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6月29日讯】中华民国是亚洲地区最早的民主共和国，从1912年1月1日建立，至1928年6月3日被中国国民党政府取代，经历了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中华民国失政，至今整整九十年的历史了，中华民族经过这九十年的摸索与实践，特别是经过了中共邪教暴政的黑暗岁月，终于又重新找回了中华民国历史，今天中华民国是归来的时候了。
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让人感叹，造物主的慈悲与伟大，感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着眼现在，展望未来，就不得不回顾历史，找回中华民国回归之路。
晚清时期
一、早期中外战争
十八世纪中叶，近代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后，逐步向世界扩展。当到了十九世纪初，工业革命浪潮向中国袭来的时候，在中国受到了阻力。中国社会与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互相很难适应。
在中英贸易活动过程当中，中国的商品，例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英国、在欧洲卖得很好；而欧洲来的商品，中国却没有多少人需要，这样中英贸易反而成了逆差。在利益的驱动下，十九世纪初、中叶，英国商人就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
尽管中国社会当时还是普遍遵循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但是到了清朝晚期，已经开始走向堕落，社会风气开始下滑。鸦片一进入中国，就受到了那些没有志气、生活堕落的一些人的欢迎。
于是一些昧着良心的英国商人 ，为了利益，就大量的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毒害中国人。
鉴于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损伤，1838年清朝道光皇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清朝廷下令开始禁烟。因为清朝廷的禁烟行为，1840年引发了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也称鸦片战争。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1844年7月3日中英在南京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赔银2,100万俩。
第一次中英战争结束不久，1851年—1864年洪秀全以崇拜西方的上帝为名，成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并发动了武装暴动，史称太平天国运动，致使大半个中国完全陷入内乱之中。几千万中国人被太平天国祸害致死，财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就在太平天国祸乱的同时，1856年至1860年还暴发了第二次中外战争，就是中英、中法战争，清朝廷这个时候是内忧外患没有间断。
第二次中外战争也是中国战败，并于1860年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这中途，中英、中法、中俄、中美还签订了《天津条约》及中俄《瑷珲条约》。这些条约，仅战争赔款就800万俩，中俄《瑷珲条约》中国被俄国占去土地150万平方公里。
太平的日子没过多久，1894年又暴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赔偿军费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本驻守费150万两，共计2亿3千15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500万俩左右。
接着1897年至1900年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因义和团专杀洋人。从而引起1900年8月4日至1901年9月7日中国与西方八国联军的战争。战争结果也同样是中国战败，并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合约》，中国赔款价息合计9.8亿两白银。
从1840年至1901年六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与西方国家打过这么长时间的仗，战争如此频繁，而且每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并且赔款而告终。
这些战争的失败也引起中国社会朝野的思考与反思。
效法西方
经过多次中外战争的失败与割地赔款，严重冲击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事实面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就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如何使中国不再被欺负，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于是各种思潮、各种法子就开始不断的冲撞、不断的发生着。
1、洋务运动
以奕䜣、文祥、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清朝高层的一些人发起了“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 。就是学习西方的东西来制衡西方，在保住中国根本的传统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
洋务运动开始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主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意思是要保持中国传统道德与礼义，来抑制西方传来的一些技术与学说。
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慈禧为了保持清朝的不倒，所以她基本上是站在洋务派这边。
2、维新变法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要求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改良。这就是发生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也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宣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的结果而告终。
这就突显了现代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接轨的难度之大。
3、创建新军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廷开始重视军队建设。在各地开始组建新式军队。习洋枪，学西法，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一切依照德、日制度，由德国人为主的洋人教习，成为清朝后期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至1907年，全国已练成的新军有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其中装备与训练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最强，遍布直隶、山东与东北。
除北洋新军外，各地新军中只有湖北新军较具规模，主力是第八镇（师）、第二十一混成协（旅），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
4、立宪运动
到了清朝末期，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传统专制的君主国家越来越走下坡路，而新型的西方民主宪政的国家却越来越强大。
因形势所迫，所以清朝末期决定走类似日本的君主立宪的道路，就是保持清廷的帝位不变，在中国实现宪政。
在清末光绪年间清政府根据出国考察的诸位大臣的建议颁布诏书预备立宪，这场运动被称为立宪运动。立宪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时准备成立国会、颁布宪法。
这同时清政府开始创办新式的学堂，派学生们去往其他国家留学深造。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主张奖励实业、劝阻妇女缠足、废除科举……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战败，中国国内舆论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这种形势面前，国内舆论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成为主流的声音 。
1905年7月，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1907年，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类似现在西方的国会。
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
可是1908年冬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 。并且取得了国际方面的认同。
1909年10月4日，除新疆外，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看上去晚清有走上立宪的可能，可是朝代的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旧的朝代不去，新的朝代不来。
紧接着1911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廷，清末新政的君主立宪之路也就随之告终。
三、辛亥革命
历史的车轮就这样不可思议的向前滚动着。1911年10月10日，出人意料的，在武昌发生了武昌新军自发性的起义，第二天就占领了武昌，紧接着全国各地响应，第二年初清廷就宣布退位。瞬间历史就进入到了民国时期。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 陈天华等人在东京集会，成立中国同盟会。
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905年11月，孙中山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1907年6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国总部，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成立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认为湖北新军主力被调走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空虚，是民主革命起义的时机。
于是革命党人决定1911年10月10日开始发动兵变。10日晚上开始起义，不到一天的时间起义的队伍就占领武昌城。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湖北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会议请湖北咨议局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袁世凯出山后，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 。未南下之前，袁世凯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
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军与袁世凯的军队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11月1日汉口被袁军攻占。紧接着11月27日，汉阳也被袁军攻占。
如果袁世凯要真的想消灭武昌起义军，那武昌也保不住。但是袁世凯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起义的部队，只是给起义军一个下马威，好坐下来谈判。
