种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后继王朝及周边地区仰慕和效仿的楷模，因此，“夏”又被赋予了诸多美好象征，在原义（原义本文不考）基础上被引申为“雅大”之义。周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它们的势力强大以后，也都以 “夏”的正统而自居，于是就有“诸夏”之谓，与之相应的是“蛮夷”，所谓“明夷夏之辨”就是要明辨我族与异族、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区分。可见，“夏”在此时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代号，标志了从黄帝开始的一种一脉相传的先进文化系统。
“夏”后来又衍变出“华夏”一词。“华”字本义原为“花”，后来引申为光华、美丽、鲜艳等意思，那么“华夏”就是“光华鲜美高雅盛大”的意思，其寓意大概是说我们民族的文化既高大又先进，象阳光一样光辉灿烂、普照四方，象鲜花一样美丽鲜艳、芬芳四溢，如此看来，“华夏”实乃我民族最美丽最浪漫的称号。
③两汉时期
两汉以后，由于汉朝的盛世武功，“汉”开始成为我们民族新的称号，其意义也如“夏”一般被赋予了先进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文明”的标志，而“汉族”也以其高度的文明不断融合周边的民族，逐渐发展成今天全球最大的民族。
“汉”与“华夏”，二者在民族指称上本没有区别，仅在文辞上“华夏”有诸多美义，而“汉”只源于刘邦的封地地名没有特殊的含义。魏晋时人注重审美，古语的“华夏”符合魏晋人士的审美需求，于是这一逐渐废弃的称号又活跃于文章辞藻之中，并一直沿用至今。
④近代时期
“华夏族”发展至近代，文化意义更显，在含义上超越了“汉族”，成为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周遍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接受“汉文化”所教化）在内的所有“中华”疆域内的民族共同体的统称（在成员上也包括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这反映出“华夏族”的文明之光在5000年后的今天依然影响辐射着周边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民族融合的过程在现代时期依然以历史的一贯规律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华夏族”这个世界上最具包容性，从不发生血统清洗、种族迫害的道德高尚、文化先进的民族正在以其无比宽阔的胸怀不断地接受着新的成员。
[注：1949年之后华夏族遭劫，内部已经被改造为非华夏族，但在海外真正的祖传文化依然保存完整，假华夏族与真华夏族共同影响着周边地区及全世界，情况异常复杂，本文此处只作简单处理，着眼于未来拨乱反正后的正常历史状态，而对华夏族遭劫的历史过程留在下文详解！]
略解“中华”的由来
“中国”与“华夏”在两汉以后逐渐统一起来，国号和族号合二为一，于是有了新的名称——“中华”，大概是取“中”之深义、取“华”之美义，哲理和审美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中华”一词既可用于“民族”称号如“中华民族”，也可用于“国家”称号如“中华民国”，近代以来，“中华”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与“华夏”的代称。
“中华”、“中国”、“华夏”是我民族独有的称号。放眼全球，综观古今，也惟有我们民族不仅能给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冠以如此意蕴丰富、如此华美瑰丽、如此寓意深远的名号，而且也能以此“中道”立国，传承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光华盛大的、完整体系的道德修炼文化，此实乃我民族之福，之德，之无上荣耀！
三、历史上的“中国”复杂表现状态之辨析——统一、分治、失土、亡国等
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国”的发展此起彼伏、错综复杂、波澜壮阔，其间演绎了太多的成败兴衰、聚散离合、变化无常的历史悲喜剧，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迷团。“中国”，什么时期起源？什么时期成型？什么时期是统一？什么时期为分治？什么时期被侵略被占领处于丢失国土的状态？什么时期又算是亡国或半亡国状态……等等一系列疑惑，一直是后世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显然，仅仅基于史学的角度是无法把如此混乱的历史片段整理成合理的历史逻辑的，惟有以历史哲学的高度先界定各个状态的衡量标准和原则，才能以此标准和原则去考察历史的现实状况，从中得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的真实逻辑。
首先，这里有一个基础的逻辑原则——系统层次法。
以往的大陆学界考察历史中的“国家”状态，从没有以系统的角度用清晰的垂直层次关系来看待，而是把疆域、政权等分裂成独立的因素各自考察，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以18世纪中叶清朝所统治疆域为界线，凡是历史中在这个领域活动的政权和民族都是“中国”的政权和“中国”的民族。这完全是从地理疆域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是在最肤浅的层次上研究问题，不但割裂了政治实体和统治疆域的统一体关系，而且抛弃了最核心最深层的文化因素，于是他们当然不知道最至关重要的中华亡国状态是什么，最后认贼作父的种种荒谬行经也因此可以想见了。
