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高杉编译报导）为了应对中共病毒疫情，许多地方的政府都实行了在现代社会从未被使用过的严厉措施，对日常活动进行了严格而广泛的限制，并使整个世界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和平时期经济衰退。
据“福克斯商业网”（Foxbusiness）报导，疫情使全世界失去了4亿个工作岗位，仅在美国就有1300万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数据，今年全球产出可能下降5%，比金融危机时期还要严重得多。
尽管代价很高，但很少有政策制定者会觉得他们还有别的选择。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只是医疗危机的副作用。他们下令关闭不必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并告诉人们待在家里。所有这些措施在实施前都没有经过对收益和风险的广泛的分析，而这通常是在新的医疗措施实施之前必要的程序。
或许当时没有时间收集进行这样分析的数据：面对一种了解不多、传播迅速的病毒，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拯救生命。
但在五个月过去后，有证据表明，封锁社区及全面停业是一个过于生硬和经济成本高昂的措施。这些措施在理论上也很难维持足以消灭病毒的足够长的时间。证据还表明，存在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减缓病毒蔓延的替代战略。随着确诊病例在美国各地爆发，一些专家敦促政策制定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和干预措施，而不是实施另一轮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封锁措施。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对此表示：“我们正处在一场经济灾难的风口浪尖上。”斯托克与哈佛大学疫情学家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等人正在建立模型，以研究如何避免疫情导致死亡人数激增，同时又不至于使防疫措施造成严重破坏。斯托克表示：“我们可以通过纪律约束来避免这场灾难中最糟糕的部分。”
疫情给经济带来的痛苦主要不是来自被感染的病人，而是来自那些努力不被传染的健康人：消费者和待在家里的工人，以及重新调整或暂停生产的企业。他们大部分都是自愿的，所以无论政府是否实施封锁隔离限制，对经济的冲击都是不可避免的。
把自愿隔离带来的影响和由政府封锁命令带来的影响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一项由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和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进行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限制措施仅占美国消费者流动性下降的12%；另一项由印第安纳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科萨里·西蒙（Kosali Simon）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领导的团队进行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限制措施造成了60%的失业。
尽管如此，由于疫情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许多疫情学家和经济学家表示，在病毒失控的情况下，经济无法复苏。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在四月份表示说：“病毒将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重新开放。”美联储在7月底表示：“经济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毒的传播过程。”
这些说法使得人们对可接受的感染水平的认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应该施加什么样的限制措施。如果唯一可以接受的感染水平是零确诊病例，那么就应该不间断实施严厉的封锁措施，直到至少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出现。但大多数国家都拒绝了这种做法。
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封锁社区并不是标准的疫情应对工具包中的选项，这些工具包主要是为应对流感疫情而设计的。
在1918-1919年流感疫情期间，一些美国城市关闭了学校、教堂和剧院，禁止大型集会和葬礼，并限制商店营业时间。但是没有一家公司强制要求员工待在家里，或者关闭所有不必要的业务。在1957年流感疫情期间也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另一次致命的流感，但甚至连学校也照常开放。
封锁社区也不是当代疫情应对剧本的一部分。加拿大的疫情指导方针得出结论称，限制人员流动“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其2017年社区流感疫情缓解指南中，并没有建议人们都待在家中，或者关闭不必要的企业，即便是对于一个世纪前那样严重的流感疫情也是如此。
因此，今年1月份，中共封锁了武汉及湖北省周边地区；3月初，意大利实施了“全民待在家中”政策，但其它地方的许多疫情学家都认为，这些措施带来了不必要的害处，而且可能根本无效。
但到了3月底，他们改变了主意。在看到意大利的医院里挤满了垂死的病人后，其它国家的人们都感到震惊。中共病毒比流感更致命，它能够无症状传播，而且尚没有疫苗或有效的治疗。
台湾、韩国和香港在如何不实施封锁而阻止中共病毒疫情方面树立了早期的榜样。他们的反应能力在2003年遭遇SARS、MERS和禽流感疫情时得到了训练，他们迅速减少了到中国的旅行，引进了广泛的测试措施以期隔离感染者并追踪接触者。他们那里的民众很快都戴上了口罩。
瑞典则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政府没有采取封锁措施，只是施加了一些适度的限制，以使确诊病例保持在医院能够处理的水平。
根据摩根大通透露数据，瑞典的人均死亡率高于邻国丹麦，但低于英国，而且瑞典付出的经济代价也低于这两个国家。
瑞典目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与欧洲其它国家一样低。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瑞典政府正在追求群体免疫——即在某一转折点上，由于之前的接触或接种疫苗，足够多的人口具有免疫力之后，人际间病毒传播就会减少，最终疫情消失。但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其它地方，对于群体免疫这一点都没有达成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表示，美国从未能够解决“我们是要缓和还是要压制”的问题。他说，缓解意味着接受数十万人的必然感染后死亡，以期实现群体免疫，没有领导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是，完全压制住这种病毒“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能一直（把封锁）坚持下去，直到病毒消失为止”。
一些国家确实通过封锁实现了压制。中共在湖北省压制了这种疫情，并抑制了随后在其它地方爆发的疫情，它采取了大规模的隔离和监控措施，但这种做法在西方民主国家很难复制。
新西兰实施了为期两个月的最严厉的封锁。这个国家面积相对较小，地理位置偏僻。该措施使该国曾有102天没有出现新病例。尽管如此，本月的一次疫情爆发还是促使政府重新实施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中共的威权主义手段和小国新西兰的耐心。今年3月，当被问及停工是否会持续数月时，川普（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我希望它消失得比这更快。”事实上，在三月底，他的健康顾问曾建议，再封锁限制一个月就足够了。
责任编辑：李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