1911年12月2日，起义军一举攻占南京城。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同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定。12月6日，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16日，袁世凯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统领，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至此，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1911年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结果为孙山中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意思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孙中山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大家要他临时代做大总统，他就只好义不容辞。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通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制度。
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在政见的问题上差别有多大，有的主张保留清朝廷、有的主张废除清廷；有的主张君主立宪、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后来有的主张总统制、有的主张内阁制。
一个国家政体的稳定，是一个国家政权稳定的前提，如果实行什么样的政体都争论不下，决定不下来 ，那可见政权稳定就更无从说起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客观政治环境。
1912年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并未同意。同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
1912年2月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临时政府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朝廷就此终结。
于是中国就进入民国时期。
第二章 民国初创
一、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日作为中华民国诞生的纪念日。
当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议定，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
武昌起义胜利后，在当时的中国，最有实权的人是袁世凯。袁世凯及其军事集团的主张可以左右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的走向。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动荡加剧，为了平息社会动荡，能够达成新旧政体平稳过渡的目的，袁世凯当时采取了平衡战略。一方面用武力压制革命军，一方面用革命军压制清廷。
这样袁世凯就以和平的方式劝清廷退位，以保证了政权的和平过渡，从而结束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体制。
一开始，袁世凯是想以君主立宪制度来解决国内的政治与军事矛盾，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原来中国上层的一些立宪派的人士，出于民主革命胜利形势的考虑，也转而从君主立宪的立场支持民主共和的立场。再加上中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在中国社会的民意和各地代表都是主张共和政体的情况下，袁世凯转而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才得以确立。
二、民国初期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发逊位诏书正式退位。按照事先议定的程式，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参议院也迁往北京。
1912年3月8日，在民国正式宪法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目的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这就为以后中华民国的内乱埋下了伏笔。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至此世界各国也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
1913年3月18日，袁世凯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
当时的中国社会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中华民国政府呈现出一派宽容、博大的气象。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中华民国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
兴办企业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热潮。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呈现出一派发展的景象。
三、二次革命
1912年8月，宋教仁牵头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
1913年2月，中华民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可是，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杀身亡，一些人就盲目的推测袁世凯是幕后黑手。其实，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就一定是袁世凯。
可是，孙中山事发后随即从日本返回中国，在上海开会，武断的主张讨伐袁世凯。
但这时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其实也不一致，例如黄兴就主张使用和平手段，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情况下，以法律方法来妥善处理宋教仁被杀的事件。
另外，这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签订借款合约，意图扩充军队。
可是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为了限制袁世凯的军权，就通电反对贷款。
这样袁世凯就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职务，之后又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这样使矛盾更加扩大。
这些事只能说明中国一时之间很难适应民主的体制，不太知道在民主的框架下，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其实这只是前进中的问题。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电讨袁。国民党在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1913年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孙中山等人武断的发动的二次革命宣告失败，给初造的中华民国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四、袁世凯称帝
孙中山主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华民国的政治局势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北洋军、立宪派和共和派形成的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了。立宪派本来就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世凯最初的主张也是君主立宪制度。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中华民国政府下令解散，国民党籍议员被驱逐出国会。在中国主张民主共和派的实力被大大削弱。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势力就完全站了上峰。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问题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坛的主流主张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中国政体问题就解决了，也许中国政权稳定的问题就会解决。
紧接着，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成立中华帝国，打算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袁世凯称帝，推行君主立宪制，帝号“洪宪”。后来很多学界人士也认为，袁世凯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内容，比如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自亲王以下至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
后来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很清楚，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在天津试点推行普选，产生议会。”也有学者表示：“袁世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民国初年纷争不已，让他忙于应付，根本来不及着力于此”。
然而，1915年12月25日，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回应。
因形势所迫，1916年3月袁世凯又宣布取消帝制，中华民国又改回原来的政体，仍然实行民主共和政体。
可见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民主制度是多么难以适应。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
袁世凯这一去世，中国政体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后来矛盾越来越大。
第三章 民国初期矛盾
一、府院之争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同时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恢复了原来的国会，中华民国又重新暂时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可是时过不久，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离京去津，但是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所以段祺瑞不承认黎的免职令。
在段祺瑞拒绝承认黎的免职令后。黎元洪就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1917年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却拥立宣统复辟帝制，根本不去搞什么民主共和，也不去管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事件。
张勋入京后，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并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1917年7月1日，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
这时，段祺瑞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1917年7月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1917年7月5日正式开战，1917年7月12日拂晓攻进北京城，溥仪宣布退位。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同时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但是黎元洪回到家里却通电全国引咎辞职。