前文所述，现代意义的“国家”包含三层意义，地理意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其实也指明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是由从内到外的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如：文化是精神层次的，居最内核；政治实体是制度层次的，处第二层；疆域是物质层次的，居最外层。我们一般观察一个“国家”也是从外到内看到了这三个层次，如：先看到这个“国家”现实的可见的疆域，再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再进一步才能思考到这个“国家”的核心精神即思想文化，这既符合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实践规律，也说明了“国家”是由不可分割的一些要素所构成的完整社会系统。
可见，以系统层次法而言，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是由思想文化、政治实体和统治疆域等三要素组成的社会系统，此三要素从内到外紧密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整体。从精神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物质层面、是研究社会系统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原则，是面对诸如“国家”这一类复杂社会系统时不可忽视的基本入手点，这是现代系统论的精髓思想，是作为人文社科学者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方法。（可惜当今大陆学界能懂得此道并自觉运用于学术研究的人少之又少，马列主义毒害中华，当今大陆早已没有真正的哲学学术及真正的哲学精神，以致社会历史领域的学术糟粕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思之不禁让人神伤。）
同样，我们研究“中国”也是从这三个层次来入手，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如何以道德修炼的精神内核，演化出制度层面的政治实体，再如何以政治实体统治势力的延伸、而形成现实的政治文化疆域。很显然，三个层次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构成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种种复杂的表现状态。要把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同历史阶段界定为逻辑清晰的不同“国家表现状态”，惟有用系统的方法，以系统内要素的相干运动为考察物件，观察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变化，以此变化（以一定的量来规定）的深浅、大小及对整个系统状态的影响程度来标定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不同表现状态。
先确立几条基本衡量准则，如下：
[注：以下“中国”一词是指以炎黄文明为传承，以华夏族成员为主体，而形成的政治实体与统治疆域相结合的社会系统，是三要素组成的整体，所以要始终以“系统中国观”来理解，而不能看着“中国”两字，脑子里想的却是疆域或别的什么。]
①“中国”的立国之本——道德修炼文化——被毁灭，则“中国”处于亡国状态；
②“中国”的政治实体被异族取代，疆域大部分被异族占领，族人大多被异族统治，但“中国”的文化没有被其毁灭，此时“中国”处于半亡国状态；
③“中国”的政治实体部分被异族瓦解，疆域部分被异族占领，族人部分被异族统治，此时“中国”处于失土状态；
④“中国”的政治实体不只一个，这些分立的政治实体所分治着不同的疆域，则“中国”处于分治状态；
⑤“中国”的政治实体只有一个，统治一定的疆域，则“中国”处于统一状态；
以上五条逻辑原则所代表的五种状态可以相互演化：如失土状态由于异族的汉化而演变成分治状态，分治状态由于政治实体的合并而演变成统一状态，同理统一状态由于政治实体的分裂而演变成分治状态，分治状态或统一状态由于异族的部分入侵而演变成失土状态，失土状态逐渐扩大而演变成半亡国状态，半亡国状态由于侵略者的汉化再演变成统一状态，同样半亡国状态由于对文化的进一步毁灭而演变成全亡国状态……等等。如此复杂的运动变化情况都需要我们基于严密逻辑、认真思考、在历史阶段上给予明确的标志，但届于历史的实际太复杂，笔者在这里也只能对其中的不同状态大致作一粗浅的概括，暂不作详细的考证，如下：（但欢迎有志者能基于以上的逻辑原则去考证研究，并对笔者的错误给予批评指正）
统一状态：西周前期，秦，两汉，西晋，隋，唐，明，清中期；
分治状态：西周后期，东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两宋；
失土状态：东周，东晋五胡十六国，北宋前期，清后期，中华民国前期（大陆时期）；
半亡国状态：元时期，清初期，第二次卫国战争时期（该新名词下文有解）；
亡国状态：中华民国后期（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时期）。
中国的历史在周以前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只考察周及其以后的历史状况，但可以推测，五帝夏商时期与同处封建时期的周朝情况应该有类似。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下的讲解只作逻辑线索的整理，而不作历史阶段的具体考证，对于比较明显的只略作说明，对于争议较大的或者很少有人说过的结论则稍作论证。
