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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7日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所谓自豪，就是为成就等激发出来的光荣感。
如果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拍着胸脯说：“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你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病。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可自豪的？
显然，这种自豪只能相对外国或者外国人而言。
问题是，这样一来，自豪感就和小孩子吵架同一个水平了：你说你家有自行车，他就说他家有小汽车；你说你父亲是教授，他就说他父亲是省长 其实，生而为什么国家的人，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罢了，用不着自豪或者不自豪。 在面对世界时，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养成实事求是的精神。 因为我很难想象：屈原走到汨罗江畔会仰天长啸，我为自己是一个楚国人而自豪；孟姜女站在长城边上会说，我为自己是一个秦国人而自豪；那刚被阉割的司马迁会说，我自己是一个汉国人而自豪；那被锦衣卫无辜关押严刑拷打的人不会说：我为自己是一个明国人而自豪；那被税吏横征暴敛走最后一铜板的农民不会说：我为自己是一个清国人而自豪肤色、出生地或者国籍，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引以自豪的理由。
但我们可以说：我自豪，我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在这里，我不用担心自己的血汗没有保障，不用害怕生命没有安全。
培养自豪感容易使人误入歧途。
当鸦片战争一败涂地后，中国最需要的是自豪感吗？难道我们感到自己的技术等等不如外国，就叫自卑吗？中国人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会自暴自弃吗？反正我想不出来，当人家拿着机枪而中国士兵拿着弓箭时，怎么会产生自豪感。什么时候都昂着脖子自豪，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想想看，在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连才偷、才盗都没有时代，又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当黄遵宪在时局飘摇不定中感到是“斗室苍茫君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时，他难道应该为国民的麻木愚昧充满自豪？当谭嗣同在菜市口慷慨赴难时，他心中留下的难道是对中国的自豪，而不是悲哀凄凉？
也许只好说中国有四大发明，以此来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可是老祖宗的东西和今天面临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啊！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不实事求是，培育起来的自豪感是会露馅的。
首先是它往往要夸大或者强调自己国家在历史上的或真或假的辉煌成就与灿烂文化。可老祖宗的炼钢技术在当时再怎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火药再怎么比人家早几百年发明，都不足以给八旗军对付八国联军增添多少胜算！所谓的自豪感往往是一种时间错位的陶醉。真正有资格自豪的是老祖宗自己，而我们倒是应该惭愧和反思：为什么国家沦落到了今天这等地步？当务之急是吸取经验教训。
其次是，容易把自己国家的繁荣强大绝对化，而忽视了它的相对性。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实力难道不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又先进吗？忆苦思甜，我们的现代海军可是从无到有，就是当时世界上也排名前列，确实值得赞美几十年改革的伟大成就！清朝的覆灭，耐人寻味，应该说自鸦片战争到民国成立，中国不是没有进步，而是不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要求。
可以说，很多开创性的基业都是从晚清开始的，铁路、电报等，从无到有，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在世界排名第八，这些成就相对自己的历史，确实足可夸耀，但在与世界的竞争中却一败涂地。我们的眼界不能只限于自己的脚尖，沉醉于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必须认识到，如果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就是发展也有亡国之虞！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的，正因为这样，黄海海战中的日本舰队才不会恭维你的强大！如果自己的国家相对别的国家显得贫弱，难道还要有自豪感吗？因此，要自豪，就得向最低的看齐！
再次是，意识到了相对的差距，于是就挑出国家某一个方面，大肆渲染，结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他因素，以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真的是了不得了。虚骄之气油然而生。某些刻意挑选的事件，也就成了图腾一般被人们崇拜。一旦国民甚至政治家养成了这种心理，他就很难客观地看待其他国家的实力和前景。
我们只要翻开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有关所谓民族自豪感的读物，都可以发现比比皆是拙劣的神话，体现中国的夜郎自大和泱泱大国的小气。我们说自己用只占世界上1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日本有是用多少耕地养活多少人口呢？美国只占世界5%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却拥有世界总额的四分之一、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中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按照所谓的自豪感理论，谁更有资格自豪？！不断培育自豪感的结果是，我们已经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坐井观天是我们的唯一不断发扬的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弥漫着这种害国主义的毒素。由于我们无法蜷缩在亚洲的一隅，逃避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与竞争，就不能不放弃这种自得其乐的思维。