于是段祺瑞就请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来北京代行大总统职务。至此张勋复辟帝制仅12天就宣告结束。这样第一次府院之争就告一段落。
可是冯国璋任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又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于是又发生了第二次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些政策上的不和，发生总统与总理之争，而实际上是民国初创，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遍百姓，究竟如何使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和共制度，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个极大的难题。当时只能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但是究竟如何借鉴也是争执不下。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统制，另一种是内阁制。就是在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方面也是无有定论，因此中华民国成立六年了，也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的宪法颁布出来。
二、 宪法之争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武昌首义带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南方取得胜利后，为了尽快组织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各省派出代表于1911年11月15日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讨论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该组织大纲于1911年12月3日经会议决议通过，到会全体代表签名公布，会议并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并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一直实施到中华民国正式宪法颁布实行之日为止。
这个意思也是说，如果中华民国“正式宪法”没有出台，那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不能被中止。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档，1911年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
由于当时清廷还没有退位，袁世凯正处于劝清廷退位的这么一个期间，所以临时大总统只能在反清的阵营选举产生。
武昌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的背景是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民主共和的潮流之中，主要依靠的力量，一个是晚清政府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势力（包括袁世凯），再一个就是晚清新军里主张民主革命的新军士兵的势力，再加上各种革命党人的民间势力。
由于辛亥革命是以武装革命的形式在中国南方取得了胜利，而孙中山又有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并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名声。这样当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民主共和的阵营里，自然就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人。
其实武昌首义的成功，与孙中山的关系并不大，武昌首义并不是孙中山的同盟会领导的起义 ，武昌首义的革命组织，一个是新军里的文学社，再一个是新军里的共济会组织，但是由于当时主张革命反清最有名的人是孙中山，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最初，临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按照总统制的基本精神制定的。相比内阁制来说，总统制中总统的权力就要大得多。如果在中华民国正式宪法没有出来前，一直使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那么以后中华民国内部的很多内乱都是可以避免的。
可是，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在当时革命党人的主导下，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又重新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且中止了以总统制为原则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这才一开始，这些革命党人就干出了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来了。这一做派，给未来的民国政府带来了极大的毁坏。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已经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那为什么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而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呢？
这一行为就是中华民国内乱的开始。
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中，以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人占有绝对的优势，1912年2月15袁世凯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就将原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阁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就成了虚位总统，而真正的政府权力却到了内阁的手上，内阁制中规定，由国会多数党组织内阁。而当时的革命党人在国会中占有绝对的多数，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实行内阁制后，中华民国的政府的权力就落到了革命党人的手中，也就是落到宋教仁、孙中山等人的手中，这样孙中山退让临时大总统就成了一个幌子，他只是把一个虚位的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而自己及革命党人却掌握了中华民国的实权。
对于当时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来说，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1912年8月，宋教仁牵头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尊孙中山为理事长，但是实际运作全是宋教仁。
后来1919年孙中山将当时支持他的革命党与原来的国民党一起组建成新的国民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913年2月，中华民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可是，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杀身亡。
3、《中华民国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又名袁记约法，是指民国三年1914年5月1日由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公布的一个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临时宪法，此约法在民国五年袁世凯创立中华帝国时被废弃，后一直未再恢复。
宋教仁在上海遇杀身亡后，袁世凯被一些人盲目的认为是幕后黑手，但是真正的凶手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但是孙中山就以此事为由，轻率的发动了二次革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将国会的国民党人赶走，并且解散了国会。
袁世凯就重新组建了新的国会，并于1914年5月1日颁布实施《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极大的加大了总统的权力，又将中华民国从《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度，改回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
从法统的角度上来说，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才是合法的。
原因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带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被原来的临时参议院给违约废除了，从而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以从常识上来说，应该废除的应该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不是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
4、双十《中华民国宪法》
双十宪法，即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10月10日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公布的第一部正式中华民国宪法。
这里之所以称为双十宪法，是因为后来在1946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也颁布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因为名称相同，这样为了区分这两部宪法所以前面加了个双十。
双十宪法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的正式宪法，有人以曹锟贿选为名，不承认双十宪法的合法性。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就算曹锟向国会贿选总统，但是双十宪法却与贿选无关，所以说双十宪法是合法的。
5、《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只有一个临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当时约定，等到中华民国宪法完成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才正式中止。所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成了中华民国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中间有过多次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草案），这个草案实行的是内阁制，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所以这个宪法草案没有得到袁世凯的同意。也就是只是作为一纸空文放在那里。
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八年草案）。
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十四年草案）。
这之后又由国民党政府提出过些宪法草案，因为整个国民政府，其实也不能算作是中华民国政府了，但国民党还是打着民国的名义，也叫中华民国。