周时期：周时中国处于封建时期，现代意义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但中国却有其实际表现状态。西周初期，周天子的权威可以号令天下时，中国是处于统一状态（不能因为封建制下宗主国与诸侯国的松散地缘政治关系而否认这种政治实体的统一性，只是它的统一性比较脆弱而已），当诸侯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周天子的地位旁落时，中国便处于分治状态。而后的东周既是西周分治状态的延续，又在周边异族入侵打击下处于失土状态（很多周分封下的“中国之邦国”被异族所灭），当然了与此同时一些势力强大的正统“中国之邦国”也在向周边拓展征服，这段时期的历史异常复杂，直到秦一统天下，异族与我族的吞并冲突状况才暂时告一段落。
秦时期：秦起源于异族，但被周王封分后，逐渐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其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废封建、立郡县、创建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将“中国”由封建邦国制转型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成为“中国”在现代意义国家体制下的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两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全盛时期，外儒内道的立国之本完全继承了黄帝时期传承下来的先进文化，是一个标准的统一的中国。
三国时期：曹魏、蜀汉、孙吴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此时的中国处于分治状态。
西晋时期：三国的三合一版本，标准的中国，短暂的统一时期。但随后的内乱又导致异族入侵使中国处于失土状态。
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内乱，晋室南迁，北方大部分落入异族之手，中国处于失土状态。期间北方入侵胡人又不断汉化，使中国向分治状态演变，至北魏时期演变为清晰的南北分治状态。
南北朝时期：北魏结束五胡十六国时代，统一北方，并实行彻底地汉化，使其国家系统完全地“中国化”，与东晋随后的南朝呈南北对峙，使中国处于分治状态。
隋唐时期：此两朝的境况有如秦汉，是一个帝国的两个阶段。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实体又合并为一，疆域控制了汉族居住区的大部分区域，并向外发展，但最伟大之处还在于这个时期使传统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交相辉映，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唐朝是一个标准的统一状态的中国。但末期藩镇割据，又进入分治的准备状态，为五代的到来拉开帷幕。
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政权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是中国的又一个分治时期。
辽金西夏两宋时期：北宋虽然统一了南方，控制的中国疆域也达到当时汉族的大部分区域，但由于强大的辽国的存在及随后金的崛起始终不能算是中国的统一状态。辽金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可以算作是中国的失土状态，后阶段由于辽金的汉化而演变成分治状态；南宋联合蒙古灭金（金此时已是中国的王朝），相当于将北方河山拱手相让蒙古，此时中国又处于失土状态；随后蒙古入侵南宋约半个世纪更使中国处于严重失土状态，最后蒙古占领全国，灭掉了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实体，使中国处于半亡国状态。
蒙元时期：中国的半亡国状态。大蒙古帝国武力极盛一时，在当时一共建立了四个汗国，相当于四个邦国（蒙古实行封建制），分别为中亚的察克台汗国、波斯的伊儿汗国、俄罗斯金帐汗国及东方的元帝国。大蒙古帝国在铁木真时期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后经窝阔台、贵由、蒙哥经营，尚能维系统一局面，蒙哥战死后，大蒙古国选举阿里不哥为大可汗，遭到忽必烈的反对，忽必烈此后专门经营东方，创立元朝，蒙古国开始分裂，进入分治状态，而对中国而言，则由失土状态演变为半亡国状态，全部区域沦落蒙古人手中。至此，华夏族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里，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里，没有任何一个自己族人所建立的专门传承自己文化的政治实体。
只所以称为半亡国状态，原因如下：
其一，元帝国系外族入侵而建立的帝国，它的建立是以毁灭中国所有的政治实体并占领华夏族所有的居住区为代价的；
其二，在制度层面上元帝国由于统治汉人的需要也实行一部分汉族制度，但始终没有完全汉化，汉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没能融合在一起，帝国始终维系在一种侵略占领状态之中，其法统从来没有被汉族人所完全接受；
其三，元朝统治期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为最上等，西域胡人为次等，汉人与南人则为次下等、最下等。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会有的现象，而只是在亡国时才会出现的情形；
其四，蒙古人不歧视我们的精神系统，儒释道三教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消灭。
