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21日讯】中国90后当红女明星郑爽代孕风波持续发酵，中共政法委官方公众号也在1月19日发文指责。
在这篇题为《评郑爽代孕弃养风波：钻法律空子，这绝不是无辜》一文，总结了3个“要知道”：在中国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避重就轻也改不了事实真相。没有营养的炒作带不来长久流量。
中共政法委刊文措辞严厉批郑爽“无知”，其实显得自己也很无知，也有几个“要知道”。
要知道，虽然代孕是有很大争议，但目前中国法律并没禁止中国公民代孕。中国没有针对代孕的管理法规，只是和代孕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两个，分别是原卫生部2001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注意，这里禁止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不是代孕技术本身。甚至违规者只要未构成犯罪，也只会处以警告及三万元以下罚款。
2012年新闻，广州某富商通过代孕生了八个孩子，调查确定因超生被罚，广州市卫生局坦承，打击代孕面临无法可依。2019年新闻，上海代孕母亲争夺抚养权，案件最终由静安区法院判决，签订的合同无效，当事双方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罚。
2016年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正式颁布，将草案中原本注明的“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的条款删除了。政策豁口还不仅体现于此。
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调查报导指出，二胎政策效果不佳，应该适当开放代孕。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健康时报》2020年12月15日第2版刊登《陈凯歌短片中的代孕违法吗？》一文，其中有一段内容如下：“国内的医疗机构被禁止实施代孕，海外代孕就成了唯一的合法路径。中国政府对于海外代孕这个群体，采取默许的态度。尤其是代孕孩子回国入籍这个环节上，从来没有设置障碍，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公民，孩子就可以顺利获得中国国籍。”
要知道，国内“借腹生子”产业链非但不隐形而且蓬勃发展中。
近期多篇公开报导显示，疫情期间，海外代孕受阻，导致需求从海外转回国内，这让国内代孕这一产业的生意火红。
这些年据陆媒相关调查报导，国内专门从事这一行的中介机构达到了400多家。湖北甚至有个“代孕村”，村民不避讳的说，村里九成的年轻妇女，都出去代孕过。目前国内存在大大小小的代孕机构，总共诞生了多少代孕婴儿尚无法统计。但是位于深圳的一家助孕中心，从2008年创立至今已累计为8000多户家庭完成代孕中介服务，诞下超1万名婴儿。
2019年2月，四川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拟赴香港IPO，该公司以提供辅助生殖服务为主，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提到，2017年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仅6.5%。这侧面说明，中国的代孕市场比已知的还要大。
要知道，在中国代孕市场的一个主要需求群体，一直就是中共官员。
众所周知，中共贪官多包养情妇，其目的之一为了“超生”。早在2007年，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报告时指出，贪官70%有情妇，并且因贪污受贿案发带出包二奶“超生”事实。如广东省汕头市档案局原局长陈乐群，乃至央企华融集团董事长赖小民，都有多名情妇多个私生子。中共司法部前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在“贪官的忏悔录”中说：在家都不敢让超生的孩子叫爸爸。这些贪官的情妇都被充当代理孕母。
最新案例，2020年6月17日，原包头市林业局副局长李福荣贪污、受贿案宣判。李福荣以代孕为名，与多名女性进行钱色交易，并生育3名非婚生子女。
没有生育能力的官员，代孕成为受贿方式。曝光案例，中共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在时年52岁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却膝下无子，竟由一名山东富商出资346.45万元，帮王保安找人代孕，而且生了俩儿子。
习近平反腐，高官群体兴起“赴日代孕”。日本《每日新闻》2016年调查报导披露，在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有“地下代孕”为中共官员的亲属在日本找人代孕产子，然后再将财产转移给日本出生的子女。受访的2个案例案主，都是有至亲在中共中央担任要职的官员，据称，因习近平大力反腐，所以他们要把财产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并为日后定居日本铺路。报导称，当时有中共高官透过代孕生下的日籍孩子，不到2岁名下已有20亿日元存款。
所以，当前中国代孕处境是“法律不禁、政府默许”，客观说郑爽如果代孕了还真没违法，而目前仍有多少党官国内代孕进行权钱色交易、海外代孕生子转移资产。
责任编辑：高义