1928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28年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于10月3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这部约法中，三民主义作为国家基本思想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国家组织方法被确定。这部约法于同年6月1日开始施行。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这是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
1938年秋，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政治协商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会依照左舜生，张君劢等人意见，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人士在内的宪政会议以修改五五宪草。其修正后宪草名为期成宪草。期成宪草的主要变动是增加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国民大会闭会期间的政权机关，宪草逐渐偏向三权分立模式。
1943年，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战争胜利后立即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故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成立容纳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再度修改五五宪草。
政协宪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着手推进宪政的实施。同年10月10日，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与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协商并签立“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协定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12项，并决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政协决议案之宪法草案部分依据中共建议和要求，较大幅度修改了五五宪草。依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成为无形机构，立法院直接民选产生，监察院职权扩大，且地方制度称为联邦体制，省得制定省宪。因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因而触犯了国民党党章并引起国民党内部较大反弹，随后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则提议恢复五五宪草。
政协会议闭幕后，依决议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王世杰推荐，民社党的张君劢主持起草了这份《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保留了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并贯彻政协宪草决议案内容，落实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及内阁制之民主宪政等精神。宪草期间中共代表与张君劢多次私下协商宪草问题，并在达成一致后再提交审议会审议。但中共因解放区问题要求地方法官民选等问题而对宪草审议委员会四月底的宪法草案仍持保留意见。又加上此时国共军事冲突扩大，宪草审议工作从此未能继续。故四月底政协宪草版本为制宪国民大会实际开始审议时之蓝本。
其实国民政府的这些宪法草案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为了尊重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毕竟国民党政府，也用了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这样为了让人们了解一下这个过程，知道一下中共是怎么在利用国民党，一边谈起草宪法，一边拉拢其它民主党派离间蒋介石的。让人们看到国民党把中华民国取代后，同时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6、二五《中华民国宪法》
为了区分1923年的双十《中华民国宪法》，就称1947年12月25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为二五宪法。
1946年12月25日经“制宪国民大会”议决通过，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1949年10月1日后，其法律效力仅及于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尽管国民党的二五宪法与中华民国并没有实际的关系，但是毕竟盗用了中华民国的名义，所以这里也对二五宪法作一下说明。
二五宪法的根据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二五宪法把三民主义摆在宪法的第一条。
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只是一套不中、不洋的说教
西方的宪法民主制度与西方文化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而三民主义，表面上看是西方民主的东西，可是在三民主义里面，并没有西方民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就是说没有西方的文化内涵。这样三民主义只是一个口号，根本谈不上什么主义更谈不上是个什么思想。
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什么关联也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君与民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彼此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于天之间，即都共同存在于神或天的意志之下，共同享有上天的保护和恩泽。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得到恶报，好的君王得以兴盛，坏的君王被惩罚。所以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体系。三民主义里面也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民国分裂
一、护法运动
张勋复辟被段祺瑞镇压后。段祺瑞称此事件为“再造共和”，指旧国会已被张勋解散，原有法统亦已不再存在，于是与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
这件事又激起了孙中山等人的强烈反抗，于是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段祺瑞。称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是假共和 。并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起兵反抗。
以此事为开端，开始了中华民国的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
因段祺瑞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组建新政府，从而引起原来有些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其中有些人，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
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等人的非常国会开幕，1917年8月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
至此就看到了，1912年3月临时国会的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出尔反尔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而搞的《临时约法》的内阁制，从而给中华民国带来的动荡所留下的伏笔。
1917年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内政：孙洪伊，交通：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
可是当时中国南方军政府内部，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合议制政府，这与孙中山的军政府又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南方军政府内部在政体问题上，大家的心思也不相同。
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华民国分裂的开始。
其实在护法运动过程中，各个军事集团内部，各自有各自的打算，1918年1月，由护法军中的桂系军阀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试图成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权机关。1918年2月，又由国民党内部主张合议制的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这样就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
1918年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拥戴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
1918年5月4日，南方军政府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中华民国经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护法运动之后，实际上已经分裂了。
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去方南方军政府大元帅职务。1919年2月至5月，南方的军政府与北京民国政府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因屡成僵局而破裂。
中华民国这时进入了分裂时期，这时的中华民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处于分裂的状态，各地的军事集团形成军阀势力，此时的中国，由于护法运动的原因，使各地军阀势力做大，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无力控制整个中国了。
1919年11月，直系与滇、黔、桂、粤、湘、川等西南实力派签署“救国同盟草约”，达成联合对抗皖系的协定。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为了争夺南方的政治与军事领导权，就确定联皖讨桂策略。这样就形成各个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独立又互相联合的形式。
1920年2月桂系与滇系因争夺驻粤滇军指挥权而公开发生内讧。1920年3月底4月初伍廷芳与大部分国会议员因不满桂系专制，离粤出走。1920年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否认其把持的广州军政府和国会非常会议。10月底援闽粤军攻占广州。11月29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联名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这时孙中山等人又重新掌握了南方军政府的权力。
1921年4月7日，国会再次召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21年5月5日孙正式就职，随即成立“正式政府”。
这样中华民国就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
在中华民国处于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加强南方政府的实力，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返抵上海，加强了与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联系。