因此，蒙元时期为中国的半亡国状态。
明时期：明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使中国重新进入统一状态。
清时期：清初期乃异族入侵，不但江山大部分沦陷，更在服饰仪表上强迫汉人满族化，使中国处于半亡国状态；入主中原后，康乾时期满族开始全面汉化，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成为炎黄文明的继承者，此时中国复兴，进入统一状态，清人的武功又盛，开拓边疆，使中国的疆域达到了历史上最广阔的时期；清后期，西方文明开始侵入，掠夺占领中国疆土，使中国进入失土状态。
中华民国前期（大陆时期）：军阀时期既是分治状态，也是失土状态；国民政府时期内部政治实体统一，但由于清时期割让了国土，中华民国不承认这些占领的合法性，依然处于失土状态；第一次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日本入侵更处于严重失土状态；第二次卫国战争（此新名词下文有解）期间，中华民族全面溃败，处于半亡国状态。
中华民国后期（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时期）：第二次卫国战争失败，马列民族取代了华夏民族，炎黄文明在大陆被彻底摧毁，仅在台湾留下火种被保存起来，中国处于真正的亡国状态，中华民族进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下文详解）。
小结：系统中国观（兼论狭隘国家观）
“系统中国观”就是以系统层次法来研究“中国”，把“中国”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政治实体、统治疆域相统一的“活动社会系统”来看待，而不是把她分割为领土、主权、人口等等今人所理解的“狭隘国家观”下的基本元素来对待。
“系统中国观”的核心因素是文化，而“狭隘的国家观”的核心因素是政治实体，并没有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所谓领土、主权、人口相结合不就是系统观下的政治实体和统治疆域吗？所以，缺少文化要素的狭隘国家观总是喜欢标榜自己的“大一统”观念及“民族平等”理论，甚至要突破历史局限性，把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抗击外来侵略的楷模人物从民族英雄的牌位上取下来，看看吧，他们的“大一统”仅仅只是讲政治实体的高度集权，他们的所谓“民族平等”实质是取消中华民族，推根究源不就是混淆了“失土”与“分治”、“半亡国”（或“亡国”）与“统一”等不同历史状态的清晰分野吗？这恰恰是他们的国家观中缺少了至为重要的文化因素而导致的！
如果不讲文化的因素，只是以18世纪清的疆域界限为地理框架，认为凡是在这里活动建立政权的就都是中国，那么此中国的实质又指什么呢？远的不说，就以近代日本入侵为例，按照这种理论，那么日本入侵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政权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岂不是纯粹没有必要了？中日战争的惨烈与明清、宋元之战争的惨烈又怎么能相较得出高下呢？只是一个离我们近，一个离我们远，一个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一个用古代的技术手段，但其“异族与本族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之事实在历史的当时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要素，也是一个现代意义国家的核心要素，惟有在文化的标准下，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现实之间才能划出清晰的经纬线，标明每个历史事件实际所处的正确方位，让我们后人研读这幅史卷时才能头脑清晰，不至于连自己的祖先也找不着了！
在“系统中国观”下，我们不妨把“中国”看作是天地之间的一个灵性生命：她有着自己的大脑与思想，有着自己的系统与结构，展现着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效用，她在东亚地区左右上下不停地活动达5000年，她的身体在历史中不断改变形状与大小，有时分化成数块，有时又合成一体，有时扩大，有时又缩小，她的局部机体有可能遭受异质入侵，暂时遭到破坏，但她又会以内部最活性的抗体来修理和复原，在某些时期她也可能感染厉害的外物杂质，遭受重病，被异质杂物完全支配，但一段时间后其内部又生出活性元素或把外物排出体外，或者把它们全部改造，使之与己身融为一体，这都算是她生命的延续与发展的正常时期，偶尔的病苦也只是成长过程中的磨砺罢了。而一旦当她的大脑被清洗，被改造，被输入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指令，使她展现出与五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变异行为和状态，并且对从前的自己完全没有记忆时，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她已经被附体所主宰，成为附体生命的一部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正是这样，下文再讲。）
