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3月28日讯】1930年5月，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11号发表《鲁迅与牛》一文，针对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的人身攻击予以回应，说是“我在《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写了一篇短文《答鲁迅先生》，我的大意不外两点：（一）我觉得鲁迅先生近来的翻译‘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所以真不愧为‘硬译’，我已经举过三个例，随时还可多举几个例。（二）鲁迅先生善写有‘趣味’的‘嘲笑’人的‘杂感’，但是我不曾知道他的积极的对于文艺与思想的态度是什么，主张是什么，所以我愿他说几句正面的话。……”“鲁迅先生对于我上面说的两点正文，截止现在为止，并没有回答。而许多许多枝节问题又生出来了。这正是鲁迅先生的故态，他就没有耐性能使他彻底的在某范围之内讨论一个问题，……他也并不想咬下你一块肉，只想撕破你的衣服，招你恶心。”
另据宋益乔《新月才子》一书介绍，梁实秋“进入80岁高龄后说过这样一些话”：“鲁迅从来没有和我正面辩论过，……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读了梁实秋的文字，笔者总觉得他和胡适、陈源、徐志摩诸人都太老实、太绅士了一些，根本就不明白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对手，根本不明白鲁迅并不需要“文学的主张”；因为他自有一套“文学”之外的可以称之为“不择手段主义”和“党同伐异主义”的主张。
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是唯一一个不以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示人的特例，这其中的道理，他在1925年5月3日致许广平信中说得明白：“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两地书》原信十九）
1928年4月10日，鲁迅在《三闲集‧通信》中又颇不情愿地公开了自己“不择手段”的“手段”和“主义”：
“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是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
相对于自以为“目的是正的”的“不择手段主义”，鲁迅对于“党同伐异主义”有更多的说明。1926年12月29日，视国民党为同党的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总结辛亥革命的血腥教训时说：“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1926年12月12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甚至把“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当作压倒别人抬高自己的精神制高点予以炫耀，说是“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两地书》原信一0六）
1927年1月，鲁迅在《新的世故》中再一次为自己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进行既抹黑自己又弄赃别人然后再压倒别人并抬高自己的心理化妆和道学包装：
“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找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和章士钊闹，……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
到了1935年11月16日，正在挂靠苏俄和中共的晚年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信中，俨然是又回到了视国民党为同党、视辛亥革命为正统的老路上，彻底抛弃了自己有条件地认同过的人道主义立场：“二十四年前，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
由鲁迅对于反人道主义的“党同伐异主义”和“不择手段主义”的至死不渝，便可明白梁实秋找鲁迅要什么“积极的对于文艺与思想的态度是什么，主张是什么”，是如何的盲目、老实、可怜和可笑了。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