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政务特别大会上宣布：“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
以维护《临时约法》的名义所搞的护法运动，把中华民国搞得南北分裂、一遍混乱，这时又不了了之了，可见《临时约法》所带来的遗害。
这时孙中山等人，明确了以武力推翻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苏联、容纳中共，壮大国民党的实力，实现南北统一的主张。
难怪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孙中山当成国父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来说，当时的“联合苏联、容纳中共”，孙中山本人就有多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共产主义只是个新思潮，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也只是个新的政权形式，人类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孙中山本人也搞不清楚共产党是这么邪恶的一个东西。
就是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争斗了几十年，也没有搞清楚中共是怎么回事。直到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和2017年发表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才把中共是怎么回事说清楚。
二、国内战争
经过护法战争后，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联军击败。
直、奉联合打败了皖系军队后，一起控制北京政府。可是，直、奉之间因在地盘和权力分配上又出现了矛盾。
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又驱逐了北京民国总统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
可是，1923年6月曹锟又进京赶走黎元洪，10月经国会选举曹锟成为民国总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
接着1926年6月南北战争爆发，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向北进攻，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余下的军队也分别被消灭。
至1928年6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被中国国民党政府取代，同时南北战争宣告结束。
南北战争结束后，各路国民党军又因为军队编制问题引发的争执，又演化成蒋、桂、冯、阎四派的战争。
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暴发。1929年6月24日，战争以桂系失败结束。
1930年2月11日，蒋阎冯战争（又称中原战争）爆发。 1930年11月4日，以阎、冯失败结束。
至此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国民革命军，并实现了南北一统。
中共篡政
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共和这样的国家体制，要从原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一下子转变成现代的民主制度，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间的矛盾与冲突肯定是异常的复杂与激烈。
但无论是如何的艰难，总有适应的时候。纵观世界其它各国，特别是欧洲几个国家实现民主共和的过程，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都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是共产主义邪灵阴谋毁灭人类的所在地。
所以，共产主义邪灵就利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这个时机，利用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从中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阴谋，达到中共篡政的目的。
一、留学运动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清政府因推行“新政”的需要，派遣的留学生就更多﹔而且当时中国知识青年，都有一股子救国救民的激情，想去西方发达的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留学热潮。
清政府推行“新政”后。比较倾向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快捷方式。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份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当时也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推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
留学生的一些人中，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的是主张维持清政府的君主立宪制度；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制度；也有的就直接组织反清同盟。在反清同盟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等人组织的同盟会。这样清政府对留学日本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控制。
赴日留学转入低潮后留学欧美就越来越多了。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一些留学生中，在西方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潮，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幽灵。二、新文化运动
随着洋务运动和留学运动的开展，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就是主张新文化运动。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又有一些激进的文人，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左派文人，却是极力推崇西方的现代文化、甚至极力推广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极力反感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激进的左派文人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
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就要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就必须消灭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
李大钊明确主张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以科学与民主的名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宣传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新青年》杂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来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主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
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鲁迅是其中最主要的积极分子。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把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说成就是“吃人”二个字，说中国那些尊崇传统道德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把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说成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等人彻底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在《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影响下，中国其它很多刊物也跟着学，纷纷使用白话文。
由于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这种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运动，就是常说的五四青年运动。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也完全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
至此共产邪灵开始引入中国。
三、共产邪灵进入中国
红魔为了进入中国，做了周密计划与安排。早在两千年前，它就在古希腊编造神话传说，说土星是第一个造反者，土星杀死自己父亲，推翻原有的制度，要重建“黄金时代”，后来世界革命运动的火种就是来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造反精神。
到了近代，共产邪灵就开始正式实施它的邪恶计划。
如法轮大法《明慧网》有一篇文章写道的共产邪灵：“它先是在法国组建地下秘密组织“共济会”，信奉无神论，在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土星被认为是第一个造反者，后来木星又造反，推翻了其父土星的统治，所以要想重建“黄金时代”，必须还得造反，推翻现存的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重新确立土星的统治，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神话传说中的造反精神就成了后来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想(World Communism Revolutionary Movement)的起源，简称为“世界革命运动”（World Revolutionary Movement）。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其实就一句话：造反有理。所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文革中造反派的主要口号之一。
美国现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毕灵顿（James H. Billington, Librarian of Congress）通过系统的研究，在他关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专著中也指出，世界革命运动的火种来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造反精神。
世界革命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摧毁人类文明来实现全球邪恶共产主义（新黄金时代），而要搞世界革命运动，就需要一个革命党，搞暴力革命“砸烂旧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这个革命党就是共产党，这是共产党的思想来源。
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经过了长时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到十八世纪的时候，不仅其欺骗世人的理论上成熟了，在组织形式上也趋于成熟，随之也从长期的秘密活动中走向公开。从十八世纪起，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开始公开地走向世界舞台。