系统中国观，正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华夏族的发展史及她与周边地区非华夏族关系的演变史，中国的分治、统一、失土、亡国等历史状态几乎都与周边非华夏族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内部政治力量的搏弈都是在特殊的外部环境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内与外”的区别，“夏与夷”的明辨，是我们面对自己的国史时始终应该恪守的文化疆界，维护国家利益最核心的就是维护我们一脉相传的民族文化，她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是5000年来我们屹立东方，不为外族压迫所摧毁的民族意志的源泉。源泉不枯，中华民族永远旺盛！
最后附一图（图3），简单整理一下历史上的中国之不同表现状态的条件关系，前提是传统文化未被毁灭的情况，如下：
| 政治实体 | 内部多政治实体并存 | 政治实体被取代情况 | ||||||||
| 统治疆域 | 1 | 2 | 3 | …… | N | 被内部取代 | 被异族取代 | 传统文化未被毁灭 | ||
| 统治部分疆域 | 分治 | 分治 | 失土 | |||||||
| 统治大半疆域 | 分治 | 分治 | 严重失土或半亡国 | |||||||
| 统治全部疆域 | （唯一政治实体时）统一 | 统一 | 半亡国 | |||||||
（图3）
四、“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状态之辨析—— “中国”的毁灭与亡国
20世纪的“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大关头。这个时期分别代表不同社会追求的东西方三种文化（详解可参见《斗争论颠覆社会常态》）在中国的大地上风云际会，正进入争锋较量的最紧要关头。
19世纪中叶，西方利益原则文化强行登陆中国，以血与火的方式拉开了近代文化融合的序幕。古代由于地理环境所限制而不能完成的文化交流在技术条件取得重大突破的近代又启动了它一贯的程式，东西方，人类历史上独立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体系在此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激烈碰撞，中华大地上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于此同时，在西方的大本营，一种变异了的西方文化开始悄然兴起，号召以“无序斗争的利益独享原则”取代“有序竞争的利益共用原则”的共产主义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三种文化的详解可参见《斗争论颠覆社会常态》），并积极向东方传播。到20世纪“五四”时期，三种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呈现出这样的暂时局面：中性的西方文化由于在利益方面没有能即时满足国人强国富民的迫切愿望而开始遭到了怀疑；良性的中华道德修炼文化在西方利益原则的侵略下逐渐不能再约束国人，开始被一些充满愤懑情绪的知识份子所全盘否定；而宣导暴力运动的马列主义之恶性文化则被更为激进的部分知识份子所接受，成为他们眼中“救亡图存”的良药，并被奉为圭臬。三种文化倾向就像是三种不同成分的反应物，一旦会聚在一起，必然会发生化合反应，导致新的化合物出现，马列子孙——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全新的民族——正是这种化合反应的新产物。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标记民族特性、维系民族传承的唯一要素。文化一旦改变了，这个民族也就改变了，文化一旦失传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中华民族传承了黄帝开创的道德修炼文化，所以才称为炎黄子孙；同理，那些奉马列为祖宗、传承了马列所开创的阶级斗争文化（包含其一整套的哲学体系）的人，无论他血缘意义上的人种、政治意义上的国籍等非文化因素有多大的差异，在民族归属上都应属于马列族的族员。20世纪的一部中国历史主要就是华夏族与马列族、炎黄子孙与马列子孙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期间发生了惨烈绝伦的两次卫国战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逐渐完成了国内的统一（失土状况依存），开始进行国计民生的建设，三民主义逐渐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五四”期间萦绕国人心头的种种疑问和困惑，宣导“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的展开，更是重建“五四”后遭受严重破坏的儒学体系的重大举措，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国正重新焕发生机，一个吸收了西方优秀文化并继续保持自己优秀传统的崭新的中国眼看着就要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然而两次卫国战争，却使中华民族近代取得的这些成就几乎毁失丧尽。
第一次卫国战争：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时间：1931～1945）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正式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于此同时，马列族也在中国的南方踊跃欲试，抢夺我大好河山，并于这一年的11月7日（苏联的国庆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其“武装保卫苏联”的路线，与日本人南北两线夹击我中华民族。中日战争从这一年开始，历经14年，一直打到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力几乎消耗殆尽，这为随后的马列族颠覆我国提供了可趁之机。在这场战争中，马列族利用我们的国难，打着抗战的旗号，大肆侵占我国国土（日本人占城市，马列族占农村，共同蚕食中华民国），强制接收我基层政权（建立所谓的“解放区”，实则何曾从日本人手里为我中华解放过一寸土地，只是和日本人配合着公开占领的另一种沦陷区而已），控制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国农村民众为其效力，这使得我们打完了第一次卫国战争，又面临着第二次卫国战争，消除了日本人的威胁，又要面对更为难缠的马列族的威胁。
