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0月01日讯】在国内外大变局的形势下，五中全会将怎么开？习近平要达到什么目标，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又有哪些较量？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谈点拙见。本篇先对“十四五”规划做个总体评估，预判。
虽然“十四五”规划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文件还待正式出台，但是，根据中共的历史和习当局给“十四五”定的基调，我们还是有可能预先对“十四五”做个总体评估的。当然说得也不一定妥当，权且作一家之言吧。这里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总体来讲，中共“五年计划”的做法是失败的
第一条，只要中共这个体制不改掉，“五年计划”这种作法的总效应就是限制和障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共控制的一种手段，它的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要不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怎么解释？
中共从苏联学来“五年计划”的作法，其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是复杂的，有积极的方面，更有消极的方面，甚至是危害性的。从根本上讲，这是计划经济的搞法，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仍然是中共元老陈云讲的“鸟笼经济”，共产党是绝不会把“笼子”拆掉的。如果“笼子”都没了，鸟都自由飞翔了，那共产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就成了累赘了吗？
再说具体点。国际社会，政治首先是“责任政治”，一个领导人对他的施政要负责任，搞不好老百姓不满意，就得下台。中共搞了将近70年的“五年计划”，有哪个领导人对其主持搞的“五年计划”负责任了呢？而且，“五年计划”的五年和中共领导人一个任期的五年，不一致，是跨任期的。这个责任怎么追究？中共这个体制是绝不允许老百姓对它追责的，“追责”只是内斗中的一个借口，就起这么点作用。
另外，“五年计划”就是一张纸，和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并不是一回事。中共已经走过了13个“五年计划”。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一个大工程，耗费巨大的资源、人力。例如，陆媒披露，十三五”规划编制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就开始了，历时3年，共分为四个阶段、十个步骤。不能说牵涉其中的专家、人员没有能力，但是，由于被中共体制、中共政治所决定，作为“政治挂帅”、瞎指挥的结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二、十四五是中共在打一场必然失败的持久战
第二条，习当局的定调是自欺欺人，“十四五”（2021-2025）是场不可能胜利的“持久战”，中共甚至都没可能走到2025年。
根据新华社通稿，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定下两个基调。第一个基调，强调三个“仍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第二个基调，从持久战的角度出发，“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进一步提出这是“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第一个基调是鸵鸟政策，无视现实危机，自欺欺人。其一，中美新冷战方兴未艾，全球“清共”潮起，“战略机遇期”从何而来？其二，共产主义内在的进攻性、扩张性和颠覆性，一战打出个苏俄（苏联），二战打出了个“共产主义阵营”，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统天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不过是其实力不逮时炮制的一个谎言、洗脑陷阱，高挂免战牌，当它势力嚣张时就会高喊“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主动出击，挑起战争；但是，美国觉醒了，川普政府的强大攻势是你中共能叫停的吗？其三，实质从2009年开始（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坠，一直没有见底，哪里有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二个基调开错药方，十四五是中共在打一场必然失败的持久战。
习当局非常清楚：“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因此，“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开出的药方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笔者在《透视中共的“国际循环”》一文中指出：中共虽然已多年排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同为世界上GDP超10万亿美元的两个国家，但两者的经济实力、控制力、影响力，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已经开打新冷战的美国，已不可能再给中共机会了。例如，8月10日，蓬佩奥在每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CPAC）上表示，川普总统改变了美国以往的对华绥靖政策，并要确保下一个世纪不是由中共这样的威权政权来管治。
美国的一个芯片禁令，就能让中兴投降、华为命危；如果美国祭出金融制裁的核弹，中共恐怕就要半死不活了。也就是说，中共渴求的“国际循环”，难以畅通。下面重点说说“国内大循环”。
三、“国内大循环”，一个幻梦
中共窃国超过70年，在经济上，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框架。总体来讲，70年的经济发展的效应，更多的是灾难，而不是成果，是这样一个“两型经济”：道德崩溃型经济和环境毁灭型经济。具体讲到“国内大循环”，本来，在一个现代国家，“国内大循环”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中国即使在毛时代，搞计划经济，“国内大循环”也是堵点多多。一个标志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五部分就是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承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迄今没有解决。
习当局现在提“国内大循环”，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诸侯经济”的问题。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搞地方割据，互相封锁，各自为政。催生“诸侯经济”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地方官员的所谓政绩观念，要升官，要有政绩，就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业，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把当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或大拆大建，或招商引资，或违规抢上项目，或对外封锁，目的就是一个，政绩是个硬道理，有了政绩就有底气，就有官帽。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讲产能过剩问题（2014年，大陆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而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据此判断，目前我国工业总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部分行业已经属于严重产能过剩），其实质就在于重复建设、诸侯经济问题。