所以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所谓的“启蒙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搞“无神论”，摧毁人们对神的信仰。差不多同时，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色情文学作品，其目的是破坏人的道德和家庭。这些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是一些秘密社团和教派在背后操纵的。例如，法国大东方共济会信奉无神论，是推动无神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史达林都是这个无神论共济会的高级会员。共济会也是推广达尔文进化论的最重要推手之一，达尔文进化论本身漏洞百出，却被这些人捧成了“真理”（达尔文的爷爷是英国一个共济会会所的会长，是一位知名的共济会会员）。
这些秘密社团、教派在暗中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准备，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委托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教会法教授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系统地整理共产主义理论，给他提供充足的资金，组织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来推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经过了几年的秘密准备，一七七六年五月一日，魏萨普在德国秘密地成立了光照帮（Order of the Illuminati，也叫光明会）。（细节参见《挖出共产党的根》）
光照帮的基点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人类文明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发展……人类的文明是人不能获得幸福的束缚，所以要废除所有这些所谓的“束缚”，摧毁人类文明。即挑战人类所有的正常社会秩序，摧毁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念，其目的就是废除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建立一个独裁的、无神的、没有道德的世界性政府，把这么一个没有人权和道德的独裁专制社会称之为“人类幸福和繁荣的大家庭”——共产主义幸福大家庭，即新“黄金时代”。
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归纳为以下几点：
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 (Abolition of all ordered governments)
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 (Abolition of religion)。用一个所谓的“新宗教”来代替，这个新宗教就是基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本质上是魔鬼撒旦）。
废除私有财产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即“共产”)
废除继承 (Abolition of inheritance)（注：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这样就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最初的打算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后来共产党就直接通过暴力、武装抢劫等的方式“共产”。）
废除爱国主义（Abolition of patriotism），提倡国际主义。
废除家庭（Abolition of the family）。通过废除婚姻，以及和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即“共妻”）。
光照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运动而建立一个由光照帮控制的、完全独裁的、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世界性政府 (Creation of a world government) ，并且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
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就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
世界革命运动首先发起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了恐怖统治。一八四八年，光照帮创立的所谓“正义者同盟”雇佣了马克思，“正义者同盟”不久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在光照帮的共产主义政治纲领的基础上，编辑整理了《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一年，世界革命运动成立法国巴黎公社；后来又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俄罗斯沙皇而建立苏联共产主义。然后世界革命运动利用俄罗斯，把俄罗斯作为跳板，向中国输出邪恶共产主义，一批中国人被撒旦的谎言迷惑，成了魔鬼的工具，干了害人害己的事，帮助撒旦夺取了中国政权，于是中国共产党（共产邪灵）控制了中国……”。
在西方，共产邪灵基本站住脚跟后，它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入中国。
晚清的中国，随着西学的兴起，中国人从接触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邪说。1899年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分期刊登了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着《社会进化论》前三章的中文译文，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这是中国最早涉及马克思主义和出现“马克思”译名的中文出版物。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提到“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其后，《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部分地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要点。1912年孙中山在《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批评》中，称赞马克思“发阐真理，不遗余力”。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林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他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性质不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伟大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满怀信心地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他还帮助《晨报》副刊，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等，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1920年3月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评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认为“改造中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支援下创办的《建设》和《星期评论》杂志，也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提出了很多响亮、动听的口号，一些热心国家强大的人，一时被这种口号迷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些人中的有些人与后来共产主义的死党，一些杀人的刽子手是要分别看待的。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在上海率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中译本也相继出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作为机关刊物，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毛泽东在长沙曾通过《湘江评论》和《新民学会》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继而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先在天津后在法国留学生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至此共产邪灵思潮完全进入中国。
四、共产邪灵在中国找到代理人
1920年初。在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分子，建立了中共的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也成立了中共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将1921年7月1日作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立日。
至此红魔在中国找到了它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所需经费由苏联提供。
五、中共依附国民党
1921年中共成立后，由于开始只有几十名党员，除了有苏联的支援外，在中国国内既无实力也无影响，所以苏联为了尽快扶持中共壮大起来，就指使中共的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借助孙中山国民党的影响来发展壮大自己。这时孙中山为了抢得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导地位，就需要苏联的说明，加上孙山中本人当时也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
1921年12月，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并且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并指使中共的委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采纳了苏联人马林的建议，决定容纳中共组建革命军并吸引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
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在广州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两百人，由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在大会的报告中，阐明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争取革命成功。他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改组的组织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取革命分子。大会听取了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柏文蔚所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议案；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紧接着，孙中山于1924年～1930年，在苏联的帮助下，联合共产党在广州黄埔区，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国民党一大是共产党依附国民党的政治形式，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依附国民党的军事形式。