第二次卫国战争：华夏族与马列族之间的战争（时间：1927～1935，1945～1949）
为什么叫第二次卫国战争？这是史学的新概念，本文建立的历史哲学的主线就是以文化为基准的“夏夷之辨、内外之分”，惟有如此，历史的真实脉络才能被清晰地展现出来。发生在1945~1949年之间的那场战争，以往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内战”或“国共战争”，笔者以为这些说法都有逻辑上的问题。其一，既然明了内外之分，马列子孙非我族类，那么这场战争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维护民族主权和利益的外战，和中日战争的性质相同，也和历史上的宋元之战、明清之战的境况类似，就不能再称为“内战”；其二，所谓“国共战争”让人误以为只是两个党之间夺权的战争，把维护主权的意义彻底抹杀为夺权的利益之争，不但使英雄受辱、正义遭劫，更使马列族可以堂而皇之地炫耀他们“夺权”的历史功绩，而掩盖了其“亡我中华”的真实面目。因此，这些概念误人不浅，今天也该到了还原其真相的时候了！第二次卫国战争，中华民族大败，退守台湾孤岛，整个大陆全部沦陷，其后民族文化更被马列族彻底毁灭，中国处于50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亡国状态。
[注1：1945～1949的战争是1927～1935华夏族与马列族之间战争的继续，只所以称为第二次卫国战争是以该战争在近现代史中的影响程度来界定的，1945～1949之间的战争为华夏族与马列族之间的生死决战，这从时间上来讲正好位于1937～1945中日之间的生死决战之后，所以称为第二次卫国战争]
[注2：1949大陆沦陷后，华夏文明的火种保存在台湾，经受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顽强地生存下来，为未来的中华复国及华夏族的再次复兴埋下伏笔。]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即将到来，“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中华继蒙元之后，又一次近乎全部落入敌手，但这一次，华夏族的命运就再也没有蒙元时期那么相对的幸运了。蒙元只是奴役我们的族员，掠夺我们的财产，杀害我们的生命，而马列族不但在谋财害命的手段和规模上让蒙元相形见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更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毁灭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对高贵的炎黄文明失去记忆，完成退化为马列子孙，这对我们民族来说才是最为致命的打击，是亡国灭种的绝杀，马列族与我华夏族如此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其仇、其恨、其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5000年的中华文明有着一脉相传的完整文化体系，马列族占领中华后，一步一步地有计划地摧毁了这个人类文明最宝贵的遗产。
①摧毁中华民族的灵魂——道德修炼体系
前文讲过，中国之所以叫中国，乃有深刻的内涵，华夏族自古信守“中道”，此道后被儒家系统阐述、独成体系，与道家传统水乳交融，一内一外，一出一入，为5000年中华之立国之本，更有释教佛法宏大精深，与儒道结合，交相辉映，成为我中华文化的三条主根。而马列族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以恐怖和暴力为政权组织原则，通过历次运动毁佛灭道批孔，以马列主义思想强制洗脑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中华文明这棵5000年的参天大树，如下：
以浅薄恶劣的辩证唯物论摧毁了中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崇尚暴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摧毁了敬天畏命、讲究性德的天命观（即中华的历史观）；以主客分离的粗浅认识论摧毁了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学理观；以丧尽天伦的无神论摧毁了透晓因果、修佛悟道的性命观等等。今日的大陆，有几个人懂得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懂得中华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是什么？一个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对天地万物看法的彻底改变，就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彻底丧失，也就是这个民族的彻底消亡！
②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汉字
