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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5日讯】去年10月26日，山西省晋中市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共最高层的特大凶杀案。一位名叫胡文海的村民一夜之间枪杀了14名村干部及其家属。令人吃惊的是，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这样一起血腥的凶杀案居然赢得了当地多数百姓的同情。它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政府在治理腐败问题上的强烈不满。有关当局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以防类似悲剧的重演。
胡文海凶杀案起因于他代表该村121名村民向有关部门举报该村干部胡根生等的贪污受贿行为。自从去年3月份起，胡文海就带着121名村民的签名举报信四处上访，举报该村部分干部的贪污受贿行为。该举报信除检举村党委书记胡根生的经济问题外，还指出由于胡根生等人担心胡文海告发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曾幕后指使他人于1999年6月对胡文海行凶，企图杀人灭口，因此要求公安部门并案侦查。胡文海原以为有关部门会认真调查核实他与一百多名村民的检举材料，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不料包括纪检、公安等在内的政府部门对他们的举报一直置之不理，使胡文海感到异常失望。据了解，有关部门搁置此案的理由居然是办案经费不足。受害者胡文海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最后选择了一种极端做法：将部分村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杀死，一了百了。原本一起普通的纠纷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最终竟然演变成了一场酿成14人死于非命的惨案。
去年底，当胡文海被判取死刑时，一位在法庭上的旁听群众对记者说：“胡文海杀了这么多人，而且其中有些人是无辜的，是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为什么政府对121名村民告状不接不管？地方政府不能对群众上访的事再推、再拖、再压了。”胡文海的律师也在法庭上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表示，如果胡文海等村民的举报投诉能够得到及时处理，政府有关部门能给举报人一个公正的、符合法律的答复，这一悲剧就有可能避免发生。
毋须讳言，胡文海案的发生正是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官僚作风严重，对广大民众急于解决的问题一贯采取“压、推、拖”的恶劣态度造成的。尽管我们不能认同胡文海的做法，尤其是滥杀无辜的行为，但是政府方面也应该充分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今后政府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民众的举办活动，并对举办的民众予以保护；同时，在充分肯定举报人的行为外，应立即立案调查所举报的腐败问题，并尽快作出裁决。过去几年来，举报人遭到打击的事累见不鲜。新闻媒体也对民间反腐败呼声予以封杀，如最近中共宣传部颁发了一份文件，下令对三十二个领域的新闻禁止或谨慎报道，其中就包括了有关“反腐斗士”和“民告官”的新闻。广大民众早已对当局如此的恶劣做法极为不满。如今这种不满发展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胡文海案就是一个明证。
胡文海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的一段话发人深省：”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从小就仗义执言。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后来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有些部门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于是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毫无疑问，胡文海案的所有受害者都是这一悲剧的牺牲品。那些被杀的人中有一部分可能曾触犯了法律，从事过贪污活动或曾向胡文海行凶，但是，应该说罪不该死，其家人更不应受到株连。而胡文海原本是一个正直善良、好大抱不平之人，如今由于政府的处理失当、官官相护而导致悲剧的发生，成为一名罪人。因此，我同情这场悲剧的所有受害者。有些人认为胡文海值得称道，我对此感到费解。道理很简单，一个犯了罪的人就是罪人，无论他犯罪的理由有多么高尚；而罪人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更不值得人们称道。我理解部分有这种看法的人对政府的怨恨，但是，怨恨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中国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传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滥杀无辜、为所欲为。更何况，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时，这一传统已不再能容于社会。否则，那些开在大街上的私人银行都应该遭到洗劫。
一个社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官匪勾结、是非不辩的程度，令人深以为懮。对于整个社会四处充斥的仇怨与杀戮，谁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既不是杀贪官的人，也不是被杀的小贪官们，而是当今的政府！
（本文原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作者对原文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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