中共依附国民党后，一心一意发展扩大自己，在国民党内部拉拢离间国民党人，发展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部安插共产党的间谍，在国民革命军中组建共产党的军队。
中共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才有50名党员。到1923年中共二大时，中共党员是420名。在与国民党合作时的第二年1925年中共召开三大时的党员人数也才994名。可是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并站稳脚跟后，于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中共的党员人数一下子从几百人暴增至57967名。可见中共依附国民党发展壮大它自己的速度之快。
这就是共产邪灵开始侵占中国的方式，明的不行就来暗的，直线不行就来曲线。从欧洲绕个弯来到中国，附体到国民党身上，发展壮大它自己。
六、中共篡政
1927年，中华民国南北战争暴发后，原本依附国民党的中共党人，并不是诚心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个什么民主共和国。而是想在中国实现所谓的共产邪灵主义。他们在依附国民党的过程中，一心一意发展扩大自己，发展中共党员，拉拢国民党军人，实际就是在国民党的内部搞分裂、搞破坏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党内部开始清剿中共党员。
在蒋介石动手之前，中共邪灵早已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它事先的计划之一，1927年8月1日，中共突然在江西省南昌市发起了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所指挥进攻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原来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私下里，把这些军队拉到中共这边来了，以作日后攻打打国民党所用，中共在加入国民党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背叛国民党的准备。
当时被中共拉拢过来参加反叛国民党的军队主要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于1927年8月2日占领了南昌。但是，接着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跑到了井冈山。
可是从1928年起，蒋介石完成军事统一后，很快又发生多起规模庞大的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内争，一直打到1930年才基本结束。
乘着这个机会，中共开始在中国各地组建中共自己武装，在中华民国各地搞武装暴动，并且中共按照苏联的指示，在中国各地建立听命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的支援下，公开分裂中国。
可见中共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确实是乘着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乱局，从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战争基本结束后，蒋介石就开始着手围剿共匪，当时中共的红军被中国人称着为共匪，因为红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抢无恶不做，所以都称它们为共匪。
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就开始着手围剿共匪。从1930年一直围剿到1933年10月间，才将共匪驱散。
可是在国军艰难围剿共匪的同时，日本人又突然插进来一杠子。可见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的艰难。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军队突然炮轰国军沈阳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面临的是南有共匪为患，北有日本外敌入侵。
共匪在逃散的过程中，边逃、边造谣，说国军只打中国自己人，不打日本侵略者，说中共红军不是逃散，是要北上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其实当时日本军队在东北，中共却是往西南、西北方向逃散，与抗日是什么关系也没有，可是就这样，当时还是有很多中国人被中共欺骗了，很多青年学生，后来还真的跑到当时中共落草地延安去抗日了，后来这些学生被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都整得要死。这同时苏联的共产国际也是不断的给蒋介石施压，要蒋介石不要打共军了，而要联合共军打日本，同时中共在中国各地的地下党员，到处煽风点火，说蒋介石放着日本侵略者不打，却专打中国人，然后到处发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激起人们对蒋介石围剿共匪的不满。最有名的是一二·九运动。
到1936年等到各地的共匪逃到延安时，从原来的三十来万人，被国军消灭到只剩下不到3万人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怪事，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把来督战的国军总司令蒋介石给抓了起来。在被迫无赖之下，蒋介石只好同意停止围剿共匪。这样中共就得到了存活的机会。
可是，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后，国民党军队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被日本侵略军给耗得精疲力尽，这样好不容易，把日本人赶走，抗日战争胜利了，正想歇口气，可是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时不是国民党要消灭共匪了，而是共匪要消灭国军了。
这一点蒋介石事先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抗日，是真枪实弹的跟日本军队打仗，大战小战不下百场，光死去的国军将军就有二百多人。投入几百万军队，死伤无数。
可是共匪呢，却躲在各个抗日战场的后方，一边给抗日的国军使坏，一边偷偷摸摸的发展壮大自己，共军根本不去抗日，等到国民党把日本人打跑了，共军已经从抗战前不到3万人的军队发展成到抗战后200万的军队，加上各种地方武装，军队已经超过国民党军队了，再加上苏联的支持，国军已经不是共军的对手了。
但是这时候蒋介石仍然被蒙在鼓里，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邀请中共土匪头子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建国大计，准备在中国成立民主共和的政府，并且将军队国家化，党不能拥有军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能有军队，只能象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一样参加议会选举。还准备制定宪法，准备选举事宜。
在会上，共匪头子毛泽东表面上是满口答应配合国家民主共和国的建设，将共军也国家化，可是实际上呢，毛泽东却在私下里拉拢其它民主党派的关系，挑拨其它民主派对蒋介石的不满，说蒋介石是假民主真独裁，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在中国实现真民主。
这时共产邪灵把中共装扮成了中国社会民主与正义的化身。
可是私下里中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等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动叛乱。
中共经过四年的叛乱，于1949年就颠覆了国民党政权，颠覆了中华民国，中共从此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
七、中共祸害
共产邪灵占领中国大陆后，就开始具体实施它的祸害计划。
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并存的社会结构。三权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互相监督。这是神给中国安排的一种稳定的社会架构。
有机联系着这三权结构的纽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了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认准的评价标准。
几千年来，中国无论怎么样改朝换代，但是这三权结构却从来没有变过。作为三权结构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也基本上没有变过，传统文化信神的基石也一直没有变过。
皇权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族权行使的是地方自治的权力。皇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村庄都是宗族、民俗自治，只有牵连到法律与国家公共事务时，皇权才能伸延到乡镇及村庄。因为人们都遵循传统文化，整个社会的教化、是非曲直与道德评判，就可以由掌握了文化的教权来完成。
教权掌握在中国社会的士大夫与知识阶层。教权通过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天、对神的信仰，维持中国社会平衡与和谐。
对神的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中国，如果把神否定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被否定了。没有对神信仰的这个根本，其它所有表面上好像是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都与传统文化没有关系。有了这样完整的建立在信神基础上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就有了共同遵循的价值与评判标准。
当一个朝代施仁政、清明的时候，通过教权的评价，然后传导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个体，这时这个朝代就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的维护。当一个朝代施暴政、腐朽的时候，这时通过教权的评价，也传导到各个阶层，这时百姓就会起来反抗，有时会发动改朝换代的战争。
神给中国社会安排的这种三权平衡的结构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就使中国社会，当社会清明的时候，能够繁荣发展，当社会腐败了的时候能够得到更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使中国社会能够一直处于正常的、人性的、符合天道的发展进程中。
所以红魔要想毁灭中国，它首先就是要破坏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稳定的三权社会结构体系。
中共从1949年篡政开始，第一步就是杀人，而且是按比例杀人。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说：“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紧接着中共在农村搞土地改革，在城镇搞工商改造，将本来属于别人土地与财产全面抢过来，并且在抢夺的过程中大量的杀人。
这样没有几年的时间，中国社会这些中产阶层，基本上就被中共给消灭了，原来中国传统社会中三权结构中的“族权”就没有了，代之的是中共的党支部进村，进工厂、党总支进乡镇，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民俗自治的权力就被中共给霸占去了。
紧接着中共就开始发动反右运动，至1968年，中国大批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都被中共在反右运动中给杀害。剩下的知识份子，要么听中共的，为中共唱赞歌，要么就是没有知识的分子。
这样中国传统社会三权结构中的“教权”也被中共给毁灭了。
