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6日讯】(中央社记者张声肇纽约特稿)综合“改革派”人士的意见，全球化体制首需把各国政府当作改革的伙伴，其次应帮助穷国不但引进生产线，也需学会生产所需的知识与技术。
政府作为全球化运动伙伴，真正造福穷人的故事，可以智利为例。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八年，智利的贫民人数减少了一半，主要因为该国经济有实质的成长—-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零年平均每年成长百分之六点六。
经济成长不见得保证财富分配平均，但要脱贫，经济总得成长，这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依此观点，拉丁美洲和一般第三世界国家，中共和印度除外，几乎都是失败的例子。
智利在独裁者皮诺契执政期间，经济稳定成长，但要等一九九零年他下台，民选政府继任后，全民才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政府独裁而经济成长，正好流为全球化反对派的指控：全球化加速贫富两极化。智利民主政府照顾贫民而皮诺契做不到的措施，包括拨款振兴最差的九百所小学，补贴贫户住屋、托婴、收入，今年起还成立失业保险制度。
一九八零年代，全球化的“流行作风”是民营化、解除管制、财政紧缩、金融业自由化。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经济学家、阿根廷籍的马丁说，直到一九九七年，“政府”在全球化论者眼里仍是“恶魔”，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要提升经济，改善民生，毕竟需要基础建设、体制机构，还有教育，也就是说，经济“开放”后，需要更多政府的管理机制。
和智利相反的例子是海地。海地的经济开放程度曾被国际货币基金会列为第一名，可是一九九零年代，海地的经济不但没有成长，反而萎缩，如今平均国民所得只有两百五十美元。海地的例子说明，只要政府贪腐程度不改进，封闭型经济改为开放式经济还是无济于事。
讽刺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会、区域政府组织甚或各国政府，都没有评估或比较各国政府贪腐排名的机构，这工作只好由国际透明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为之。
匡正全球化流弊的第二策略是“不但给人鱼吃，还教人捕鱼”。这点，从墨西哥和南韩之例，可看出策略之差，会造成多大的成果之差。值得注意的是，南韩不是静待外商主动转移技术，而是以之作为引进外资的条件。
德国的国民车公司一九六零年代就赴墨西哥普布拉州投资设厂，生产金龟车等型汽车，生产线和零组件及周边产业共雇用八、九万人，月薪高达七百六十美元，可是，四十年下来，墨西哥工人仍只会拼装汽车，造不出自己的车子来。
德国公司虽然说它会从墨西哥购买百分之六十零件，实际上，几乎全部这些“本地内容”零件都是外商投资，甚至连材料都是进口的。所谓技术转移，对跨国公司而言，只是“公司内”的转移，连后来的美国福特汽车也如法炮制，难怪普布拉大学经济学教授华雷兹说，“虽然墨西哥有很多汽车厂，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制造汽车”。
南韩马山的加工出口区就不一样。一九七零年初，“本地内容”只占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年之后，就升到百分之五十。通用汽车买下大宇纺织公司，把它变成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船只、电脑等王国，并不是通用主动要教大宇新技术，而是韩国政府“命令”非如此不可—-不但要通用转移技术，同时还关闭进口市场，保护本国企业，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成长。
当初不要求技术转移的墨西哥，经过四十年的加工出口经验，虽然加工产品从纺织品“升级”为高科技产品，百分之九十七加工零件仍是进口货，墨西哥出口品的价值甚至比一九七零年代中期还不如。如今，在北美自贸协的紧箍之下，竟连要求技术转移都“违规”了！
当年参与北美自贸协谈判，后来担任外贸次长的德拉卡耶说，“我们当初应该在协定里面加一条技术转移条款的。这样，我们现在就会从美国得到很多技术，可是我们连试都没试。”
更惨的是，紧提供劳力的墨西哥加工区遇到了劳力更便宜的竞争对手，如中共和孟加拉，许多原在墨国的外资工厂，纷纷转移阵地，到这些工资更低的国度，墨国最低工资工人的收入，会从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零年惨跌百分之五十，也就不足为怪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