汉字，人类最美丽的文字，她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她结构和谐，字形华美，每一个字的每一笔划都经过了千锤百炼，都有着异常深远的意义，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我们传承民族文化最合适、最优良的载体。汉字，中华文化的单元细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都是由她来记录传承，对汉字的篡改就是毁灭中华文化的单元结构，触动中华文化的根基，割断中华文化传输的血脉，这对我们民族来说是毁灭性的行为。但马列族带着一股对我文化天生的仇恨，以自己肤浅的见识、暴虐的手段，对我正体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随意篡改，自创所谓的简化汉字，颠乱了汉字的构字规律，割裂了汉字与事物本质属性的直接联系，堵塞了中华文化正常的输血管道，使大陆人不再认识自己的文字，与自己的文化产生距离与隔阂，以致在完全陌生的道路上越行越远，逐渐演变为马列族的标准成员。
③半废半弃中华民族的书面语——文言文
与日常口语的多变现象相比，中国的文言文异常的稳定，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固有的结构，寥寥数位，就可以包含极其丰富深远的含义，成为世界上相同位元组的情况下携带信息量最多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既是我汉字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汉字语句组织精微极妙性的明证，展示了中华文化高贵无比的属性。放眼世界，惟有我们中国的语言实行了口语与书面语相对分离的传统，这使得在历史进程中，虽然口语演变繁复，但书面语却可以不受其左右，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对我们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意义。
过去的知识份子都必须学习文言文，说话可以另有一套口语体系，但写文章做学问必须用这套标准的书面语体系，中华文化代代相传，几千后的子孙能轻易看得懂几千年前圣贤的思想，了解那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所依据的正是这套相对稳定的标准书面语体系，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是我民族的骄傲。马列族统治中华后，延续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半弃半废了知识份子必须掌握文言文的传统，使今日的大陆学生绝大部分读不懂自己传统的语言，不明白自己民族的思想与精神，于是对自己的传统越来越陌生，直至完全的失去兴趣。今日大陆有英语的四六级考试，却没有同级别的汉语语言能力的测试，对学生的要求是国际化，马列化（党化教育政治洗脑），却从来没有要求他们“中国化”。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马列族不但彻底毁灭了中华文化，摧毁了传承中华文化的主体知识份子阶层及佛教道教的专职人员系统，把一切有关神佛道的信仰都归在自己的名义下管理，而且在非战争期间通过各种运动杀戮了中华儿女约8千万，欠下累累血债罄竹难书。华夏族在其统治期间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基本人权，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团体，没有自己做主的工商农会，没有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法制，没有保护自己安全的员警军队，一切的一切都归马列族控制，华夏儿女彻底地做了亡国奴民！此情此恨此处不再多述，可参看笔者《中华亡国56周年祭》。
后记
今大陆历史学者执著于考据，只会从断片般的历史文献中寻求可以依靠的答案，却不会依据已有的历史记录按照逻辑完整的原则复原历史连贯的线索（文物上断了几片他们倒是会复原，历史线索断了却不懂修复），因此，史的工夫做好了，可逻辑上却难免纰漏，关于“中国”的考证任何一个有较深钻研的史学者都可以出本专著，但却没有几个清楚什么是“中国”，更是从来没有一位史学者研究过什么是“中国的亡国状态”这一对我们反过来理解“什么是中国”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大关节问题。这不是史学的不幸，而是哲学的不幸（没有历史哲学的高度来指导啊），中国大陆真正的哲学早已不复存在，我已知矣！近世史学著作最可以名垂青史的是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但我宁愿把它看作是一本关于民主革命的历史哲学，辛先生能成此功依据的不只是中华民国的史实，而恰恰是对这些“史实”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史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民主革命的完整的历史逻辑体系，这分明已经超越了史学的层次而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了。
笔者写中国也是写关于中国的历史哲学体系，并不像那些共产主义思想（无神论、进化论、生产力论、五型态论）指导下的所谓历史学者那般只知对历史毫无头绪的考据，而不认真思考其中深刻的逻辑与道理。因此，此文虽然在历史跨度上纵横5000年，但却不是一般的史学，而是关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学，即真正的历史哲学，文中出现了很多自己定义的概念，但都通俗易懂，有一些与该系列文章前几部作品有联系，读者可自行参照！（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