剩下的就只剩下皇权，中国传统社会里，皇帝是天子，是代天行命。可是中共不信神，不信天，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这样中国传统社会三权结构中的“皇权”也没有了。
所有的这三权结构中的三个权力体系全被共产党给消灭了。
整个中华大地的一切权力只剩下中共。一切都由中共说了算，好的坏的全由中共说了算，中共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整谁就整谁，想干多大的坏事就干多大的坏事。
所以中共才能搞公社化运动，吃大食堂，虚报浮夸，亩产几万斤粮食，结果全交了公粮，最后连种子粮都交了，田里没人干活，市面不让人做生意，饿了不让人逃荒，就这样活活的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
所以中共才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又被中共整死了几百万中国人。
到后来，中国人被中共整到谁都穷得活不下去了，这样中共不得不搞改革开放，这时一些青年学生还以为中共要变好了，于是上街游行反官倒，主张政府清廉。可是就是这样的“爱国青年”，也在1989年6月4日被中共大批的杀害。
后来中共为了生存，需要外资的输入，中共表面上变得不杀人了，可是私底下照样杀人，只是杀了谎称没有杀。
1999年7月20日，中共突然宣布镇压法轮功。法轮功本来只是一群修炼的人，通过自身的修炼，做个好人，做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好的人。
但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通过炼功健身效果非常好，想当好人的人也多，这样从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中国传出后，至1999年7月，修炼法轮功的人就有一亿来人。这是对社会有百利而一无害的事情。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群善良的民众，中共仍然不能容忍。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居然举全国之力，疯狂迫害这群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
一时之间大地阴沉，狼烟四起，鬼兽横行，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关，被打，被酷刑折磨。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来挣钱、谋利，甚至将五百名活生生的法轮功学员，推到炼钢炉里活活用钢水烧死。
可是中共边杀法轮功学员，边对外宣传说它一个人也没有杀。中共把原来明着杀人变成现在私下的杀人。
中共从篡政一开始，就在全社会宣传”无神论”、“进化论“，取谛各地的宗教组织，强迫和尚、道士、尼姑还俗。留下有个别中共用得着的宗教场所，它们就派驻中共官员去管理，成立专门中共的宗教局，严格控制人们的信教活动。
到后来中共搞了改革开放后，又大兴宗教场所，但是这些宗教场所已经与原来中国传统的宗教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些寺院只是中共打着宗教的名义，用来旅游挣钱的工具。这些出家的和尚也得拥护社会主义，很多是党和尚，还得坚持中共的绝对领导。
没人信神了，中共摇身一变成了“神”，各家各户不供奉神明了，而是供奉中共的一些魔头了。到处悬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挂象。文革时人人奉着一本“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个个争当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为了追随中共魔头，一些人父母可以出卖，良心可以出卖，亲人可以不要，打、砸、抢、烧、无恶不做。将中国社会还有留存下来的文物、古籍、建筑、寺院、佛像、书法、艺术、字画全部被砸掉、烧掉、毁掉。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艺术、音乐、文学、歌舞全部被中共毁灭，代之的是中共的样板戏、红歌、忠字舞。
中共改革开放后，更是不仅从表面层次毁灭中共传统文化，甚至从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中毁灭中共传统文化。中共将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垃圾全都引进中国来，把中国变成一个垃圾存放地，一个垃圾放大器，将全世界所有邪的、丑的、恶的东西放大扩散，欺骗全中国人说全世界都这么脏、这么坏。
中共将中国的历史全部改头换面，通过中共的学校教育、政治学习、文艺作品、演出，特别是电视剧的胡编乱造，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说成是阴谋、权斗、淫乱、密谋、不择手段的乱世。欺骗中国人说人类有史以来就是这么坏。
一些被中共愚弄的中国人，有的还真的以为中共说的是对的。如果有人说中共不好，他们就说人都是坏的；说中共贪污，他们就说古今中外谁不贪；说中共迫害好人，他们说那是你倒楣，谁叫你不长眼睛、不会来事，鸡蛋往石头上碰；说中共无法无天，他们就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就是中共定的，中共还要遵守什么法，说哪来的天，根本没有神，好死不懒活着，人死如灯灭，活一天算一天。
这些人真的是被中共给毁了。因为人没有道德、没有是非、没有良心后，他就失去了与神联系的纽带，他就听不懂神的使者讲的真相。
这就是共产邪灵要达到目的，中共不光是想毁掉中国人，而且还想通过这些没有道德的人，开动中共的洗脑机器，去影响全世界，把全人类的道德都拉下去，以达到共产主义毁灭全人类的目的。
不死的灵魂
经过中共邪魔如此的祸害，幸运的是中华大地良心尚存，一波波反抗中共邪教的浪潮此起彼伏，生生不息，视死如归，驱除马列、恢复中华的声音不绝于耳。
八九六四学生运动打响了集体反抗中共的第一枪，尽管无数中华儿女倒在了血泊之中，但是集体反抗中共暴政之声从此响起。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惨遭中共邪教血腥镇压，但是，这些善良的民众，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而是直立前行，英勇地直面邪恶暴政，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走在了中华民族集体反抗中共暴政的最前沿。
恐吓没有吓倒善良的民众，打压没有打倒民众的良知，牺牲反而唤醒了民众的觉醒。从此开创了中华民众的觉醒之路。
在中国大陆，无数的民众不再沉默，选择站在正义良知的一边，揭露中共，反击中共，向中共说不，打倒共产党的声音经常响起。
在海外各种反共的声音更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中共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中共败局已定，绝无回生之术，等待中共邪教的就是被驱逐，被解散，被消灭的下场。
中华民族永存，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民国归来
中共解体后，中华民国将正式归来，经过九十年的腥风血雨。常言道，吃一亏，长一智，我们吃了这么多的亏，经过了这么多的事，该是回归到中华民国正统的时候了。
没有走过的路，总是有个探索的过程，总是会有失败的时候，总是会有受挫的时候。但是，不能总在失败，总在受挫，该有的经验也都有了，该有教训也都有了，现在该到了重建中华民国的时候了。
中华民国失败后的这九十年的经验、教训，这里不再做总结了，前面的章节已经都说过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现在到了迎接中华民国归来的时候了。
中华民国宪法
前面已经说过，中华民国宪法，目前只能承认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会议颁布的双十宪法为唯一合法的宪法。以后中华民国正式归来后，只能在双十宪法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形势做些修改，光复后的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只能做双十宪法的修改稿。
中华民国国会
中华民国国会由中华民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在中华民国还没有正式归来之前，中华民国国会可由海外先行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会临时筹备会议，等待中华民国正式归来后，再组建过渡时期中华民国国会，临时国会筹备会议也同时终止。过渡时期国会以一年为宜，正式国会由各地依照宪法选举产生。
五、中华民国总统
在结束中共暴政的过程中，第一个掌控中国政权并且宣誓回归中华民国的人，为中华民国过渡政府大总统。
结束中共暴政之日，同时也是成立中华民国过渡政府之时。过渡期以一年为宜。一年后根据宪法，选举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后，中华民国组成了临时参议院，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自此开始了中华民国历届的政府总统如下：
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孙文临时大总统第1任。
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第2任。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正式大总统第1任。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皇帝 中华帝国）。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大总统再任。
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黎元洪大总统继任。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冯国璋大总统代理。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大总统第2任。
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周自齐国务总理署任大总统署任。
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大总统复任。
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高凌霨代总理署任大总统署任。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0月30日曹锟大总统第3任。
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4日黄郛代总理署任大总统署任。
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临时执政第1任。
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胡惟德代总理署任临时执政署任北洋政府。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颜惠庆总理署任大总统署任。
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杜钖圭代总理署任大总统署任。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顾维钧代总理署任大总统署任。
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第1任。
中华民国归来后，第一任大总统，待定。
在这个列表中，有人说曹锟是贿选总统，因而不承认曹锟是中华民国总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论曹锟是贿选当上的总统、还是没有贿选当上的总统，可是他都是由国会正式选举出来的总统。
承不承认曹锟是中华民国第三任正式的总统，不能由哪一个人说算了，得由当时的国会按照宪法的规定，按照宪法的程式去裁定。
我们绝不能像中共的头子毛泽东说的曹锟是贿选总统，既不承认曹锟这个总统，也不承认双十《中华民国宪法》，要是这样，不是上了中共的当了吗？
我们得尊重历史，尊重中华民国宪法，承认正式的中华民国的历任总统，这才是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尊重。
六、中华民国国旗
中华民国归来后，沿用中华民国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七、中华民国国歌
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建议选用《归来颂》并找能人谱曲。
归来颂
五色旗在空中飘扬，仁义礼智信的光辉照耀中华大地 。醒来吧！中华儿女；起来吧！神州子民；归来吧！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