要消除“诸侯经济”问题，就必须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个中共已经讲了很多年，搞了3轮清理活动，但是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第一轮，2001年4月，因为要加入WTO，中共发文件——《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2013年-2014年，第二轮，商务部等12个部门按照《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工作方案》联手推动。第三轮，2016年6月，中共印发《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59个涉嫌行政垄断的案例；2019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文，要求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2020年4月，中共又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动作被称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统一市场的最新一战”，但在刚性的地方利益、僵化的体制机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员阶层面前，同样又将是雷声大、雨点小。（笔者“中共体制中的地方割据隐患杂谈”也有涉及此问题。）
除了“诸侯经济”这个拦路虎外，还有如下四大难题决定“国内大循环”难以畅通。
其一，“全球产业链重组‘去中共化’无可避免”。这是笔者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了三条：第一，从世界经济史角度看，制造业迁移是常态，上世纪以来已有四波，当前是第五波，这是客观规律的作用，绝非中共所能控制；第二，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使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共化”成为必然选择；第三，“去中共化”的高昂成本，将被美欧“再工业化”、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新趋势三者从容化解。
现代经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不可分离的，对中国尤其如此。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品制造国、最大商品贸易国，中国应深深卷入全球产业链中，例如，中国是芯片进口最大的国家，2013年以后，中国进口芯片超过2000亿美元，2018年以后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芯片自己用掉大概60%，装机出口大概40%。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产业链重组，整体搬迁，离开中国，这对中国经济将是灭顶之灾，“国内大循环”就要断掉。
其二，对外科技依赖。2001至2002年间，陆媒《科技日报》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题，刊发了21篇报导。十多年后，2018年《科技日报》再次推出了一组由35篇报导组成的这个专栏，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了我国在哪些核心、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包括35项“卡脖子”技术和中国尚未掌控的六十余项核心技术。这表明中国对外科技依赖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今年9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忧患溢于言表，渴求“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其三，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出了现实考虑，文革后中共给民营企业开了条口子，甚至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人士是“自己人”；但是，防范心理和做法是无日或缺。9月16日，中共召开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民企统战文件，要求民营经济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对这些年来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措施，政策越来越“左”。但是，没有民营企业的生机、活力和发展空间，“国内大循环”只能是一句空话。（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其四，中国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中国经济是种畸形经济。在毛时代，貌似平均主义，但官民之分与城乡之别，把中国人基本上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官员阶层（“新阶级”），借助党国体制，手握生死大权，垄断一切资料，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第二类，城市居民，底工资、高就业、享受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例如商品粮、医保等等；第三类，农民，被套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里，自生自灭。这种情形下谈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民间消费，没多大意义。
“改革开放”后，“统治阶级”权力套现，中国演变成一种最坏的经济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贫富分化走向极端。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李克强一句“中国有6亿人的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把底子揭穿了。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的报告，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此外，如果以1090-2000元标准来界定中低收入者，则该群体的人口规模总量会达到3.64亿。也就时说，月收入2000元及以下者，高达9.64亿人。
这也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所揭示的情况相一致。该文分析了中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呈现为一种“倒T字型”，总人口的64.7%在最下层，至少超过就业总人口的84.1%居于社会的下层。其他群体呈立柱式分布，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即贫困和地位低下的人民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与上层都只占很小的比例。10年后，李强研究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结论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2015年9月美国高盛公司（GoldmanSachs）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消费市场以一小批中产阶级为主导，仅有2%的就业人口收入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目前有大约11%的中国人口可以被定义为“中产阶级”（约为1.53亿人）；除他们之外，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只能满足生活必需。最顶端的“高端消费者”仅有140万人，人均年收入为50万美元，这些人构成了在巴黎、纽约、东京、伦敦的商场里“火拼”购物的中国人主体。
中国这样的人口结构、消费结构，能支撑起“国内大循环”，那才是咄咄怪事！
结语
中共吹嘘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支柱是其经济成就，尤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是增长巨大，但是，付出的代价更大，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只是分担代价，并没有分享到多少成果，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了。中国已经到了不解体中共，中国就要崩溃的地步了。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不过是中共给人民的一个画饼而已，这个世界不会有人仅靠画饼就能饱肚子、活下去的。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