总而言之，自豪感通常不过是高估自己的代名词。自豪感必须制造先入之见，结果必定是僵化思维颇有市场，养成许多深信不疑的教条。
一个国家的人如果过分自豪了，就喜欢给人家看相算命，大言什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天天说别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要不然，怎么显示出自己的国家值得自豪呢？
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赞美其他的国家，认为它的制度比自己国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处甚多，未必就是要去卖国媚外。
魏源一辈子也没有跨出国门半步，其爱国之情，天日可鉴。但他在《海国图志》里，提纲挈领地用武、智、公、周、富、谊六个字赞美美利坚合众国。而梁廷??在1844年成书的《合省国说》里，对美国民主法治敬而佩之。徐继畬在1848年成书的《嬴环志略》里，歌颂华盛顿“几于天下为公”，而且有“三代之遗意”，大清的朝廷命官，却在仰慕时人不齿的洋人华盛顿为“人杰”。[1]好在他们没有拿美国人的美元，也没有子女要拿美国绿卡的可能，他们虽然没有认为美国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圆，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却要比中国的优良！难道当宋教仁、于右任等倡议，“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2]就是为了媚外？！邹容心目中的“中华共和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3]；连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华民国国歌都讲“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刘师培认为，欧美只有伪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国还糟，“一无可采”。[4]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我们能够简单地说，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比倡导以没为师的孙中山、宋教仁、于右任、邹容更爱国？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先驱者救亡图存的历史，就只能是一部卖国史了！黄花冈的烈士尽管抛头颅洒热血，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就像黄兴所说的那样，是要效法美国的主义、目的，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国家，[5]所以，就可以挖苦他们平生最伤心的是，碧眼生成学不来！孙中山在1923年不就有“把中国化成美国”这样的话？1918年在宴请美国领事的宴会上，不就说过“美国为先进文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想必这些中国的先驱者们不会是满脑子的自豪感，否则还要学人家干什么？！如果照有些人的“爱国主义”来看，对美国鬼子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奴性十足？
即使由衷喜欢上了另一个国家，也不等于是当了洋奴。不能自己以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就强求人们都把自己的思想意识统一到这种观念上来。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说：“东方民族久处专制政体之下，惟知君上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说未之或闻。一旦涉及美洲，无一不顿改前观。行动、言论，均可自由。试披览报纸对于当道之称职与否，率皆任意评论，无所忌讳。居之既久，知美乃自由发生之地、英雄崛起之邦，人民无束缚，种族无阶级，有非他国所可同日语者。??美侨民，濡染既久，性质恒默为之，称作此间，乐不复思蜀之想者，比比然也。”[6]这实在是人之常情。面对这种现象，清政府更应该自我反思，而不是责备人们不热爱祖国。想到美国定居，和一个甘肃人想拥有北京户口，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或者更应受到谴责。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对一个国家值得学习借鉴，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的铁杆朋友，混为一谈。当年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何尝认为所师法的国家，就必须是中国的朋友呢？可是，中国许多政治家却不能摆脱这种不切实际的心理。孙中山从效法美国到晚年转向以俄为师，就是典型的事例。他说：“对于我们现时的大混乱和大崩溃，美国必须特别地承担责任”；“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援，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难道华盛顿和林肯的祖国竞断然抛弃对自由的崇高信仰，从一解放者而蜕化成一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压迫者吗？”失望之中认为应该师法俄国。[7]且不说该不该想谁学习，也不论美国等列强是不是对中国的局势应该承担这么大责任，就假设列强是强盗狼虎之邦，并且是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向他们学习了呢？
如今一些人表示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的失望，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认为自己羡慕的国家，都应该是助人为乐的君子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想人家总能够亲善友好地帮中国一把，就像一个在国际社会孜孜不倦地寻找雷锋叔叔的小孩。幻觉破灭之后，又为非理性的怨恨所左右。他们总是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怨天尤人，不能自拔。中国从来就缺乏正视世界。一切的病灶，与其说是列强的自私霸道，不如说是自己的无知。在国内，盼望明君贤相，而不是自立自强；对国外寄希望于某个国家主持公道。完了之后，又以为自己大彻大悟，原来这是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摘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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